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与肉
1909年，培根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尽管他的家族谱系中有英国哲学家、与之同名同姓的弗兰西斯·培根子爵，曾曾祖母曾是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亲密伴侣，但是他依旧度过了一个痛苦而阴郁的童年。
爸爸是个退伍军人、赛马师，但这个从小患有哮喘病的孩子对狗和马都强烈过敏，严重时需要吗啡来缓解痛苦。培根天性敏感害羞，举止温柔，这些都让严酷的父亲无法容忍。另外由于战事和公务，他们频繁地在英格兰和爱尔兰两地之间搬迁，居无定所加上体弱多病，培根无法正常上学，无法从同龄伙伴身上找到慰藉。
17岁的时候，培根在伦敦独自生活，主要依靠母亲的接济。无所事事中他阅读了大量尼采的理论书籍，同时发掘出自己吸引富有男性的潜质。很快培根得到机会去柏林待了两个月，然后决定攒钱去巴黎。1927年的巴黎是“世界的首都”，几乎文艺界所有重要巨匠都在这座城市里闲逛。懵懂的培根在这里见识了普桑原作、看到毕加索大展、欣赏了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的史诗默片电影《拿破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后来他心中的艺术之火正是从这里萌发。
此后几年，培根回到伦敦从事室内设计，其间开始自学绘画。他第一幅吸引到公众目光的作品是1933年的《耶稣受难图》，黑白画面如同X射线的医疗图像。而此后，与医学相关的一系列事物都成为从小体弱多病画家所关注的内容，包括与口腔相关的疾病研究书籍、健美的运动员和舞蹈者身体等等。
1944年，35岁的培根在战争阴霾之中完成了一幅以基督受难为题的三联画——这标志着他成熟时期的到来。该作品描绘了一个橙色的空间，黑色方块作为门窗，当中的几个人形扭曲而模糊，整体氛围令人不安。据后来人们的解释，培根处理的乃是当时欧洲普遍存在的隔离、痛苦，并将其逐步推至更为抽象的精神苦恼上去。
基本上这就为培根全盛时期的诸多作品垫下了基调。三联画令画面具有特殊的节奏感，线条与平涂鲜艳色彩构建出一个空间，而在之中出现的人体多半在扭曲、发力，仿佛正竭力挣扎、想拼命地从什么地方冲出去。
培根作品中的精神恐慌常常看似直接源自二战后灾难性新闻报道和集中营、大屠杀的视觉描述，但仔细审视却发现其中带有一种超现实主义的危机感和模糊的动感。“培根用一种当代预言家式的狂暴与创新，陈述了战后欧洲的绝望。”评论说。
嚎叫的教皇
相比其他的油画作品，培根在上世纪50年代所创作的50多张肖像变体研究草图中“嚎叫的教皇”形象更加深入人心。他在文艺复兴时期画家委拉斯开兹的名画《教皇英诺森十世肖像》印刷品上进行涂抹，最著名的一个变形是《保罗二世》(1951)。在黑白图片之上，培根用鲜艳的紫色仔细描摹出教皇上半身的服饰，把原本的嘴巴化成惊恐张开状，脸部以上加以锋利的竖排线——最终给形体造成一种鬼魅般的印象。
王亚敏介绍，嚎叫的教皇反映了美术史在培根身上的影响与传承，而“嚎叫”也正是培根创作的母题之一。
起初，这个灵感的来源是1929年俄罗斯电影《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当中的一幕，戴着圆眼镜的护士满脸血迹、疯狂嚎叫。这个形象中嘴巴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行为动机与情感牵连都令培根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展览中可以看到，他用新闻图片中的黑猩猩来展现动物的叫喊，继而有了希特勒的咆哮、摇滚明星米克·贾格(Mick Jagger)的失神、精神病人的癫狂，还有“站在大众汽车旁嚎叫”的普通人，甚至还有嚎叫的画家凡高。
“凡高的耳朵被割掉了，但是嚎叫的声音必须被耳朵听到，耳朵没了怎么听到嚎叫呢？”王亚敏肯定两者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培根晚年一直常伴左右的好友、这些资料的收藏者焦尔也颇为赞同。
“他因痛苦而嚎叫、因愤怒而嚎叫、因压抑的生活而嚎叫。”他告诉记者，“实际上凡高对于培根来说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凡高是一位色彩大师。尤其在他生命最后三年、彻底变疯之后，颜色变得十分狂野。培根试图从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颜色。”
在展览的影像资料中，人们可以看到在“马厩”工作室里的培根。他有着一张圆脸，可是眼神却十分犀利。“我给他取过一个外号：猫头鹰。因为他长得太像了！”焦尔还记得画家曾经开玩笑地把头从肩膀一头慢慢转到那一头而身体保持纹丝不动。
“其实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还很有趣。我知道大家对他的想象大不相同，”他说，“他总是在画焦虑、孤独、沮丧这类负面情绪，触碰到许多人的神经。但是另外一方面，他却非常懂得享受生活。”
即便是在培根晚年，这位画家也还保持着勤奋的工作状态，每天六点起床、下午一点出去吃顿简单快速的午饭，然后继续——通常连续工作2到6周。但是当一组作品完成之后，他会非常热情地庆功：喝点香槟酒，去饭店饱餐一顿，庆祝可以连续三四天。“在庆祝的时候他会变成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也慷慨大方地帮所有人付钱、大方地给小费。所以只要培根走进餐厅，所有人都开心极了。”焦尔说，“他对死亡有着清晰的认识，因而更加珍惜每一分钟时光。总之他就是有着两面：拼命画画、全力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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