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一次又一次的思想改造运动是不是彻底剪除了沈从文的文学理想和诗性基因了呢？文物工作是不是真正替代了他的文学基因了呢？答案是否定的。沈从文到湖北咸宁下放劳动锻炼时，在多雨泥泞的地方，竟然给黄永玉写信说：“……这儿荷花真好，你若来……”在这么一个倒霉的地方，他竟然也能够发现生活中的美好和诗性，这不正是政治高压下无法剪除掉的文学诗性基因吗？！
表面看，他是一直在改造自己，其实他内心仍然很“顽固”，尽量保持内心生活的完整。他还有足够的自信心，他认为：批评他的都是些马列主义分子或者农民，他们并不真正懂马列主义，在精神高度上沈从文仍然保持着内心的尊严感，没有产生什么自卑感。他能够接受思想改造，但是对政治仍然不感兴趣。一方面，他本能地热爱共产党，但是由于种种极左政策的严重后果，他又有些敬而远之的态度。虽然1959年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成功发射“月球1号”探测器颇让沈从文激动，他在给大哥的信里说：“我觉得真是只有请求入党，来纪念这件大事，才足以表示社会主义阵营理想全面的拥护和成功深深信心。”但是，他的朋友丁西林等劝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沈从文说他没兴趣。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党的态度是：“敬畏”。沈从文终生没有加入任何党派。金介甫《沈从文传》最后一章的最后一句话是：“直到 80年代中期，他虽然已半身瘫痪，……仍然拒绝写文章体现别人的世界观。”[2](282)他一直保持着他自己的独立思想、自由精神。
尽管由于文学的造化，沈从文在1949年差点儿丧命，尽管为了生存，他不得不放弃了文学而转向文物工作，但是文学的基因在灵魂深处默默发酵着。1956年12月10日沈从文在回老家的路上给张兆和的信中说：“我每晚除看《三里湾》也看看《湘行散记》，觉得《湘行散记》作者究竟还是一个会写文章的作者。这么一只好手笔，听他隐姓埋名，真不是一个办法。但是用什么办法就会让他再来舞动手中一只笔？简直是一种谜，不大好猜。可惜可惜！……《湘行散记》作者真是幸运，年逾半百，犹精神健壮，家有一乌金墨玉之宝，遐迩知名！或者文必穷而后工，因不穷而埋没无闻？又或有他故。”[6](269) 天才的文学大师陷落困境，无可奈何！ 令人扼腕叹息！
对于真正的文学大家来说，这种诗性基因往往是融化到血液与灵魂里的，即使身处逆境，基因潜藏起来，但是并未被删除干净。我们宕开一笔，简单地与丁玲类比一下。丁玲和沈从文都是湖南老乡，尽管性格不同，但是在创作至上这一点是还是有很大相同之处的。到了共和国时期，可以说他们二人都在心里深处拥有很浓厚的“创作至上”意识。张凤珠说：“（丁玲）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也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7](79) 丁玲经常对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说：“办这个学校，我只有一个心愿，希望大家写几本书出来。只有写出书来，写出读者喜爱的书来才算得上是一个作家。”[7](43) “我要悄悄地告诉你们：我还有一个雄心，我还想写出一本好书，请你们给我以鞭策。”[7](44) 二人在创作要求上的表达何其相似！我们知道，丁玲在五四时期受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非常深刻，50年代人们批评她身上的“一本书主义”、“个人主义”、“艺术至上”等，反过来也充分说明了她身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她身上的自由主义作家身份与共产党员角色之间的矛盾冲突与困惑是十分严峻的，因为她的早年的价值根基并没有消除。这或许与湖南人倔强、好斗、永不妥协，不轻言失败的秉性有关。沈从文的祖父、父辈、兄弟都是习武的，多是军人出身。凤凰有个传统，非常崇拜善斗善战的人。沈从文十几岁就到了地方武装，普遍以能够打仗为骄傲。沈从文同样深受湘西人的文化性格影响。沈从文和丁玲、胡也频办《红黑》杂志，发刊词里这样解释刊名的意思：“我们取用红黑为本刊的名称，只是根据湖南湘西的一句土话。例如‘红黑要吃饭的！’的红黑，便是‘横直’意思，‘左右’意思，‘无论怎样都得’意思。”可以看得出，湖南人所独有的横竖都要干什么、舍得一切都要干什么的劲头和倔强性格。沈从文也是这样。文学像血液一样，成为他的生命基因，终生无法剪除，“横直”都要走到底的，他骨子里的文学基因并没有消弭。
