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近二十年来学术萎缩因缺少＂思想操练＂(2)

　　三

　　记者：学问之下是治学者的性情，正如您所说，“如此反省当今中国以‘知识积累’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温情”一词成为您学问的底色，这大概与您自身的性情有关。而对于学者们的专业著述，我们也期待看到学者显出自身的性情，而不是冷冰冰的毫无温情的机械学问。

　　陈平原：有专业考虑，也有个人因素。五六年前，我在题为《人文学的困境、魅力及出路》的演讲中，提醒大家关注人文学的特点，那就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与“趣味”。自然科学不是这样的，社会科学也没必要如此，唯独人文学，允许乃至鼓励研究者将“专业研究”与“个人情怀”相结合。“假如将‘学问’做成了熟练的‘技术活儿’，没有个人情怀在里面，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悲哀。所以，我首先想说的是，学问中有人，有喜怒哀乐，有情怀，有心境。”我的感慨是，当下中国学界有两种偏差，一是缺乏必要的专业训练及“实事求是”精神，信口开河；一是被自己那个强大的专业背景给压垮了，学问越做越没趣。

　　作为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很大程度体现在如何思接千古，与古人处同一位置，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地体验、思考、表达。做研究不可能没有理论预设，但最为忌惮的，还是拿一把固定的尺子，东裁西量、左砍右杀。古今之间，科技水平及生活方式千差万别，但人的“心情”及“感受”还是相通的，千万别把古人想得太笨我这里所说的“古人”，没有特定年限，泛指生活在“过去时代”的先辈们。

　　有些学问日新月异，比如生物医学、航天科技，不要说唐宋人不懂，百年前也无此梦想。人文学者没有这么幸运，很难“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眼光与趣味，生活在“科技发达”的21世纪，我们不敢说自己比先秦诸子或古希腊人更有智慧、更有教养。托科技进步的福，今人容易显得“很有学问”。今天从事史学研究，若完全拒绝数据库或电子检索，是很大的遗憾；但同时我还是想提醒，即便是竭泽而渔、网罗天下资料的新考据学，也不能让机器味道湮没了研究者的精神与趣味。

　　记者：如您所说，人文学者治学时的“温情”与“想象力”在于他们更注重“思接千古”。这承接了中国文人治学中注重自身的性情、喜好表达的传统。但这样的传统在当下似乎有所断裂，一些人文领域中的治学者，他们仅是“具有相关专业知识”，而非“学者文人”。我们应该做的，是去反观传统文人的治学，去寻求当下做学问应该秉持的态度、显现的性情。

　　陈平原：传统中国，“学问”与“文章”之间，确有较好的沟通，但这不等于说“文人”与“学者”没有分别。翻阅古代史传，“文苑”与“儒林”分列，各有各的天地。偶有跨界表现且两边都得到承认的天才，但一般情况下，还是“术业有专攻”。不能标榜“传统文人的治学”，那很容易引起误解的，因这并非治学的正途或理想境界。

　　古人读书与今人读书，从内容到形式到趣味，全都不一样。这牵涉到社会氛围、生活方式以及技术手段，只可以“借鉴”，不可能“复制”。我主张对“传统”有较多的体贴，但不欣赏招摇过市的“古衣冠人物”。大概跟我长期关注“现代中国”的文学、教育、思想、学术有关，谈论此类问题，必定左右开弓。还有，在我看来，这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选择的问题，跟学者自身的阅历、处境及性情直接关联，强求不得。

　　四

　　记者：“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文，可能是最早反映您这种对现实关怀的文章了，而之后您出版了同名的随笔集，又有《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等书，是否在您看来，做学问的同时，是应该将自己从学术中抽离出来，写散文、记随笔，关怀现实人生？

　　陈平原：同样是读书做学问，学科不同，才情迥异，没有“应该”这一说。所谓“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那只是我个人的志趣。去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约我编“三十年集”，一开始谢绝，因已出版过类似的“自选集”；后来改变主意，是因为出版社答应我只选评论或随笔，着眼点在“个人三十多年来的切身的经历、体验，独特的观察与思考”。这样一来，从“专业成绩”转为“学术观察”，那我有兴趣，也有把握。书名定为《压在纸背的心情》，正是立足于此。

　　《学者的人间情怀》写于1991年4月，那时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做访问学人，对学界前途以及个人命运多有思考。文章经过一番审查与打磨，面世是在两年之后。此文被多种选本收录，流传甚广，我自己也很看重。经历过一场动荡，读书人何去何从，那时我们的困惑与挣扎，二十年后看，你或许会觉得幼稚，但这是历史的“必经之路”。不敢说记录下一代人的足迹，但自家走过来的路，以及特定时刻的心情与志向，若不写散文随笔，很可能就随风飘逝了。

　　既希望“坚守书斋”，又拒绝“不食人间烟火”，如何兼及“学问”与“人生”，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独得之秘”。选择何种文体来表达自己的现实关怀，因人因时因地而异。比如，最近几年我多写短文，不是想转行当作家，而是出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时间被切得很碎，且有义务在各种场合“讲话”。与其讲些不痛不痒的官话，干脆“物尽其用”，写成小文章。现在任期已满，有时间从容读书，希望能完成那些“半截子”论文。由此可见，影响一个人的“文体选择”的因素很多。

　　记者：您《读书的“风景”》一书最近刚出版，副题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这是一本以公开演讲为主体的面向大学生和研究生的书，在刚结束的上海书展上，被上海新闻出版局携手星尚传媒评为10本好书之一。“春花秋月”让人不禁想起一派春日里秋夜下勤勉读书的画面，似乎正是读书的好时节、好“风景”。

　　陈平原：《读书的“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出版后，《文汇报》《新京报》《光明日报》《南方都市报》等都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书评，让我很感动。此书“小引”提及自己既希望尽教师的职责，又不愿耳提面命，于是换一个法子“劝学”。接下来，便是印在封底的那段话：“书中展示的，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也不是经济实用的‘指南’，只不过是一片郁郁葱葱、期待有心人徜徉其间并评头品足的‘读书的风景’。”下面还有一句，可惜没被摘进来：“至于诸君瞥过一眼之后，是否愿意深入堂奥，那得看各人的机缘。”之所以如此低调，因我知道，当下中国，任何形式的“劝学”，效果都很有限。弄不好，还可能招来一通嘲笑：难道“风景”只属于大学？“春花秋月”值多少钱？“读书”有什么意义，能改变贫富两极分化的现状吗？面对此类或雅或俗的诘难，我只能虚心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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