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这一共识背景下，近30年来，虽然“批判艺术”的程序和修辞并没有多大变化，但其政治批判效用却渐差强人意。谴责和反抗景观社会的手段还是老一套：戏仿广告片；重新处理迪斯科音乐；制作明星蜡像等等。这种作品声称其能够揭露商品的权力、景观社会的统治或权力的色情化。但朗西埃认定，这种对市场和媒体权力的戏仿，其政治效用是不确定的，因为“现在很难找到对此种情形一无所知的人”。受众在观看作品之前，已经与艺术家达成了共识，也就是说，感知与感知之间达成一致，感知呈现模式和意义机制间达成了一致。而以朗西埃的理论看来，只有“歧感”才能产生政治，共识并不能产生政治。这样，“作为批判的戏仿”(parody as critique)被等同于“对批判的戏仿”(parody of critique)。不幸的是，这种表现模式也是商品逻辑所乐用的(Ranciere 2010, 144-145)。这就是说，当代的“批判艺术”，如果不做改变的话，面临着为全球化的商业逻辑所收编的危险。作为“批判艺术”核心原则和技法之一的拼贴，在共识逻辑的作用下，也会失去了其原来的“辩证性挑衅”的意义。如果说，早期的“批判艺术”以歧感形式出现，取得了不错的政治和社会效用，那么在全球化共识语境下，以“批判艺术”为代表的当代政治艺术有了很大的变化。朗西埃认为，美学歧见的辩证形式(the dialectical form of the aesthetic dissensus)在当代已经裂变成四种主要形式，或者说具有四个主要的特质。这四种形式程度不等地体现了当代艺术远离真正的民主和平等政治，朝向伦理、宗教、神秘方向的转向。
第一是玩笑(the play, joke, jue)。在玩笑模式中，异质因素的连接依然作为一种张力或者极性被表现，它意图指向某种秘密，但是这里已经没有秘密了。辩证张力作为一种玩笑被带回，这种玩笑在两种程序之间的那个不可识别性(indiscernibility)中进行，这两种程序一个是揭示权力之秘密的程序，另一个是作为一种支配新形式之组成部分的去合法化的一般程序(the ordinary procedures of delegitimization)(Ranciere 2009c, 46) 。之所以说去合法化的程序属于支配的新形式，是因为这一程序现在是由权力本身、媒体、商业娱乐和广告生产出来的。朗西埃据此评论了华人艺术家王度的塑像拼贴。这一拼贴“旨在展示美国式幸福的秘密面孔”：左边是克林顿和希拉里的蜡像，右边为19世纪法国画家库尔贝有名的描绘女性器官的作品《世界的起源》的蜡制品。在王度的这一作品中，朗西埃看到一种自动去合法化的效果：性亵渎去合法化政治，蜡像去合法化高雅艺术，甚至连去合法化程序本身也被去合法化了。所以这里没有更多可去合法化的东西了，整个机制围绕自己空转。这是一种双重的玩笑：它是对去合法化效果的自动化的玩笑，也是对它围绕自己空转之意识的玩笑。在王度的这个“玩笑”作品中，消失的不仅有陌生感，还有政治的严肃性和冲突性，也就是说，王度的这个作品失去了其政治效用(Ranciere 2009c, 44) 。
第二是集藏(the inventory, collection)。异质因素并置在一起并不是为了引发“辩证性的挑衅”和批判性的撞击。它们变成了一种实证主义的企图：收集一个共同世界和共同历史的痕迹和见证。收集也是一种回忆。在巴黎的一次大型展览中，展出了中国艺术家白宜洛由1600张身份证照拼接而成的作品《人民》。其目的，用白宜洛的话来说，是要“连接家庭和共同体之间的脆弱纽带”。朗西埃对此评论说，《人民》呈现为作品力图召唤的预想的现实。这体现了白宜洛的艺术思想：如同照片的缝合，艺术应该起到“连接”人民的作用。这里的照片由此雕塑化：它使作品想要表达的在当下已然呈现。朗西埃认为，这种隐喻的概念体现了再现距离和伦理直接性的新融合。根据这种流行的策展修辞，作品的意指再现和这种意指所体现的现实之间被划上了等号(Ranciere 2010, 146)。从这种强调共同世界、共同历史、和共同记忆的艺术理论和实践中，朗西埃观察到当代艺术从“批判艺术”到“见证式艺术”(testimony art)的流变。在“见证式艺术”中，批判的撞击变成见证、存档和记录，为我们的历史痕迹和我们的共同体符号提供一种新的认知(Ranciere 2010, 145)。艺术家以此变身为“集体生活的档案学家和一种共同享有的身份的收藏家和见证人……批判艺术的政治性/争论性使命转变为社会和共同体导向的使命。”(Ranciere 2009a, 55-56) 简言之，在见证式艺术中，伦理取代了政治。
