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习惯将一个特定时间的问题不仅放在特定的语境中进行考察，更乐于将那些被考察的历史事实与之前更远的——甚至超过了千年以致数千年——文明故事联系起来，这样考察问题的习惯其实是人类的一种本能：将已经发生的和正在经历的以及对未来的判断融为一个整体，以便于认识自己。在文明的起源或发展这个问题上，无论我们持有何种观点，人类不同族群总是在迁徙、遭遇中发现了新的地域与同类，从而获得对世界进一步的认知，这是人类自身所具有的创造力决定的。可以想象，在远古时期，人类不同分支之间从无知到交流的过程一直在进行着，不过，即便我们冒着被指责概念滥用的危险，也最多将“全球化”的开始放在与今天只有500多年的地理大发现那样的时段。举例来说，如果我们观察的位置是在亚洲的中国，则可以这样来观看在全球化进程中她与世界的关系，来自极其遥远的葡萄牙人不仅早在1514年就与广州商人有了来往，且于1557年在中国的厦门建立了第一个半官方的商站，然而，生活在北京的官员与老百姓似乎对之没有任何特别的反应，至少，没有官方文献表明此时的中国朝廷对这类外来异族的动作有什么在意，在庞大的帝国眼里，“蛮夷”的这点活动根本不是什么事情，早在15世纪初期(从1405年开始)，中国的海军将领郑和就数次带领数百船只到达从马六甲和锡兰到红海口和桑格巴尔的各个港口，并以文明的方式赢得臣服和财富，郑和的船只是如此地巨大和拥有充分的排水量(例如有些船有400英尺长，1500吨以上排水量)，以致有历史学家估计中国的船队很早就绕过非洲“发现了”葡萄牙，但是，与以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人相比，中国人的航海远游不过是满足一下帝国庞大伟岸的自信心。实际上，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带着具体的目的开始敲响中国的大门，对于中国人来说，全球化的故事这才刚刚开始。
当我们翻阅欧洲的扩张历史时，英国在葡萄牙、西班牙和荷兰之后获得世界影响力的时间已经是19世纪，彼时，“日不落帝国”给予了大不列颠一个事实上潜伏着衰落基因的“全球化”扩张的幻象。这是一个在肉体和心理上发生复杂变化的过程，无论那些早期推动“全球化”进程的人物心怀什么宏大理想、或者秉持欧洲文明与教养对于那些被殖民国家欲改变其野蛮落后的现状的理由，由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导致的殖民地扩张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灌输、强制、替代、冲突、反抗直至演变、衰落与新生。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基本评估自然容易让人联想到1840年左右的日子，联想到1900年——一个更加复杂的全球化历史时期的开始，这一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日本、俄国、美国出兵占领了曾经对“蛮夷”不屑一顾的北京。
的确，从16世纪到19世纪是欧洲文明迅速发展到在全球占支配地位的四个世纪，尽管在1900年之后这种地位事实上开始发生动摇，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暴露无遗，却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留着霸权的幻象并直至20世纪90年代也仍然喘着表明还没有死去的粗气。毫无疑问，在前面提及1840年和1900年并不简单是暗示世界的军事与经济形势：1855年，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发表了他的《现实主义宣言》，这位咄咄逼人的革命者将人们的视线从神话与宗教故事彻底引向了视网膜触及的现实；之后，工业生产的锡管颜料导致了1873年在巴黎盖尔波瓦咖啡店里的“印象”派画家的涂抹，跟着，分别以圣维克托山、阿尔风景、塔希提女人为题材而知名的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梵高(Vincent Willem van Gogh，1853－1890)、高更(PaulGauguin，1848—1903)进一步地袭击了人们的眼睛，人们发现：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欧洲艺术传统即将解体。如果我们机械地用时间来表述，从1900年代到1945年这几乎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欧洲艺术以“现代主义”为名呈现出的历史现象构成了对全球艺术发展状况的提示，这不简单是说：我们可以在梵高的作品中看到浮世绘、在毕加索(Pablo Ruiz Picasso，1881－1973)的作品中发现非洲木雕，在马蒂斯的绘画里目睹阿拉伯花纹，而是说，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力量为冲破地区、国家和民族的藩篱提供了全新的观念与工具，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传统面临不可避免的挑战。