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下，沈从文在 60年代的创作也充满了矛盾与困惑。他也试图按照主流价值观念写作。1960年开始，他打算写关于张鼎和的长篇小说，6月—9月，他还到宣化采访吴昭毅多次，积累了10万字的材料，甚至拟请假1年，集中精力创作。但是他在井冈山住了三个月，没有写成，遂不了了之。究竟是为什么？1961年11月，他与阮章竞、戈壁舟等诗人一起访问南昌、庐山、井冈山等地，创作力爆发，创作了《资生篇》、《井冈山之晨》等一批诗作，次年在各大主流媒体上如《星火》、《人民文学》、《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发表。虽然创造力非常旺盛，但是艺术功力并不深厚，甚至将大量的政治话语直接搬进作品里。我们来看《井冈山之晨》开头一节：
委员初来时，人民记忆深，“入门谈家常，亲如一家人。干活争动手，作事够细心”。“红军闹革命，只是为人民，斗争有对象，恩仇自分明。官兵重纪律，反霸财同分。谨记六誓约，考验证假真。眼前不如人，迟早攻必成。丑类全消灭，家国始安宁”。话语极平常，实践扎根深。……
另一首《赠蔡天心、江帆兼诸同志》开头是这样的：
延安城虽小，茂材集群英，马列勤学习，劳作共艰辛。青春冶一炉，集体成巨人。
如果拿这些诗作与他1949年5月和9月写作的《第二乐章——第三乐章》、《从悲多汶乐曲所得》、《黄昏与午夜》这三首未发表的长诗比较，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精神崩溃时创作的这些诗歌完全是私人话语，淋漓尽致地传递出沈从文特定的历史转型期灵魂的分裂、困惑、苏醒、感悟、陌生、忧虑等种种复杂状态。而《资生篇》、《井冈山之晨》等诗作全部属于公共话语，是宣教式的政治口号，而不是诗意的内省式语言。
对于这种矛盾，沈从文在给张兆和的信中对自己做了深入解剖：“一面是‘成熟’，一面却永远近于‘幼稚天真’。有些地方‘极家常近人情’，有些又似乎也可说是一个‘怪人’，一个‘真正乡下人’，放在任何情况下，支配自己生命的，不是一般社会习惯，却是一点‘理想’，理想也可以当成庸俗的迂腐的不切实际的打算看待，但究竟还是理想！也因此不免到处还是会感到一点痛苦，一点不好受，一点和人难于完全适应协调。”[6](359)三年灾害时期，沈从文能够写出这些格调那么明亮的诗，确实对他来说，已经具有突破性的政治意义。但是他的小说却迟迟没有写出来。在这封信里，沈从文把他的苦恼倾诉出来了：“四哥那个小说长期以来不好如何下笔。不知用某一种方法，即比较容易处理而对读者却易于领会。我对一般方式（如《红旗谱》、《青春之歌》）不拟采用，应还有更适合我本来长处相配合的表现法，但是又受材料的现实性束缚，反而难于下笔。这点为难也近于反抗。我不希望用《红旗谱》那种手法得到成功，可是自己习惯的又不大易和目下要求合拍。”[6](360) 1960年沈从文在给沈云麓的信中表述得更为充分。[1](465-466)
在极左政策的知识分子改造运动中，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内心是极其矛盾、极其困惑、极其分裂的。我们比较一下1970年沈从文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时的两类诗歌。第一种是歌颂新时代的《大湖景诗草》、《自检》、《双溪咏》、《红卫星上天》等非常主流风格的诗歌。还有《好八连》（“五七指示尽英明，新屋罗列新农村，人知社会主义好，反帝反修计虑深。”……）、《新认识》（“五七干校气象新，‘三同’‘四好’意义深。反帝防修千年计，加强牢固在基层。”……）第二种风格则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代表作是其长诗《双溪大雪》：
今有乡曲士，身心俱凡庸。白发如丝素，皤然一衰翁。时变启深思，经春复历冬。五色目迷朦，五音耳失聪。三月犹雨雪，彳亍泥涂中。时怀履冰戒，还惧猛将冲。夜眠易警觉，惊弓类孤鸿。“何不辞辛苦？”“举世皆尚同！”……
处处充满了人生的大烦恼、大惊恐，与前面几首简直判若两人！其表层的颂歌与内心的反省以极其矛盾的方式形成了张力。“改造好的形象”其实只是沈从文的半张脸的神话，另外半张脸并没有显示出来，而是隐忍地面对自己的灵魂。这种深深的压抑，一直由他的灵魂独自承担起来。直到“文革”结束以后，沈从文才突然泄露了隐忍多年的委屈。一位年轻的记者采访沈从文，沈从文很平静地讲述文革期间打扫厕所的故事：“在‘文革’里，我最大的功劳是扫厕所，特别是女厕所，我打扫得可干净了。”那位女记者听到这里，激动地拥着沈从文的肩膀说：“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这时，沈从文突然不能自抑，嚎啕大哭，像个受尽委屈的孩子，鼻子一把泪一把地哭个不止。没有一句话，但是哭声里什么都有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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