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自我改造及其裂隙
赵思运
（浙江传媒学院文化创意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沈从文作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的精神人格符号，对他进行发生学研究，具有重要的活体意义。如果对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灵魂的底色是文学的诗性，这也是他最“顽固”的精神人格基因。经过共和国初年一次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沈从文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也试图通过体现主流价值需求的文学创作实践与新中国政权保持步调一致，但是，他的诗性基因并未消失，因而导致了他创作中的矛盾与困惑，精神人格出现了裂隙。
关键词：沈从文；发生学研究；自我改造；人格基因；精神裂隙
中图分类号：I209
沈从文作为中国20世纪舞台上重要人物，其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一个文学家的角色。像周扬、胡风、胡乔木、何其芳等人一样，沈从文已经成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精神符号，一种人格载体。因此，运用文献—发生学的方法，对共和国初年的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更具有社会活体意义。作为一个著名作家，沈从文在共和国时期陷入了怎样的危机与困惑？他的文学诗性基因是不是真的消失、变异了？我们有必要深入到发生学层面，分析他的精神人格是怎样发生变异、又在何种程度上外化到他的写作之中的。
一
如果对沈从文进行内心考古学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灵魂的底色就是文学的诗性，这也是他最“顽固”的精神基因。沈从文的文学观念可以用“生命”、“爱”、“美”等三个关键词来概括，他还提出了“神在生命中”的命题。[1]( 376-379)文学/生命本位，是沈从文坚执的根本价值立场。他的“抗战无关论”、“反差不多论”、“第三条道路论”，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反对抗日、反对政治，而是反对非正常外力对文学纯粹性的伤害。沈从文的文学本位观，一直经受着批判，这种批判来自多方面，包括文学界的、政治界的，或者文学兼政治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也就是解放军即将围攻北京城前夕的1949年1月，北京大学贴出了声讨沈从文的大字报、贴出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给沈从文的精神打击极其惨烈。此时的历史语境发生了极大变化，解放区文艺独霸天下，国统区和自由主义文人遭到了“清洗”。对自己的文学才华高度自信的沈从文万万没想到，他一直反对政治指导的文学艺术真正地成为政治力量，以政治革命的方式欲置他于“死地”。从此，进入了一段精神崩溃期。这一时期，他的绝望有多方面的，其中打击最大的是众人对他的不理解，他对所有的人都丧失了信心。一向恩恩爱爱的张兆和这个时候也感到束手无策了，让他去清华园住一段时间来休养调节身心，终也无效。一场自杀未遂事件之后，沈从文不得不放下了文学创作，离开了北京大学，在历史博物馆和故宫里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从此，也正式进入了他个人的“思想改造”阶段：1950年3月2日，入华北大学学习，后转学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1950年6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我的感想——我的检讨》；1951年，赴四川参加土地改革，11月11日再次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我的学习》，然后《大公报》予以转载；1952年，参加内江土地改革，写《“三反运动”后的思想检查》；1956年，沈从文在政治协商会议的发言在《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作为“必需更好的改造”的旧知识分子典型“相信了共产党”；1957年，参加批判萧乾座谈会；1961年11月，访问一批革命圣地；1966年6月，到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7年，在运动中受冲击，停工资，写检查，扫厕所，集中学习；1969年9月，下放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1970年转移到环境恶劣的双溪……
通过如此这般的政治学习与检讨，沈从文才算是获得了进入新社会的通行证。政治改造肯定经历了无限的痛苦，但是沈从文排解的唯一方法就是：拼命的工作。黄永玉在森林里工作时，沈从文曾以长信回复他，给他三个经验：一、充满爱去对待人民和土地。二、摔倒了，赶快爬起来往前走，莫欣赏摔倒的地方耽误事，莫停下来哀叹。三、永远地、永远地拥抱自己的工作不放。正是他自己的体会。
