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梁启超，
必须迈过的“两道坎”
作为报人、文化评论家，解玺璋与梁启超结缘于上世纪80年代初。1978年他考入人大新闻系，师承新闻史专家方汉奇。大二时，他发现若想真正学懂弄通中国的新闻史——第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梁启超。于是，他便非常用心地跑到国家图书馆报库，研究了整整一个学期的《时务报》，并凭着少年的意气纵横，写了论文《论梁启超的新闻思想》，获得了当年的“青年论文”奖。方先生发现这个大二的学生竟有如此慧心，不仅敢想，而且敢做，便主动提出要给解玺璋当指导老师。老师循循善诱，学生谦逊好学，不过他们谈得最多的，还是梁启超。所以，30年后，解玺璋说，“我写梁启超不仅是偏爱，且有情缘。”
不过要写梁启超谈何容易。解玺璋回忆说，开始准备写《梁启超传》的时候，在我面前有两道坎是必须迈过去的。一道是历来对他的政治定性，另一道就是多年来流行于民间的对于他的道德评价。梁启超头上就戴了好几顶帽子——维新派、改良派、保皇派、立宪派，直至反革命派，一顶比一顶吓人。道德评价上，有人指责他多变、善变，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也有人骂他欺师灭祖、欺世盗名，人格、天良均已丧尽。
如何才能迈过这两道坎？解玺璋所做的，就是从读书入手。他这次为梁启超立传主要依托两大“资料库”：一是丁文江、赵丰田二位先生编纂的《梁启超年谱长编》，它保存了许多没有经过最后删削的原始材料，他“至少读了五遍”；二是1932年，由林志钧先生重新编订、中华书局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这为撰写传记提供了最基本的材料。
然而，生活在具体历史情境中的人，比我们想到的要复杂得多。解玺璋知道，要想全面解读梁启超，仅仅读梁启超是不够的，还要读与梁启超同一时代的许多人物，读他们的书，以及有关他们的书。康有为是他的老师，无论他们是分是合，康与梁始终纠缠在一起。所以，另外第一要读的就是康有为。如，读了康有为的《长兴学记》、《万木草堂口说》，他明白了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所定“学规”与康有为的继承性关系，而《康南海自编年谱》则记载了康与老师朱九江，以及万木草堂与礼山草堂之间的渊源。然后回过头来，再读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也就明白了清代学术演变曾给康梁变法提供了怎样的精神资源。除此之外，在解玺璋看来，要准确把握梁启超，必须读的人和书还有很多，比如黄遵宪、严复、谭嗣同、陈宝箴、张之洞、叶德辉等等。
所以，解玺璋的朋友说，近五六年来“他一直埋头于梁启超1400余万字的故纸堆中，若加上他对梁启超主办并笔政的《时务报》、《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的批阅钻研以及对梁启超同时代的康有为、蔡锷、袁世凯等等的探疑索引，解玺璋大约对数千万字的文史资料进行了聚精会神的沙里淘金。”
由此，解玺璋解读梁启超，并认为，他是中国近代伟大的思想启蒙家，尤其在思想宣传上的贡献不可磨灭，大半生办报、办杂志、写文章，为辛亥革命的深入人心夯实了基础。另外，虽然很多人说梁启超善变，早期主张革命，后来主张立宪，再后来反思西方文化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事实上，在他思想变化的同时有一点始终不变那就是一种家国情怀，他希望中国好起来，社会进步、政治稳定，这是他身上最值得后人敬仰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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