导演张黎的名字，多数观众并不熟知。他的作品只有《走向共和》、《中国往事》、《大明王朝1566》、《军人机密》以及正在央视八套热播的《人间正道是沧桑》（以下简称《人间》）寥寥几部，但都堪称有分量之作。
这位摄像出身的导演，作品不仅画面讲究，而且更具思想性。接受本报专访时，张黎字斟句酌，边思考边讲述着他的《人间》。
谈主题
与观众探讨“理想要不要”
记者：《人间》就像一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共产党、国民党的分分合合，众多历史大事件通过虚构的人物串接起来，人物的不同价值观决定着他们在大事件中的行为取向，并影响和推动着事件的历史进程。您选取这样一个历史视角，最想阐释的主题是什么？
张黎：这部戏的创作，除了正确、公允地展示那段历史之外，我们就是想与观众探讨，尤其是年轻观众，理想要不要？信仰要不要？价值观要不要？在这里，他们会看到，确立理想多么艰难，到达理想的彼岸又有多难。剧中几乎每个人物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这应该是引发观众共鸣的一个原因。
它是一个剧，不是历史教科书。你必须从浩如烟海的教科书里，找到一个揭示和展现的角度，找到一个相对清晰的角度，因为这段历史很多人并不了解，很枯燥很繁杂，你如何把它讲好是个技术活儿。于是，我们选择了在不背离大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通过虚构的杨、瞿两家人物面对战乱不断、世事沧桑逐渐走上各自的道路，来表达对于理想、信仰的理念和观点。
谈遗憾
前半部“以熟讲生”没到位
记者：“正气歌”式的电视剧，很容易因为拍得太“正”叫好不叫座。这部剧却出乎意料，在最为挑剔的网民中率先火起来，荧屏也呈现热播现象。不过，先看完全剧的观众似乎更喜欢后半部。
张黎：这不能说不是我的一个遗憾。我曾问易中天，为什么他能把三国时期的历史事件讲得栩栩如生？他说采用了“以熟讲生”的方法，我觉得说得很好。电视剧的前半部分很多东西观众很陌生，我一定要找到一种观众熟悉的方式，熟悉的可比照的相关实例来讲，这就是“以熟讲生”。
《人间》从1925年讲到1949年，前半部分从主人公杨立青考入黄埔军校的1925年到1937年，发生了很多大事件，比如中山舰事件、“四一二”清党等，这段历史很多人并不了解。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怎么以熟讲生？因为有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事实是无法回避的，就需要在剧中通过人物把它戏剧化、剧情化、人物关系化，在这点上我认为做得不是很好，这是遗憾之一。1937年以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这些年很多文艺作品都有所表现，这段历史对很多观众而言是熟悉的，我们讲起来就容易一点。这个剧越往后越好看，前面可能有些地方真的不好看，可能有一部分是我个人能力的问题，没有把观众不大熟悉的东西转化成观众容易看懂的东西。
谈人物
历史的评判是无情的
记者：不管是《潜伏》，还是《人间》，剧中的“坏人”都没刻意去表现他们的“坏”，而是放在不同的社会群体里和价值观念中，展现其符合自身逻辑的人物行为合理的一面，这和我们过去作品中脸谱化的“坏人”有很大区别。
张黎：因为人物有魂，有魂才有生命力。以瞿恩来说，我们第一代共产党人和第二代共产党人中，像他这样的人大有人在，为了自己的信仰、信念，他在坚持。瞿恩是一个布道者，也是一个殉道者，他为了信仰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这种人搁在当今，看似遥远，看似不真切，其实不是。我相信，很多观众，包括年轻观众，看了以后会有一些感慨和感触。《人间》能够引起热议，议论的是人，而不是事，观众不会对一个历史细节或这个历史是否真实去计较。他评判更多的是，生活在这个历史当中的活生生的人。
所谓的好人还是坏人，是信仰决定一切的，这是客观的。你选择了一种信仰、一种理念，你就要为之奋斗一生。他们的行为都服从于信仰，只就这一点而言，并没有错，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但你选择的是落后的、腐朽的、反动的，那对不起，你最终要被历史淘汰。你的命运悲剧就在这儿，你选择错了，历史的评判是无情的。
记者：黄埔军校的三期六班学生们在这个历史潮流中扮演着各自的角色。范希亮的“钢刀归钢刀，同学归同学”目前成了流行语，惺惺相惜又不得不成为对手，如此表现的用意是什么？
张黎：他们身上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职业军人精神。军人有很多种颜色，杨立青、范希亮、汤慕禹、穆震方、谢雨时等，每个人分别代表一种颜色。在这里，我们想传递的是，不要认为黄埔是国民党的黄埔，它是中国的黄埔。相信看完了这部戏，大家会对黄埔有个全新的认识。
谈表演
孙红雷有超常的再现能力
记者：有一些观众觉得，孙红雷饰演的杨立青没有黄志忠塑造的杨立仁出彩。您怎么看？
张黎：就我来看，还是孙红雷塑造的杨立青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人物是个正面形象，立体化表演到位很难。观众别急着下定论，往后看，孙红雷塑造的杨立青超越了剧本。我还是那句话：没有我，这部戏也能看，大家也会看。可是没有孙红雷，我真的不能想象这部戏会是什么样？孙红雷有两个能力是超常的，一个是他对人物的解读能力，一个是对人物的再现能力。有的演员有解读能力，但再现能力未必强。孙红雷能够比别人强地解读这个角色，他又能比别人更强地再现这个人物，真的不可多得。孙红雷的职业道德素养很高，在他这个年龄段的演员中是不多见的，他对每个人物、每个镜头、每场戏都不放弃，有的时候我都觉得这场戏可以了，可他还是说：“导演这个地方能不能那样，会再好点、再丰富点。”在长达五个月的拍摄中，他受了两次伤，眼睛被群众演员打伤了；中途血压一度舒张压低至五十，收缩压只有七八十，接近于抢救的临界点。搁一般演员早就不干了，可他始终在坚持。
黄志忠饰演的杨立仁是一个负面人物，塑造起来相对容易些，剧本提供了一个更接近真实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完成得很不错。黄志忠是我认识的非常刻苦的演员。演员的刻苦，体现在很多方面，比方说茶不思饭不想，脑子里除了角色就没别的事了，冷、饿什么都不在乎，心中只有角色。
记者：对瞿霞因不能把完美留给自己最爱的人、最终放弃了那份情感的情节设置，一些观众觉得有些太刻意。
张黎：对此，我想讲个真实的故事来解释：帅孟奇曾任全国妇联常委兼组织部长。她1932年被捕，在国民党监狱关了5年，酷刑使她的身上没有一块好肉。那时，共产党人被抓绝无生还可能，她丈夫又结婚了。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开始，国民党放了一批共产党人，其中包括她。在延安开“七大”时，她见到了自己的丈夫，两人抱头痛哭，没想到还能见面。很多人劝他们复婚，她说，一个女人给自己丈夫最起码的是一个完整身体，如果不能，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她毅然放弃了这段婚姻和情感，并未再嫁。这说明，瞿霞的选择并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刻意和不近情理，在生活中也是有原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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