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三：从“瓶花”“江边”“荒谷”再到“荷塘”，您在作品题材上的转变延续着一种什么样的脉络？是否围绕着同一个主题或是表述您对某一问题的思考和探索？能否阐释一下这个核心主题？内容之外，您的作品在形式上是如何演变的？形式上的变化源于什么？在“笔墨”和“色彩”方面，您是如何取舍和运用的？
要说我的创作脉络应该是隐含于作品背后的“中西兼容”的文化心态吧。纵览整个创作经历，虽然题材上有一定的变化，从“瓶花”到“江边”、“荒谷”，再到“荷塘”，但这些都是来源于传统山水画的意象，是“中”的部分。而我的创作情感不是要单纯地停留在这些古典意趣上，是要注重现代东方审美意识。比如说我近些年一直在创作的《荷塘》系列，起用“荷塘”的意象就是想反复强调“东方性”的核心，在作画过程中我也特别强调对于当代性的表达，试图以“荷塘”传统的母体引申出自然风景对现代人而言的韵味，召唤当代生命中的身心共鸣。我觉得“东方美”不是停留在表面的泛泛之谈，而是要具有时代发展性。
至于画面的形式，我更为注重对“西”的借鉴，比如说我在水墨作品中引入西方绘画的“透视”技法，与中国画中的“平远”视角相结合；还有就是以抽象性的手法表现荷塘；在具体的作画过程中，我吸收了油画技法中的平涂刮擦，画面风格上也略带装饰性，尤其在近期的创作中我更是倾心于采用叠加、晕染、渗透的水墨技法去组织心象风景，使其表现更为抽象。可以说我的作品，“中”的部分是情感内容，“西”的部分是形式表现。
你所提到的平衡“笔墨”和“色彩”之间的关系，也是我一直以来关注探索的问题之一。在早期创作时我就在水墨画中大胆地引入色彩，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纯水墨或敷以淡彩的水墨画概念。我想这种水墨和色彩交相辉映的结合，也是“中西兼容”的表现吧，从当代审美需求出发，来突破和开拓传统水墨画的笔墨程式。
问题四：现在都流行“当代”一词，您如何理解中国水墨的“当代性”？您个人作品的“当代性”在内容和形式上又是如何体现的？谈到“当代”不可不谈“传统”，您从传统水墨中汲取到哪些经验？在这些经验的积累中又是如何寻找到具有个人特色的水墨语言和精神？
我所理解的“当代性”从艺术家的角度来说，不管你表现的是图式还是语言，包括观念和方法，都必须靠近当代审美情趣、审美意识，而且这是一个递进的过程。首先它是要根植于东方文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因为我们的水墨画再宽泛，也是在中国水墨、中国画领域内，这就有它的特殊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核心并不是笔墨，而是对东方性精神的表现。正如我个人在作品中追求的，就是我理解的中国水墨的东方性。再具体一点来说，是一种意境，即古人所谓的“诗情画意”，这种境界古今相通。但是，到了当下，这种意韵已经升华了，不单是古人的小桥流水，而我也需要找寻一种能引起现代观者共鸣的当代诗意和诗境。
我的作品可以说一直是介于传统和当代之间的，二者相互冲撞、矛盾，又浑然一体。我始终认为中国水墨还是需要有“根本”，也就是所说的“传统”，这跟西方意识形态下建构的当代艺术给人的张扬之感不同，中国文化讲究“中庸”，有其内敛的魅力，韵味悠长，这个也是我从“传统”中汲取的经验之一。其次，创作中我也特别讲究用笔用墨，有时候因为色彩用得比较重，遮盖了墨色的效果，我甚至会用技法加深对黑颜色的强调让画面呈现一种水墨的效果。我还很注重画面里的线条，以及画面是否能传达出一种东方的韵味和感觉。可以说从画面的总体感或者说思想上我都没有背离传统。
问题五：您如何理解“新水墨”？何为“新”？您在水墨创新实践中，遇到过哪些问题？都是如何解决的？如今您探索的新方向是什么？
“新水墨”，顾名思义，是以“旧水墨”为参照系的，它很强调时代性，注重结合时代的表达变化。我采用水墨作为创作语言，不是停留在对媒材的“挪用”，更重要的是将它作为具有东方精神身份的当代艺术来建构，它和我们的精神血脉是息息相关的，与我们自身的内在文化有关，与我们个体处境下的自然意识认知有关，与当代社会的意识形态有关。我想这个才是“新水墨”之“新”的含义。
我的创作实践主要发力点就是探索当今水墨艺术在国际舞台上的东方表现，所以产生的问题也都是围绕于此的，即如何让水墨艺术不单是以当代艺术的模式为基准，而是要以其自身的文化内核为根基。所以我在水墨实践中探索的当代性也是如此，既要深化东方精神内核，又要兼容西方艺术语言表现，解构掉传统水墨中的局限性，让“新水墨”真正具有时代新意。
一直以来，我的探索方向没有变过，至于会进行到什么时候这个我不好说，因为总要先琢磨透一个问题，再开启另一个吧。我还是会继续实践“水墨”这种叙述方式，在当代艺术的语境下关注对东方精神立场的描述，让其更为主观与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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