在这里，我们不能简化张兆和在沈从文生命中的位置和作用。美国汉学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1948-)在《沈从文传》中写道：“沈夫人不管处境多么坎坷艰难，总是亲切照顾她这位年老而又倔强得可爱的伙伴，体贴关心有如一位看护和忠心耿耿的保镖” [2](281) 沈从文的表侄黄永玉说得更幽默：“婶婶象一位高明的司机，对付这么一部结构很特殊的机器，任何情况都能驾驶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上，真是神奇之至。两个几乎是两个星球上来的人，他们却巧妙地走在一道来了。没有婶婶，很难想象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又要严格，又要容忍。她除了承担全家运行着的命运之外，还要温柔耐心引导这长年不驯的山民老艺术家走常人的道路。因为从文表叔从来坚信自己比任何平常人更平常。所以形成一个几十年无休无止的学术性的争论。”[3](155-156) 张兆和是一个非常有文化修养和艺术能力的女性，写过小说。沈从文去搞土改，以及后来决定写张兆和堂兄的革命故事，都有张兆和的影响在里面。公正地说，张兆和在沈从文的文学道路上具有重要的作用，既包容着放纵着沈从文，又规约着、呵护着沈从文。可以说，尽管沈从文命运多舛，但她都没有离开沈从文，在共和国初年他精神极度抑郁的时候，张兆和想方设法劝慰他，安排他在他的朋友那里休养。在生活中，沈从文一直把张兆和看作“政委”，也就是思想上给他把关的人。张兆和的同事涂光群到沈从文的家里，问及沈从文是不是还在写小说、为什么写小说那么少了，张兆和“总是以眼色、微小的动作，暗示沈从文‘三缄其口’。这种微妙的局势，自然被编辑们感知了。”[4](273)
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张兆和与沈从文在50年代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存在着较大差异，在特定时期也不可避免地加大了心灵的隔阂，使沈从文感到更加孤独乃至孤立。后来李辉讲过一个故事：李辉去看张兆和的时候，张兆和的孙女说：前几天，张兆和带过的几个学生结伴去看望她，为纪念沈从文去送花篮。看见了张兆和，学生们回忆起来当年张兆和怎样教导她们革命啊、进步啊！她的孙女说：“没想到奶奶当年还这么革命呢！”张兆和对革命的坚决态度当然受大形势的影响，但是，她的这种立场和态度对于暂时不适应新政权的沈从文，会造成一定的思想包袱和精神压力。解放军进城后，沈从文的精神极度恍惚，心理跌到低谷。他在家里和社会上倍感孤独，陷入空前的孤立。一位政治指导员通过张兆和去做沈从文的思想工作。这位政治指导员曾经是张兆和的老朋友。他还劝张兆和去华北大学学习马列主义，把孩子送到学校。结果，张兆和为了追求进步，怀着为革命献身的热情，非常激动地去了华北大学，孩子依然留给沈从文。最后她在《人民文学》杂志社担任编辑。这样，二人的价值概念和心理态度形成了极大对比。他们的儿子也在追求进步，跟沈从文大讲革命道理和政治理论，天天快乐地学习革命歌曲。他们都认为沈从文思想太顽固，确实需要改造，每当沈从文说“雨愁人的很”时，孩子就说“翻身农民不会这样想。”周围的人都融入了新社会，只有沈从文感到格外的寂寞，感觉无人支持他、理解他，于是，他只好把西洋古典音当做为精神庇护所。他疯狂地写作长诗，但是第二天就完全毁掉。因此，他的郁闷无人具体破译了。
一次又一次的政治运动与思想改造，使沈从文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思想有了很明显的“进步”，说话谨小慎微，文字低调谦卑，甚至保持缄默。共和国以后官方不让出版沈从文的文字，1953年正式下通知，把他的书全部销毁。直到1957年才又出版他的《沈从文小说选集》。他在题记里说：“性情拘迂的我，前后约二十年中，占主要活动的工作，还是文学创作中的短篇小说和叙事抒情散文，平时看的是它，教的是它，用笔写的是它，友好过从谈的还是它。……社会变化异常剧烈，我的生活方式却极其窄狭少变化，加之是又保守顽固，自然使得我这个工作越来越落后于‘社会现实’，似乎当真变成了一个自办补习学校中永远不毕业的留级生。”[5](138) 这次重新出版作品，他迫于政治形势，不得不做了删改处理：“由于篇幅字数限制，和读者对象今昔已大不相同，习作中文字风格比较突出，涉及青年男女恋爱抒情事件，过去一时给读者曾经留下个较好印象的，怕对现在读者无益有害，大都没有选入。”“记得二十四年前，上海良友公司印行我习作选集时，在那本题记中，曾向读者深致歉意，觉得费起万千读者的宝贵时间，心中极不安，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我还写不出什么象样作品；祖国却在伟大的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亿万人民的努力，有了个崭新的面貌。” [5](139)不过，在这里我们可以读出他的遗憾和深意——“希望在另外一时，还能够写出点较新较好的东西。现在过了二十多年，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由于工作岗位的改变，终日长年在万千种丝绸、陶瓷、漆、玉、工艺美术图案中转，新的业务学习，居多属于物质文化史问题，和对人民生产服务的需要，越深入越感觉知识不足。在这种情形下，我过去写的东西，在读者友好间还未忘记以前，我自己却几乎要完全忘掉了。”[5](139) 流露出自我价值被社会抛弃后的老之将至的感慨……原想能够通过文学来改造政治、改造社会，没成想首先被政治和社会改造了。
至少从沈从文的表层看来沈从文跟新政权已经互相适应，而且沈从文还写了一些歌颂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文章。1950年他在革命大学学习期间，开始创作以食堂炊事员为原型的小说《老同志》，既是寻找触摸文学缪斯的感觉，也是通过主流价值观念的写作，表达对新政权的拥护。1951年10月，他参加四川土地改革，途中创作了主流歌词《土改团来到重庆》，11月在《光明日报》发表检讨文章《我的学习》。但是他仍然没有过关。到了1952年，他的《老同志》已经写了2年，七易其稿，仍然无处发表，直至终老。
经过革命风浪的沈从文变得有些“聪明”了，也“沉默”了。1957年北京大学新闻系学生拿着介绍信找沈从文，让他“向党提意见”，但是沈从文坚决拒绝。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有关部门曾经考虑让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沈从文也谢绝了。他默默地把精力用在文物工作上，在短短的时间里，他陆续出版了一些编著：《中国丝绸图案》（1957）、《唐宋铜镜》（1958）、《明锦》（1959）、《龙凤艺术》（1960）、《战国漆器》（1962）。1958—1960年期间沈从文还做《装饰》杂志的编辑。在晚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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