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12月5日，莫言前往瑞典斯德哥尔摩，领取属于他的诺贝尔文学奖。起飞前，他对媒体说：“阳光灿烂，感受很好。”
但领奖并不是一场尘埃落定的嘉奖，而是一场纷争的开始。从新闻发布会上答记者问到文学讲座，从斯德哥尔摩大学的讲座到颁奖典礼的演讲，莫言此行的所有发言都在国内引起了强烈争论。
有关“母亲”
据新华社通稿，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公布开始，外界就在猜测莫言到了斯德哥尔摩到底要讲些什么。12月8日凌晨，莫言发表了名为《讲故事的人》的演讲：“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在这篇演讲当中，最重要的线索是回忆母亲。母亲对自己的影响很大，这一点，莫言不止一次在不同的场合提到。在演讲一开始，莫言就深情地表达了自己对母亲的思念之情。莫言说，去年，因为要修铁路，自己无奈迁移了母亲的坟墓。开棺时，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从那一刻起，莫言觉得母亲已经成为了大地的一部分，他站在这片大地上的诉说便是对母亲的诉说。
通稿显示，莫言关于母亲最初的记忆，是他失手打碎了家里的唯一一个暖水瓶。
当时，他因为害怕，躲了起来，但母亲最后并没有责罚他，而是发出了长长的一声叹息。
而对于莫言来讲，童年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看到母亲捡麦穗被打。他说，从母亲眼里看到了绝望的眼神。多年之后，莫言与当年那个打母亲的人再度相逢，莫言想替母亲报仇，但最后被母亲劝住了。让莫言最难以忘怀的，还有母亲对贫苦人群的悲悯之心。有一年中秋，莫言家吃饺子，每人只有一碗。一个老乞丐前来乞讨，母亲给了这个老人半碗饺子。而让莫言最后悔的事情，莫过于当年跟母亲去卖白菜，多算了买菜老人的一毛钱，莫言的母亲觉得儿子给自己丢了脸。
莫言说，母亲去世后，他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莫言仅用了83天，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万字的小说的初稿。在这本书中，莫言“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在卷首语位置，莫言也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
因为相貌丑陋，莫言说自己小时候吃了不少苦，很多人都嘲笑他甚至还因此打过他。最后母亲开导莫言，让他多做善事，这样丑也能变成美。童年时的莫言非常喜欢听说书，听到后来自己也能说上几段，家人最后都成了他的听众。母亲很担心他将来靠耍贫嘴吃饭，于是提醒他少说话，笔名“莫言”由此而来。
新华社通稿称，莫言自己说，自己的故事起初都是他个人经历，是在真实故事的基础上进行虚构的。在诸多小说之中，最贴近他自己的是《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
除了把母亲写进小说，莫言的亲人和乡亲也都在小说中登过台。在小说《蛙》中就出现过姑姑的形象，不过，现实中的姑姑与小说中的姑姑完全相反，莫言做了文字化的处理，小说中的人物超越了现实。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莫言认为自己的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莫言强调，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
他还特别用《天堂蒜薹之歌》作例子，提出了“人的立场”：
“文学发端于事件但要超越事件的关键在于，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字，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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