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与现代性“新文学观”的建构
在文学研究会众多关于“新文学观”的论文中，西谛(郑振铎)的《新文学观的建设》是最需要注意的一篇，也是文辞最优美、最有文学性的一篇。“现在要以极简单的几句话，研究一个极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新文学观的建设问题。”西谛开门见山提出论述的主旨，在第二段以郑重、严肃的口吻和极洗练的语言论述其重要性：“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与周作人从西方文学理念来思考不同的是，西谛是从中国传统文学观来探讨中国“新文学观”的建设问题。他指出，“中国人的传说的文学观，却是谬误的，而且是极为矛盾的。约言之，可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文以载道’的……一派则与之极端相反。他们以为文学只是供人娱乐的。”在民国以来“文学革命”的影响下，西谛分析了传统文学观的现代变迁，并坚定认为这两种旧文学观无论怎样演变，但是“其所执持之观念之必须打破，则为毫无疑义的”。他说：“我们要晓得文学虽是艺术虽也能以其文字之美与想象之美来感动人，但绝不是以娱乐为目的。反而言之，却也不是以教训，以传道为目的的。文学是人类感情之倾泄于文字之上的。他的使命，他的伟大价值，就在于通人类感情之邮。诗人把他的锐敏的观察，强烈的感觉，热烘烘的同情，用文字表示出来，读者便也会同样的发生出这种情绪来。作者无所为而作，读者也无所为而读。——再明显地说来，便是：文学就是文学：不是为娱乐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也不见为宣传、为教训的目的而作之，而读之。”西谛的“新文学观”已经跳出了周作人的“人生派”和“艺术派”的纠缠，而在更高的、更本体的意义上，提出了“新文学观”的自足性存在——“文学就是文学”，既不为娱乐而为，也不为教训所为，无所为而为。
难道文学不具有娱乐与宣传的功能和价值吗？针对可能的疑问，西谛认为，“自然，愉快的文学，描写自然的文学，与一切文学的美，都足以使读者生愉快之感。但在作者的最初目的，但决不是如此。……严格说来，则这种以娱乐为目的的读物，可以说他不是文学。因为他不是由作者的情绪中自然流露出来的，而是故意做作的。文学以真挚的情绪为他的生命，为他的灵魂。”在文学的宣传方面，西谛认为，“自然，文学中也含有哲理，有时也带有教训主义，或宣传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但决不是文学的原始的目的。……因为文学是人的情绪流泄在纸上的，是人的自然的歌潮与哭声。自然而发的歌潮与哭声决没有带传道的作用的，优美的传道文学可以算是文学，决不是文学的全部。大部分的文学，纯正的文学，却是诗神的歌声，是孩童的，匹夫匹妇的哭声，是潺潺的人生之河的水声。”西谛不仅有力分析了文学的最初、最根本的目的，而且指出文学的发生机制和内在核心要素，认为文学是自然而然的生命情感的流露。从某种意义而言，西谛的“新文学观”已经基本接近了中国新时期文学的“纯文学观”。事实上，西谛已经提出了“纯正的文学”观点了。
正是在上述论证的基础上，西谛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新文学观”：“文学是人生的自然的呼声。人类情绪的流泄于文字中的。不是以传道为目的，更不是以娱乐为目的。而是以真挚的情感来引起读者的同情的。”他的“新文学观”对文学的审美功能和审美本体进行了区分，在一定意义上划清了新文学与旧文学、文学本质与功能的界限、区别与距离，真正在哲学本体性层面确立具有现代性特征的“新文学观”，其意义和价值是无比深远的。正如西谛所言，“这种新文学观的建立，便是新文学的建立的先声了。”
文学研究会“新文学观”的
多元性与审美演变
无论是周作人的“新文学观”，还是茅盾、郑振铎的“新文学观”，仔细分析之后，都会发现两个很有意思的特点：一是这些文学研究会作家的“新文学观”是分层次的、多元化的文学观；二是一些作家的“新文学观”是在不断演变的，随着时间和局势的发展而有所变化。
在周作人看来，作为一个文艺理论的研究者，应该秉持一种宽容的、多元的文学观，即“对于各个时代各派别的文学，原应该平等看待，各各还他一个本来的位置”，不同类型的文学理应是平等相待的，不应分为三六九等。在郑振铎看来，文学有“纯正的文学”，也有“传道的文学”和“愉快的文学”，它们的区别在于情感真挚性、自然性程度的差异。从总体上看，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观”可归纳为三种类型：本体性文学观、为人生的文学观、底层的文学观。对于文学研究会的思考者而言，以艺术为究极、以自然真挚为追求的本体性文学观是一种理想的文学观、终极性的文学观；以切近现实人生的“为人生的文学观”，实在是一种无可奈何而又不得不选择为之的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有益于“现今中国”的文学观，是一种现实型的文学观；而“底层文学观”则是依据现实中国局势的新情况而做出的“新文学观”的“新演变”、新形态，是一种权变性的文学观。
事实上，这种多元化、分层次的“新文学观”有时同时出现在文学研究会的精神观念中，如郑振铎和茅盾等人。郑振铎一方面在倡导自然、真挚的、“纯正的文学”的同时，也在呼唤着“血和泪的文学”：“我们现在需要血的文学和泪的文学似乎要比‘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甚些吧：‘雍容尔雅’‘吟风啸月’的作品，诚然有时能以天然美来安慰我们的被扰的灵魂与苦闷的心神。”面对“武昌的枪声、孝感车站的客车上的枪孔、新华门外的血迹……”这种血与泪的现实和灵魂的拷问，西谛所认同的只能是“新文学观”的新形态——“血和泪的文学”。无独有偶，同时期的耿济之、茅盾相继发出了“革命文学”、“底层文学”和“无产阶级艺术”的召唤。这一方面说明文学研究会对“新文学观”的多元化认知，也呈现了中国文学从旧文学到新文学、从纯文学到人生的文学、从个人文学到民族国家文学的乡土中国现代转型期的多样化形态、多样化需求和多样化选择。
文学，毫无疑问，是艺术的、个人的、自然的、真挚情感的；每一个人是有时代、民族、阶级和国别的，因而，文学又是时代的、社会的、阶级的、民族国家的。这正是现代中国文学的内在悖论和审美纠结，同时，也是现代中国文学无可忽视的、巨大的“力之美”的根源所在。文学、艺术、人生、阶级、民族、国家就这样交织在一起，构成一种不同于西方现代文学的独异的乡土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而且，这种审美纠结一直持续到当代中国文学语境之中，在新中国前十七年文学、新时期文学、新世纪底层叙述中或隐或现。
新世纪中国文学向何处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观？或许没有一种文学观能够阐释全部的文学，文学或许需要一种多元化、多类型的文学观。站在新世纪文学的新起点上，重新思考和追问文学观，依然是一件很有意义的、未完成的、“在中国，这个问题尤为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来自20世纪20年代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观”，因其现代性特质，足以让今天的“文艺研究者”深思。(张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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