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寓言
宁肯的小说，始终带有隐蔽的奇幻倾向，这倾向加上哲思和故事，便产生寓言的氛围。最突出的是《环形女人》。一位跛脚的数学老师，改行当了私人侦探。他察觉女农场主行为有异，便以休养为名，悉心侦窥。终于发现地下密室，女农场主诱杀的昔日情人们，头颅居然还活着。女农场主经常手持教鞭，像讲解员一样历数他们的罪过，加以谴责。在封闭的山庄里，实行着传统道德强纲领式的邪异统治。
他的另一个发现，是山庄里囚禁着一个野人。曾赴神农架寻访野人的登山队长，因创伤失去记忆和语言能力，被寻访野人的后人当作野人捉回来，关在笼子里。喻示文明积累的中断和荒诞重复，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中太常见了。与此同时，他的助手，一位梳着印第安辫子的大块头丑女。业务十分红火，扩展为声名显赫的“女子十二侦探”，成为一时风尚。好像整个社会变成一桩大案，全依仗侦窥来充当沟通的媒介，维系信任的链条。
《沉默之门》中的精神病院，也具有象征的意义。医院担心病人出逃，将他们的腰带统统收缴。做集体操时，病人们每做一个动作，都要下意识地提一下裤子。那仅存的羞怯，失去意识能力的最后一点警醒，勾画出现代社会多重外力挤压下的自我状态。
圣女情结
宁肯年轻时，曾在西藏生活过一段。虽然时间不长，却是以无戒备的、完全打开的方式进行的，不知不觉着了道。他一再把故事安放在那里，貌似有一个西藏情结。实际上，称作圣女情结更恰当。他接受采访时多次谈到，写小说的触发点，是在北京的街道上无意中听到朱哲琴的《阿姐鼓》。那是一种什么声音呢？那便是从高空飘下来的圣女的声音，藏文化灵魂中的声音。
在宁肯笔下，女性的内涵往往比男性丰富，形神兼具，却有着鲜明的分野。当他的场合选择在平原，女性便趋向“恶”；如林因因的妖冶狐媚，简女士的虚伪、自负和残忍，罗一的凶蛮和狡猾等。当他的场合选择在高原，女性便趋向善和美。如桑尼的纯净质朴，果丹的温和优雅，维格的矜持高贵等。宛如佛陀示人的两个侧面——慈悲的世相和狰狞的法相。
这种对立势必要求每个女性在形象上都做出世俗的牺牲，向极端的方向靠拢。分化的目的却只是为了达成作者内心的期待，一种对女性的超世俗的爱欲，以及由女性意象引领的崇高理念。在《天藏》中，他对实女、灵女和宇宙的阴性本质进行了专门的研究。他塑造出维格这样一个角色来做他的度母，却又不甘于她消融在原生的荒茫的宗教背景中。不惜将她拉回世俗世界，对她进行现代性和文化性的改造。最终，他的度母被他不屈的、故作顽劣的野性吓退，也由此获得他对这个人物精神支配的可能。
从宁肯的作品中，不难看出他在高原和低地之间往返纠结、不能两全的忧虑。用理想和现实来解释这种悬差未免太简单了。他一直从事的，似乎就是以高原的精神俯视低地，以低地的符号解构高原。以致在《天藏》中，引发一场盛大的、关于东西方文明的讨论，而这正是当代世界关注的焦点。
纵观宁肯的四部小说，还有一个特征，即在风格上，无形中构成交响曲的四个乐章：第一乐章《蒙面之城》，快板，由马格带动的空间奏鸣曲；第二乐章《沉默之门》，慢板，由李慢带动的内心变奏曲；第三乐章《环形女人》，快板，由跛脚侦探带动的黑色幽默谐谑曲；第四乐章《天藏》，快板，由三条故事线索交织而成的回旋曲和史诗奏鸣曲。这或许也可以当作阅读他的作品时，某种趣味性的参照。
（周新京，作家，现居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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