第三是邀约 (the encounter, invitation)。作品邀请观众参与新的社会关系形式的创建，也就是参与共同体的建设。这典型地体现在“批判艺术”的又一流变方向—“关系艺术”(relational art)之中。“关系艺术”是法国策展人尼·波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1996年首先使用的一个艺术概念；在1998年的专著《关系美学》中，波瑞奥德将“关系艺术”界定为“将其理论和实践出发点定位于整个人类关系及其社会语境，而不是一个独立的、私人的空间的一整套艺术实践”。而关系美学指的是“基于艺术所表征、生产和推动的人际关系来评判艺术品的美学理论”(Bourriaud 2002, 112-113)。“关系艺术”的伦理性的善意出发点，就是企图恢复某种共同体的感觉，以此对抗消费社会中人际关系的崩解。“关系艺术”认为艺术的作用在于缝合，在于创建社区情景，以此创造和发展社会连接的新形式，这种新的社会连接形式可以缝合我们日益断裂化社会的破碎性。总体来看，“关系艺术”是一种排斥“歧感”、建造共识的“共识艺术”。在这里，伦理又一次消弭了艺术的政治维度。
第四是神秘(the mystery)：神秘是象征主义的一个关键概念，是自马拉美时代以来，将异质因素聚集在一起的一种特殊方式。批判艺术从辩证性撞击向新象征主义共同体的滑落，典型地表现在戈达尔1980年代的电影，如《电影史》之中。在1960年代，戈达尔通过辩证性蒙太奇，借助异质因素的相互撞击，指向异质性框架下的秘密。而到了1980年代，戈达尔的象征性蒙太奇在各异质元素间建立起亲近性，建立“一种临时的类比，指出某种更为根本的共属关系”(朗西埃 2011b，89)，从而将异质性元素全部聚集到某种神秘的形式底下。此时的戈达尔自己也明确宣称，电影既不是艺术，也不是技术，而是神秘(朗西埃 2011b，91)。这样，辩证蒙太奇变成象征蒙太奇，谴责性的影像变成救赎性的影像，辩证撞击变成神秘的共现(co-presence)，“歧感”的逻辑变成神秘的逻辑和共现的见证，辩证法变成了象征主义，艺术变成了伦理和宗教。朗西埃认为，这些转变与当代政治美学的一个重大转变密切相关，这个重大转变的方向和名字就是共识。在当代政治的共识框架中，一切争议、“歧感”、辩证撞击都被和谐了。按照朗西埃的意见，共识所在，伦理上场，而真正的平等和民主政治，以及政治的美学即刻消亡(Ranciere 2009c, 48) 。
朗西埃认为，当代的“批判艺术”包含着一种内在的悖论：它们以生产政治意识和动员形式为己任，但是在经济全球化所制造的共识思潮下，其实际的政治效果却很难令人满意。在今天的“行动主义”艺术中，“越是将日常生活和商业文化之物品和偶像的大量复制品塞满展览空间，越是走向街头，声称介入社会，就越会陷入对自身效果的预估和模仿之中。艺术由此有堕入对其声称效果的拙劣模仿之危险。”(Ranciere 2010, 148) 看来，当代艺术并不因为其力图与生活认同、力图走向“真实世界”而更具批判性和政治性。相反，以“见证式艺术”和“关系艺术”为代表的当代政治艺术，试图将努力的方向放在基于共识，重构感性共同体和弥补社会关系的裂痕上，这是一种伦理性甚至宗教性的努力方向，这种方向代表了“异见”政治的退场。朗西埃认为，当代艺术从批判性范式向玩笑、集藏、邀约和神秘形式的转变，就体现出以伦理形式出现的政治的重构(Ranciere 2009c, 49)。可以说，“见证式艺术”和“关系艺术”等更多的是采用了再现中介和伦理直接性的教化逻辑，而不是美学分离的逻辑，也就是说，当代的“见证式艺术”和“关系艺术”等对艺术的理解，更多的得之于影像的伦理体制和艺术的再现体制，而不是朗西埃更为倾心的艺术的审美体制。实际上，当代艺术的伦理转向并不仅限于上面着重分析的“批判艺术”、“见证式艺术”和“关系艺术”，它存在于更大范围的艺术实践和美学理论中。例如朗西埃所猛烈抨击的利奥塔的崇高美学，就将现代艺术理解为对现代性暴行的见证和对现代性的哀悼，即是这种伦理转向的重要表现。限于本文篇幅，这个话题须得留待另纸展开论述了。
(五)从“美学的政治”到“政治的美学”：艺术如何政治
对朗西埃而言，从事艺术工作意味着移动艺术的边界，就如同从事政治意味着移动公认的政治领域的边界一样。但是，“移动艺术的边界并不意味离开艺术，离开艺术本身就意味着从‘虚构’(或‘再现’)跃入到现实中去。艺术实践并不为政治提供意识形式或造反的冲动，艺术也不离开自身而变身为集体政治行动的形式。艺术有助于有‘争议性’的常识形式的形成，有助于可见、可说、可做的新风景的构建。”(Ranciere 2010, 149)
在今天，政治或批判艺术意味着什么?应当如何从事政治或者批判艺术?对此，朗西埃有一个简洁的回答：“与其说批判艺术是一种揭示支配形式及其矛盾的艺术，不如说它是一种质疑自身的局限和力量，拒绝对其自身的效果进行预设的艺术。”(Ranciere 2010, 149) 拒绝对自身效果进行预设，就是要求艺术放弃直接的教化目的。这种放弃伦理直接性的批判艺术要求的是一种解放而活跃的，而不只是被动接受的观众，观众应该是被动观看和主动读解的统一体。批判艺术必须尊重观众解释的自主性，这就要求艺术家和策展人不能直接把特定欲图传达的政治信息交给观众，艺术家和策展人也不能抱着直接干预世界和重构社会关系的目的来进行创作和策展。只有这样，才能呈现和证明美学体制下的艺术所潜在的平等的解放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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