逐利之“因” 难结公益之“果”？
机构收藏“生猛”，并称欲开设私人美术馆引热议——
去年秋拍，机构收藏风光无限：万达集团1.72亿拿下毕加索的《两个小孩》，厦门宝龙斥资1.288亿拍下了黄胄的《欢腾的草原》……而且，万达集团和厦门宝龙都表示：未来有开设私人美术馆的打算。
的确，国外如MoMA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古根海姆等许多著名的博物馆、美术馆都发源于机构收藏。那么，他们这条由“私”向“公”转化的路是如何走过的？这样的路径，究竟有无可能被中国收藏机构所复制，从而造福社会？本期“品味”，我们就请各路专家深入分析、探讨一下。
文、图/记者金叶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 徐子林——
正方
机构对艺术并非真了解
建博物馆纯属天方夜谭
我认为，中国当下的机构收藏主要依赖拍卖进行收藏，是从市场到市场的过程，更关心艺术品的市场价值，而不关注对艺术本体的研究。这样不仅不可能结出西方私人博物馆那种有品质的“果实”，还会对市场造成不良影响。
我们简单分析一下去年秋拍两个比较“抢眼”的收藏机构：斥巨资购入毕加索作品的万达集团，虽然他们号称有专业的“学术团队”，但从收藏情况只能看出：毕加索的那幅作品根本不值那么多钱，而如果想做美术馆，收一幅毕加索的作品也没太大意义；砸下1.288亿拍下黄胄《欢腾的草原》的宝龙集团，本身是个房地产公司，同时也做拍卖。去年，他们在上海的第一拍就闹出个大笑话，把徐悲鸿的一幅假画《九方皋》拍出了近九千万元的价格。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该机构介入艺术品市场的动机不纯，意在炒作，而且相当没有底线。
尽管机构收藏是社会文化事业中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有个前提：机构必须基于严肃的学术梳理之后做出系统性的收藏。对有志于此的机构而言，首要任务是组建一个具有品质的专家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一定不能靠着江湖关系维系，它的内部必须有健康的学术氛围，甚至应该容纳争吵和针锋相对的意见，并且有学术性的报告指导每一年度的收藏行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投资行为具有最大程度的理性。同时，机构收藏的成长离不开社会的扶持，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这样的政策，但力度还不够。而即便是这些“简陋”的政策，执行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因为政策本身不够明朗、漏洞太多，以至于认真做文化事业的机构得不到任何资助，拥有较多政府资源和关系、别有用心的“收藏机构”反而能得到很多好处。
然而，西方的收藏机构主要以基金会的模式运作，公益性强，并和画廊及艺术家本人建立了紧密的联系，所以，西方的机构收藏有扶持艺术创作的性质。其实，我们也不用过分仰望西方的机构收藏，认为那些企业家都有着高尚的贵族血统、受过很好的美学教育，才使他们的机构收藏最终成长为具有公益性质的博物馆。事实上，古根海姆的创始人最开始也对艺术没有丝毫了解，但他有一个儿媳妇是这方面的行家，古根海姆给予了充分的资金支持，才最终形成了一个完善的收藏脉络。西方的机构收藏之所以能够成长为参天大树，并不是因为最初的企业家对艺术有先天的敏感度，而在于他们有健康、开放的心态，对新的事物有着习惯性的支持，这是中国很多新贵需要学习的地方。这毕竟是一个专业性的学科，不能单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判断，或者从零学习，而是需要学习接纳更多的观点、获得更多专家学者的支持，才能够减少走入误区的风险。
反方
中央财经大学拍卖研究中心研究员 季涛——
“富二代”可以
舍利求名建公益博物馆
现在，机构收藏的参与度越来越高。因为“财大气粗”，所以企图心很强，通常“觊觎”的都是市场上最昂贵的精品力作。我知道浙江、广东都有企业在办自己的小博物馆、美术馆。有时候他们会采取这种方式：高薪聘请专家为他们“掌眼”，给出一个收藏计划——比如我就是要收青花瓷或者古代书画，给专家一笔资金，如五千万元去各处“淘宝”，这等于是在订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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