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马年。马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独特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图腾是龙，而龙与马时时相提并论，并称为“龙马”，由此可见马的地位之高。马也是中国最古老的绘画主题之一，从汉代“马踏飞燕”的雄姿，到唐太宗“昭陵六骏”的长啸，再到徐悲鸿笔下的奔马……马的艺术在中国历史悠久，其风格、内涵不断变化。但我们真正理解马画的符号性语言和内涵吗？
早期马画
中国马画两大主题：御马像和人马图
纵观中国历史，最早的马是因军事目的而被引进中原地区的。它们主要被用来装备骑兵以抵御来自西北游牧民族的侵犯，因此成为那时最有价值的贡品之一，而拥有马匹也成了皇亲国戚与士大夫的特权。因此在早期中国画里，马通常出现在战争或狩猎场景中。早期马画最重要的两个主题是“穆王八骏”和“伯乐三马”，并由此发展出两个最典型的马画系列：御马像和人马图。
最早的中国御马图可能就是《穆王八骏图》。它记录了当年周朝第五位君王周穆王游历西方期间，原先臣服于穆王的九夷开始与徐国热络，中原空虚，宗周危机，穆王闻讯，立即跳进八匹良驹所拉的马车，昼夜兼程，返回宗周，兴师东征，大破徐夷。为了纪念他的凯旋和政权巩固，他吩咐人画下了他的八匹战马。从此以后这个主题就成为了中国马画的典型图示。
据宋朝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穆王八骏图》真迹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武帝时期(公元265~290年)还流传在世。后来，晋武帝诏令史道硕照原样描绘出来。史道硕的这幅摹本一直在南朝宫廷流传，宋、齐、梁、陈均将之视为国宝，直至陈为隋朝所灭。此画流落到贺若弼手中，齐王杨暕以骏马四十匹、美锦五十段换到，并将之进献给隋炀帝。到唐贞观年间，唐太宗将这幅传奇画作借给魏王李泰，因而，此画被传移摹写后传于世上。
“穆王八骏”的传奇意象及其所表达的统治者的光辉形象，使得许多后来的帝王纷纷仿效，来赞颂、记录自己的战马。其中唐太宗把自己的军事成就以六匹战马像的形式铭记，这六匹马的画像后来被复制到石板上，放在了太宗的陵墓昭陵里，被称为“昭陵六骏”。
另一个早期中国马画的主题是“伯乐三马”，描绘了公元前七世纪伯乐发现三匹千里马的故事，从中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早期马匹绘画的审美和象征意义。在伯乐的时代，人们对于马匹的基本审美标准是与中国相面术紧密相关，骨骼和肌肉均是主要依据。这个标准解释了为什么早期的马画艺术家一直注重勾勒马的骨骼。
古卷轴中的马大多以奇异的形状出现，有时更像是龙。唐朝艺术史家张彦远是发现这个问题的第一人，他这样写道：“古人画马有《八骏图》，或云史道硕之迹，或云史秉之迹，皆螭颈龙体，矢激电驰，非马之状也。”(《历代名画记》卷九)这种非现实的描绘方式在中国古代非常典型，动物依然与古老的神话传说联系在一起。
唐朝马画
韩干的现实主义：“今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
在唐代，对马的需求量急剧增加，除了军事征战和贵族狩猎活动外，马还被用于马球运动。唐太宗和唐玄宗都以爱马闻名。据说玄宗的马厩中曾同时饲养着4万匹马，其中也包括一部分用于表演的马。
从周晚期到唐代的马画，其风格演变都由张彦远予以总结：从非现实风格转型的第一步系由晋朝的顾恺之和陆探微踏出；到了六世纪后半叶，北周的董伯仁和北齐的展子虔又使这个主题有了新的进展。
唐玄宗即位后，马画进入黄金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善于画马的画家，韩干是其中的佼佼者，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天宝年间，韩干被召入宫中，在画马名家陈闳门下学画。韩干发展出一种与陈闳截然不同的画风。当被皇帝问及为何其画风与师傅不同时，韩干回答，“臣自有师。今陛下内厩马，皆臣之师也。”
事实上，韩干的马比之陈闳的马确实更具有现实主义风采。当时，通常的画法都着重于呈现奔驰中的骏马身上的肌肉和骨骼，韩干则着眼于如何真实描摹出每一匹马独特的相貌、姿势、状态和性格。在众多传为韩干的作品中，有两幅尤能体现其风格。首先是一幅名为《照夜白》的画作，描绘了唐玄宗最心爱的一批骏马被系在一根木桩上，昂首嘶鸣，四蹄腾骧，似欲挣脱缰索。这幅画而今收藏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以寥寥几笔线条即勾勒出马匹胸部、头部的强健肌肉，同时也体现出一种更为现实主义的风格。另一幅传为韩干的作品是《牧马图》，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与《照夜白》一样，这幅画同样在现实主义的描摹及表现动物生命灵气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
不过，韩干的画法并没有立刻获得普遍认同。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曾在他的诗《丹青引赠曹将军霸》中将韩干和他的前辈曹霸比较：“弟子韩干早入室，亦能画马穷殊相。干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骅骝气凋丧。”他认为韩干只画了马的肉体却没有画出马的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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