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中国文坛缺乏“一生一部书”的“殉道”精神
回顾人类文学史，大多数文豪毕其一生，只创写下一部不朽之作。纵然有少数的巨匠，写出数部长篇。但是，其具有经典价值的代表作，也不过一两部。何况，他们成长于文化主脉完整传承的大环境内，又大多接受过系统而良好的教育——这一点至关重要（可参考别林斯基的专论）。
曹雪芹便是范例，他完整而透彻地汲取了龙文化的全部精粹。加上其超凡灵慧、幻灭阅历，集全部心血灌注于一部书上，才创造出了伟大的《红楼》！（虽然上天无情，折断其笔；幸有高鹗续之，以成伟功）。
审视今日，多产高产之写手林林总总。似乎个个才情横溢，究其实质，不过是心气浮躁、急功近利、浪得虚名而已。其等身著作，既乏独到之见地、深邃之感悟、精绝之笔力；亦缺广阔之视野、深厚之学养、厚积薄发之功力。
既然我们是在文化的废墟上耕耘，要想在文字上确有建树，非得下一番“四深功夫”不可。
“四深功夫”，即：
深根固本——深固性灵之根，生命之本；
深藏厚养——厚积学识之藏，品行之养；
深思熟虑——对个人、家族、民族，及人类命运的深刻洞观；
深机妙用——尊奉“下笔千古不易”的古训，以殉道精神去完成“一生一部书”的创作。
能如此耐得寂寞者，必可创作出不同凡响的力作。中国文坛上能有几人如此？
大多数的当红文人，无不“健笔”如飞，几乎年年出长篇大作。似乎他们的心底渊藏有多么博大精深的内涵似的。纵然其中有博得世界性声誉者，也不过是浪得虚名罢了。
历史会做出证明。
5、中国文人缺乏直面民族悲剧的勇气
很不幸，名副其实，龙族是一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从深为信命这一传统习性来看，就可以知道我们是一个不能主宰自身吉凶祸福的古老民族。
尤其在近现代史中，中华民族流了太多太多的血与泪。
一个作家，当然要有直面民族苦难的责任。对于自己亲历过的历史大悲剧，更当义不容辞地去发掘、洞察、深化、升华，直到创作出惊天地泣鬼神的杰作。
《日瓦戈医生》《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便为楷模。
反观中国文坛，大多数文人或是语焉不详，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是成为打“擦边球”的高手。似乎都挺聪明，其实是聪明反被聪明误，荒废了可贵的生命与精力。
6、中国作者大多缺失生死界上的梦魇性体验
当代文人，都经历过时代大悲剧的坎坷——此属群体性体验。
但是，普遍缺乏生死界上的梦魇性磨砺——此属个体性体验。
一个长期徘徊于生死劫上的艺术家（思想家），其人生的感悟与心灵的深度，不是一般的文人所可比拟的。
生死劫有两重含义：
甲命运的生死劫——若曹雪芹亲历了“钟鸣鼎食诗礼簪缨”之族的分崩离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从绞刑架上幸存下来，又流放西伯利亚；若索尔仁尼琴的牢狱之灾
乙生命的生死劫——若卡夫卡、普鲁斯特、史铁生等。生命成为了惩罚。疾患缠身，梦魇连连。
尤其在一个病态至极的世代里（还有比二十世纪更加病态的世代吗？），疾苦与濒死感的体验，会使艺术家更加敏锐地悟透“人类疾病”的畸形实质（宗教性的政治性的文化性的人格性的）。
曹雪芹的幻灭，即是人类性的幻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恐惧，即是全生命的恐惧；
卡夫卡的梦魇，即是一个世纪的梦魇；
史铁生的底线，即是每一个人的生存底线。
而心灵的深度，决定艺术的深度；黑色的梦魇，是艺术创作最丰沃的土壤。
当今作品描写人物时，往往缺乏透骨透髓的深层次发掘。探其缘由，就在于缺失独到的生命体验（唯有史铁生的笔力不同一般。所惜是：他的身体过于衰残，使其文学视野的广度受到限制）。
——以上六点，束缚了当代文人的精神境界与心灵深度。当然，还有其它的障缘存在。笔者只须论此几点，足以道明中国文坛的窘境。
简言之：中国文坛，缺乏的不是阅历、素材、技巧、勤奋，乃至捧场者；缺乏的是灵性的高度、眼界的广度、文化的底蕴、心灵的深邃、特立独行的胆气，及“一生一部书”的精神。
可叹的是：历史老人“恩赐”的时间已经无多——中国文坛能否诞生出伟大之作，所剩时光，不会超过十年至十五年。
何以言之？很简单，唯有亲历过数十年政治浩劫的一代文人，才有可能创造出大师级的作品。所谓“国家不幸诗人幸”，信哉！
但，衮衮诸公皆已徘徊于花甲之年。如果说，一个人的最佳创作时光，在五十岁上下。那么，上天留给各位的时光还剩多少？
究竟如何，国人只能虚席以待了。
2013-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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