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批评家应如何关注同代写作？

　　“80后”批评家应如何关注同代写作？

　　——兼论代际叙事的背景及限度

　　陈培浩

　　今年10月26日，《文艺报》发表了黄尚恩的文章《“80后”批评家应关注同代写作》。文章认为，“80后”的写作需要同代批评家的理论阐释，因为同代人相通的体验，使批评拥有更强的贴肉性、有效性。同时，“80后”批评家对同代的关注不应局限于那些已经成名的作家那里。正是在这里，文章事实上在呼吁“80后”批评家关注同代人写作的同时，也提出了如何关注的问题。某种意义上，关注的方法远重要于关注的热情，有必要深入讨论。

　　“80后”：代际叙事的背景、限度

　　“80后”写作、“80后”批评从概念谱系上从属于代际叙事。事实上，以断代概念作为作家分类方式其实是新世纪才开始时兴的做法。钱理群等人所著的那本《现代文学三十年》虽然以十年为界进行文学史划分，但是每个十年并非遵照时代的自然起始，更没有把作家按照其出生进行年代划分的做法。这说明现代文学史在进行理论建构时，一种代际叙事的需求并未产生；　而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史，我们常常发现伤痕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新写实文学-身体写作-底层写作这样清晰的线性叙事，表现在诗歌史上则是朦胧诗-第三代诗-知识分子写作/民间写作-下半身写作-底层诗歌这样的叙述脉络。姑且不论这样线性的论述如何遮蔽了复杂的文学现场，它说明在新世纪以前的文学史建构甚至文学批评领域中，代际叙事的需求并不明显，它是新世纪文学场域的产物。当王安忆、梁晓声在文坛出场的时候，他们有过知青作家的标签，却没有“50后”作家的标签。日后他们也被称为“50后”作家，但却是在“70后”、“80后”甚至于“90后”这样的代际概念日渐流行之后按照代际逻辑上推的结果。值得关注的是，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话语背景下，代际叙事在新世纪开始成了作家出场的重要身份标识和话语工具。

　　代际叙事的滥觞，大概始于“70后”这个命名，它在新世纪前后开始出现并非偶然，它密切地关联着一种文学场域的代际博弈。

　　写作者的出场，某种意义上都不能自外于群体的话语运动，而恰恰是新世纪以来，社会场域、文学场域所提供的建构性话语太少，较有影响的“底层”和“下半身”都无法囊括大部分写作者，虽说代际这面旗帜实在有点大得无边，但它的优势也正在于巨大的容纳性。在缺乏其他有效的出场旗帜的情况下，代际旗帜不失为值得信赖的松散认同。

　　新世纪以前，“70后”作为一个代群还集体处于青春前期，他们的才华和荷尔蒙分泌一样旺盛，但是在代际的战场中他们还是一群不起眼的小兵。而进入新世纪以后，“70后”的年长者，他们的带头大哥们，很多人已经写得不少，关于诗歌场域中代际战斗的故事——十几年前的第三代诗歌运动和刚过去的下半身浪潮(他们的同代人沈浩波等就借着“下半身”冲锋了一把)——给了他们很多关于场域博弈的教育。这个时候，他们扯上一面旗帜，在历史的舞台上强行出场，实在正当其时。至于“70后”的旗帜终于不但在民间飘扬，而且部分地插上了诗歌史的战略高地，那是因为，挥舞着“70后”的70后们，怎么看都已经成了这个世界的生力军。

　　代际叙事用于一种社会学描述非常有效，但却不能自明地应用于文学领域。“80后”批评家要更好地关注同代人写作，则不能不对代际关注乃至代际叙事的文学陷阱有足够清醒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