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近二十年来学术萎缩因缺少＂思想操练＂(3)

　　倒是另一个问题，此书“以公开演讲为主体”，可又经常旁征博引，是如何处理“论述”与“史料”的关系的，这值得辨析。我平日演讲，并非张口就来，都是认真准备的；而且，演讲之后，若公开发表，还得认真修订。根据演说整理成文，一般都旗帜鲜明，思路清晰，语言也比较顺畅。因为，你不能“说”得特别曲折，特别复杂，特别拗口，那样不会被接受的。用眼睛阅读和用耳朵倾听，途径和效果是不一样的。写文章力图简洁，即便问题很重要，也都是点到为止，切忌反反复复、婆婆妈妈的。可你要是这么演讲，没人听得懂。尤其大段引用古诗文，除非人所共知，否则不解说不行。比起文章来，演讲的篇幅会拉长，因基本立论不变，但需要解释史料，或借助若干有趣的小故事来调节现场气氛。好的演讲就像好的文章，都需要认真经营。

　　我写过一篇题为《有声的中国》的长文，副题是“‘演说’与近现代中国文章变革”(《文学评论》2007年3期)；另外，也主编过“现代学者演说现场”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在“总序”中称：“只有在现场，演说才能充分展现其不同于书斋著述的独特魅力。不单论题的提出蕴涵着诡秘莫测的时代风云，现场的氛围以及听众的思绪，同样制约着演说的发展方向。在这个意义上，理解‘演说’的魅力，必须努力回到‘现场’。”表面上，你读到的都是“文章”。可由演说整理成文的，与在书斋里独立撰写的，味道就是不一样。书斋撰述直接诉诸读者的眼睛，只要我的论证完美，你一时读不懂没关系，可以反复看。但如身处演说现场，听不懂，来不及回味，一下子就过去了。这本书基本上都是演讲稿，肯说“多余的话”，长处与短处，均在此。

　　五

　　记者：作为北大人，对于这所百年高校历史的打捞钩沉是您的一种责任，而四十多年前四千名北大、清华教职工的鲤鱼洲岁月更是难以避开。反观一段历史并与之对话，既是一次记忆也是一次启程，因而您编了《鲤鱼洲纪事》一书，是为这段鲤鱼洲岁月“立此存照”，更是为了一次思想的远航。

　　陈平原：从编《北大旧事》(三联书店，1998)、写《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起，我就有意识地关注自己就职的这所大学。但有一点，拒绝成为专门评功摆好的“校史专家”，希望保持特立独行姿态，在现代中国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乃至政治史的夹缝中，反省这所大学一百多年的历程。具体操作时碰到一个很大的困难，新中国成立后的人事档案，尤其有关“反右”、“文革”等政治运动部分，基本上无法查阅。只从教授名单、学生成绩、课程设置谈大学，没什么意思。短期内，这个状态不会改变。这就使得我萌生从民间立场打捞“历史记忆”的愿望能有效阐释最好，做不到，起码也是“立此存照”。之所以旁枝逸出，在从事学术研究之余，花时间编《筒子楼的故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和《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背后的情怀在此。

　　编“筒子楼”，校内校外都叫好，因没有任何“副作用”；谈“鲤鱼洲”就不一样了，不断有人举牌或私下“警示”。说实话，我已做了最坏的打算，且设计了第二预案。请那么多老先生写文章，勾起很多不愉快的回忆，我必须对作者们负责。书能顺利出版，且获得媒体的关注和好评，已经出乎我及不少文章作者的意料。当然，此书也有不如人意的地方。有的可以辩解，如征稿对象仅限于北大中文系教师及家属，那是为了回避陷阱而采取的策略；有的则是编辑时的疏漏，如某作者开列在鲤鱼洲的北大中文系教师名单，漏了向仍旦、袁行霈等先生，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编辑此书的体会，我在《“别忘记苦难，别转为歌颂”对话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许荻晔，《东方早报》2012年4月5日)以及《“既有激情燃烧，也是歧路亡羊”对话《鲤鱼洲纪事》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平原》(刘悠扬，《深圳商报》2012年5月7日)中，已大致说清楚了。唯一需要补充的，是“技术”之外的“情怀”。我曾经提及“1968”乃20世纪人类史上关键性的一页，而看看法国知识界与中国读书人对各自的“1968”的反省与解读，你真的很惭愧。“牛棚”、“干校”与“知青下乡”，此三大举措，均属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创举”，年轻一代不了解，中年以上或许记得，但缺乏深刻的反省。我在文章中提及：“‘事件’早已死去，但经由一代代学人的追问与解剖，它已然成为后来者不可或缺的思想资料。在这个意义上，我甚至有点怀疑，近二十年中国学界之所以成就不大，与我们没有紧紧抓住诸如‘1968’之类关键题目，进行不屈不挠的‘思维操练’有关。”(参见《无法回避的“一九六八”》，《万象》创刊号，1998年11月)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众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只有“五四”是得到比较充分的理解与阐释的。不管风云变幻，无论褒贬抑扬，“五四”能成为一代代人精神成长史上必不可少的对话目标，实在极为幸运。

　　记者：从事文学研究已近三十年，许多问题其实历久弥新，每一次的阐述都有新的内容。您最近研究的重点仍然围绕着这些问题来进行的吗？

　　陈平原：产品还没做出来，就开始“广而告之”，这习惯不好。我不愿意申请“课题”，就因为对此类目的性与规划性很强的“学问”不以为然。手头有若干书稿，都是写了好多年，不满意，仍在琢磨中。什么时候放出去，没定，也不着急。等正式出版后，再来“邀功请赏”。

　　我曾说过，因为在大学教书，必须带着学生往前走，故关注的问题很多。不断开设新的专题课，有的日后写成专著，有的则只是开了个头，就转给有兴趣的学生去做。研究重点分散，这是当老师尤其是像我这样自认为对学生成长有责任的“老教授”的宿命。大概只好等退休后，才可能一段时间内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情。

　　陈平原，广东潮州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2008年9月至2012年8月)、香港中文大学讲座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执行院长。著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北京记忆与记忆北京》《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作为学科的文学史》等著作三十种。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记者何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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