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真的比现在的文学更好吗？
多年来，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情结，一个有些说不清因由的复杂的情结。每当到了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前夕，有关“中国作家会不会得奖”的讨论就会习惯性地出现，文学界内部热衷于这个话题，大众媒体也时不时地要提上一提。不过，很少有声音对中国作家必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抱有足够的信心。因此，尽管莫言一直被某些国外机构捧为大热门，但是，国内舆论却并不看好他会获奖。即便莫言最终获奖了，也仍旧有许多质疑指向他的作品。
质疑也好，批评也罢，归根到底是源于对文学现状的不满，对当代作家创作水平的低评价。不过，正如批评家陈晓明所说，有些批评是缺乏根据的，因为，提出批评的人根本没有认真看过作品。没有做到深层次的阅读，常常只是看看内容简介或一部分章节，就长篇大论地提出各种批评。这种现象正是当下文学批评的病症之一。浮躁批评、短视批评的盛行，愈加遮蔽了当下文学创作中那些值得肯定的成就。再加上媒体批评对眼球效应的追逐，把文学娱乐化、低俗化、市场化，更使大众如雾里看花，难分真伪。
面对文学界对上世纪80年代文学的赞美和对当下文学的贬斥，批评家陈思和曾多次强调，当下的文学并没有衰退。今年9月，他在出席《当代作家评论》创刊30年研讨会时再度提到这一话题：“有人说，现在的文学没有活力了、衰退了，我并不这样认为。大家怀念80年代的文学，赞美80年代的文学，那是因为，我们的青春是在80年代度过的，那个时期留下了许多激情的、美好的回忆，使我们怀念它。作为一个30年文学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我也试图去回忆80年代的文学，思考它是否真的比现在更好？结果我发现，并不是那样的。今天的文学，无论是文学性本身，还是作家探究问题的深度，都已经超越了80年代。 ”
陈思和说：“上世纪80年代的一批优秀作家，到了90年代时，创作越来越深入，并且，他们对文学的信念并没有受到市场大潮的冲击，仍旧坚持写作，并拿出了更好的作品。 ”从陈思和的观点中不难看出，改革开放后的30多年，文学发展的轨迹并不是一条下行线，反而应该是一条逐渐爬升的上行线。他认为，上世纪80年代时，一部分作家刚刚开始觉醒，更多的是依靠感觉来写作，文学风潮更迭的速度很快，作家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探索和尝试，许多经验是模仿而来的。 “现在回顾起来会发觉，80年代的文学反而是不成熟的，而90年代，作家们开始自己选择道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写作思路。莫言和王安忆不同，张炜与莫言也不同，每个人都是不可取代的。 90年代的酝酿和积淀，造就了新世纪以后更加成熟的文学。 ”
有的人认为，文学之所以不那么纯粹了，是因为太多的商业因素卷入了文学的世界，同时，也是导致当下文学质量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对此，陈思和认为，文学本来就是少数人的，即使很多作家在市场大潮的影响下离开了文学，那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90年代前期曾经出现过一批很好的作家，不过，当中有一些人逐渐消失了，或者去读书，或者去拍电影，总之不再写小说了。但是，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仍然有好的作家选择坚持下去，并且，在新世纪里，他们都拿出了很成熟的作品。 ”
少一些片面或许便能看到文学勃发生机的一面
如果要列举2009年的文坛风云人物，批评家陈晓明一定在列。由他提出的“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一说，曾引起文学界的激烈争论。时至今日，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一个时代有几位大作家、几部大作品就足够撑起它的文学高度了。
陈晓明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非但不是许多人眼中的“垃圾”，反而存在很多亮点。“亮点”所在之处，正是一批优秀的写作者和一批优秀的作品。他的中国文学“高度说”建立在四个理由之上：
首先，当下的汉语小说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现实进行批判，如阎连科的 《受活》。其二，汉语小说有能力以汉语的形式展开叙事，能够穿透现实、穿透文化、穿透坚硬的现代美学，如贾平凹的《废都》与《秦腔》。其三，汉语小说有能力以独异的方式进入乡土中国本真的文化与人性深处，进入汉语自身的写作，按汉语来写作，如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其四，汉语小说有能力概括深广的小说艺术，如莫言的《酒国》、《丰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劳》。
陈晓明在阐述个人观点时，均以具体的作家作品为例，表明他对文学现实有深入且细致的掌握。而这些作家作品正是支撑当下文学高度的主要力量，是认识当下文学所必须关注的重要群体。当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莫言是谁，不知道《一句顶一万句》是谁写的，也不知道阎连科通过《受活》讲了一个怎样的故事的时候，又怎么可能对文学的现状作出冷静、客观的评价呢？
“阎连科的《受活》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最关键的转型和变化，它将作为一部纪念碑式的作品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来。贾平凹的《秦腔》非常独到地表现了中国当下的历史，充满了汉语书写的诡异之气。 《一句顶一万句》显示出刘震云强大的写作能力，主题充满了历史的反讽，非常深刻。莫言是一个非常强大的作家，他的强大在于深深了解西方小说，又非常有意识地把中国传统的文化经验融到自己的写作中去。 ”陈晓明毫不吝啬地夸赞四位当代著名作家，他提出“高度说”的自信正是来自于这些作家为文学贡献的经验和成就。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向那些投身文学的人表达敬意。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学，因为有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和一批优秀的作品而让我感到很骄傲。 ”
陈晓明的自豪感曾经受到很多抨击，认为他过分美化文学的现状。不过，如果更多的人能够尝试更深入、更客观、更冷静地去看待今天的文学，少一些片面、少一些愤愤不平，或许就能够看到文学勃发生机的一面。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事为文学吸引了无数的眼球，让许多文学之外的人开始望向文学，也让许多热爱文学的人愿意重新了解文学，这或许便是今天的中国文学所收获的最好的机会。 □本报记者/王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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