卓越的艺术史家贡布里希——他因为中国著名的学者范景中对其著作的系统翻译而为中国艺术领域的人们所熟悉——的《艺术的故事》的一次次修订非常真实地展现了这样的困惑：人们观察这个世界的方式发生了不断的改变，即便我们有教养的经典学者多少有些不情愿。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对殖民地帝国的控制式微，尽管同时也因为获得了作为托管地的阿拉伯地区而扩大了它的殖民地范围——这样的一种表面上的稳定结果当然容易助长(至少是保持)欧洲中心主义的心理惯习。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英国，更不用说意大利和德国，失去了曾经作为世界强国的主导性，与之同时，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两个阵营所构成的冷战空气，使艺术的生长具有脱离欧洲中心主义的复杂性，艺术问题的针对性因为国家、民族、地区的不同，而产生远离欧洲中心的特征，艺术脱离了所谓的现代主义逻辑，观念艺术的可能性已经全面打开，任何出发点与特殊的语境，都将产生具有不同特征的艺术，这样的情况多少有点像战后不同殖民地国家纷纷争取独立，并暴露出远远没有像反抗法西斯的战争中那样的一致性，因此，对由此产生的不同问题的出现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变得比战前远远更为复杂和棘手。一开始，美国希望通过战争的胜利而实现建立“一个世界”(多少有点“全球化”的含义)的梦想，所以，因战争而虚弱的欧洲主要国家继续得到美国在经济与军事上的援助，与之同时，在反抗法西斯战争中获得胜利并具有极大发言权的苏联却因为对共产主义势力的重建和发展——尽管她于1943年8月解散了旨在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的共产国际，而引发了主张自由经济的西方国家与主张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苏联及其盟友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这是一个复杂而迅速的过程，世界不同领域的标准开始被从新审视和调整，一方面，政治、经济以及军事所导致的国家影响力的改变居然将人们对西方国家艺术史观察的重心从欧洲移向了美国。汉密尔顿(Hamilton)的确提示了战后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消费社会的到来，可是，人们只有在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1928－1987)、罗伊·利希滕思坦(RoyLichtenstein，1923—1997)的作品中才能够看到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如何展示财富及其繁荣的。尽管欧洲人对那些产生于广告灵感的美国当代艺术多少有些不以为然，可是，因现代主义而骄傲的欧洲艺术领域却再也没有出现类似不断出现在美国影像电视不同媒体上那样的有普遍影响力的艺术家。很快，人们也注意到，一些亚洲的艺术家(例如台湾的艺术家)已经不像19世纪末或20世上半叶前往法国或者欧洲，而是去美国谋求他们的艺术发展了。另一方面，在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符合集权主义制度原则的标准得以发展，并向其他非欧洲的共产主义国家扩散，例如在50年代的中国，因为属于苏联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国的艺术表现出在主题、思想、形式、表现手法上的相似性，人们很轻而易举地就能在中国艺术家的创作中找到“向苏联学习”的例子。
艺术的变化也许具有无意识的特征，但是正是大的语境的变化，使得人们开始调整他们的判断与行动。可是，由于欧洲主要国家在政治、经济以及军事上的不少一致性，而世界大多数国家不同程度地接受着美国以及西方国家的普世价值观，在艺术史及其相关的文明判断上，主要在1989年之前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中心主义并没有受到严重的挑战。“铁幕”一词即是政治的、经济的和军事的表述，也是对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艺术的价值标准的否定，因为在这样的国家里，文化与艺术最基本的需求——自由——并不存在。尽管作为世界的另一极——即以苏联为主导的社会主义阵营——以一种充分的自信与西方进行着意识形态领域的对抗。概括地讲，从1945年开始、并于1947年完全形成的以美国为主的西方自由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冷战，决定着这个世界的基本秩序，意识形态的冲突显然为各自的文化艺术的标准提供了政治以及文化上的依据。当然，与二战之前的语境不同，不能够忽略的是，由于欧洲本身以及远东的冷战结构的明显势均力敌，这已经暗示了即便是在冷战期间，在观看、评估以及判断全球范围内的不同艺术时，欧洲中心主义视角已经有些吃力。
的确，随着时间的流逝，世界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不同领域的变化不会是一层不变的，即便在战后因为世界的经济发展而进一步推动了全球化的运动，但其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结果也并不意味着是同质化的，那些需要厚厚的著作来叙述的世界语境的变化无非是告诉我们：艺术领域的变化显然是值得注意的。在1989年之前，艺术史家以及文化思想史的观察者大致认为：由几乎是西方作者完成的不同版本的艺术史具有一种文明价值的裁定分量，其他非欧洲或者非西方国家的艺术发展大多有一个学习西方的时期(例如日本、中国、韩国的现代主义形成)，以致被认为几乎停滞不前，或者没有任何文明的意义。所以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出版的世界艺术史著作中，远东以及阿拉伯国家发生的艺术现象，几乎没有被纳入其中，例如发生在亚洲国家的现代主义被视为对西方艺术的简单重复而不具备进入艺术史的价值。
1976年，准确地说是1978年12月之后，中 共开始重新发起新的现代化运动，这个曾经被指责为“修正主义”的决策，事实上构成了推动冷战结束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之前，当1962年10月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产生的“古巴危机”得以解决时，就已经明显表明了冷战已显现出艰难的解冻，到了1989年，“东欧”社会主义解体的确标志着冷战的彻底结束，这无疑是人类迅速走向全球化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世界的政治格局导致经济、文化的格局由此发生巨大变化，用美国人的话来说，“一个世界”似乎已经到来，以致有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52—)关于历史的终结的欢呼。无论之后的若干年里，人们根据俄罗斯和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来暗示冷战的继续存在，但事实是，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构成的两极世界的确结束了，甚至所谓的不结盟“第三世界”也远远不存在了，由不同文明背景的国家、民族、地区之间构成的复杂矛盾与冲突开始凸显；同时，经济的发展与地区的崛起改变了人们对问题判断的方向与注意力，亚洲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展，多极世界的出现与人们早期的全球化想象几乎重叠。从1989年之后，即便是态度稳重的历史学家，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将他们的注意力转向了非西方国家。的确，第一次工业革命带来的现代主义显然进入了博物馆，二战之后出现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了更加复杂与普遍的变化，核能、基因工程、信息革命等等技术上的突破为人类提出了新的挑战：世界国家地区之间贫富悬殊日益加大；加速产生的社会问题导致社会健康指数的下降，僵化的政治体制因为经济持续并严重的落后而显现衰竭——这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根本原因，技术革新与新的绿色革命导致缺乏技能的农村人口向更加难以生存的城市涌入，以致产生各种各样的新问题。最关键的是，生态、种族、性别方面的问题构成了经济政治全球化过程中的普遍问题，因此，局部地区的战争与冲突在全球核威胁的笼罩下接连不断无休止地发生，而在冷战结束之后，这一切都在加剧地的蔓延与裂变。在过去，人们还相信人类是在与自然、与物理世界为敌，或者是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较量，而在冷战之后，人们发现：人成为人的真正敌人，至少，西方的启蒙主义逻辑难以解释民族之间的冲突。这样的变化虽然与科学的进步有关，但是，在作为灵魂退路的宗教都失去了抚慰功能而成为文明之间冲突的托词之后，人类世界真的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总之，从90年代开始，所有的变化意味着，一个新的全球史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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