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亮：前卫理论的修正与推进(3)

　　布赫洛的创新之处在于，他将被比格尔形容为语意衰退的新前卫艺术赋予新的意义。因为在比格尔看来，与罗德琴科等人作品相似的克莱茵的作品，因为已经不再处于20年代的历史上下文，已经不能再产生出历史前卫那样的意义。面对新旧前卫主观经验形式上的极端类似，布赫洛转而对新前卫采取了语言学上的拯救，正如他在1994年试图将克劳斯的语言结构分析用来分析李希特的单色绘画一般。“现代主义的‘语言’建构了新前卫的讲话者，从而继续重复和修正了他们的‘言语’……（新前卫作品）将意义转移到外围，将它转移为横聚合关系、偶然性和文本的他律结构结合。”[19]通过这种艺术现象到语言学的转换，克莱因看似无意义的作品便具有了产生意义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新前卫的意义已经不能再从作品本身去寻找，而是要深入到作品和艺术家所处的上下文关系中。
　　
　　按照布赫洛的这种叙事方法，克莱因的作品就已经不再是历史前卫的简单重复，而是对历史前卫所造成压抑的拒认，因为克莱因的作品在功能、观众和意图上恰恰与历史前卫相反。克莱因的作品恰恰试图要恢复现代主义的“高雅艺术”（high art）特征，回到自律的艺术体制，只有这样，才能找到自身的合法性。但是在分析新前卫的意义时，布赫洛的判断却出现了明显的矛盾，他的价值观判断和理论出发点显得相互抵触。从理论出发点来看，他要做的是将新前卫放到战后上下文中分析其与历史前卫的根本不同，从而否定比格尔的新旧重复说，那么他对克莱因和俄国前卫的对比分析已十分完满，他认为“源自于现代主义启蒙工程的同样策略已经转而向转型为企业国的公共领域提供了合适的分配（全然的商品化）形式和文化经验（景观化）”。[20]这个结论也证明了他认为新前卫只能从外部功能才能得到理解的论述。在价值观立场来说，布赫洛虽然认为在企业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正在消除个人经验和高雅文化的反抗功能时，克莱因对超验否定性和个人经验的回归有一定积极作用，但是同时对克莱因作品的商品拜物教性质进行了激烈的批评。这里存在的悖论便是布赫洛研究了一个自己在判断上就极为矛盾的新前卫个案，新前卫存在的合法性在这时依然没有得到解决。直到完成对李希特的研究，布赫洛才在价值观立场和理论出发点两者之间达成了一致。面对李希特，他已经不再出现分析克莱因时的那种矛盾心理，而是即肯定了李希特的重复，又赋予了重复以肯定的意义和价值。[21]
　　
　　从布赫洛的批评实践来看，他并没有通过一篇文章将新前卫理论化，而是通过不同的个案研究，来实现他对比格尔理论的修正和对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继承。几乎与布赫洛完成博士论文的同时，其同事福斯特发表了一篇《新前卫新在何处的文章？》的文章，试图在布赫洛的基础上建构一个完整的新旧前卫之间的叙事。这篇文章发表在1994年《十月》杂志对杜尚回顾性研究的专刊中，具有历史浓重的历史总结的味道。在文章中，福斯特将布赫洛在1986年提到但是没有深化的弗洛伊德理论进行了再利用，根据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建构了历史前卫到新前卫的叙事，给予新前卫以全然的合法性。
　　
　　在福斯特建构新前卫叙事的过程中，正如他自己所说，“要去改善它（比格尔的理论），通过它本身的模糊性将其复杂化——特别是暗示出历史前卫和新前卫之间的时间性互换关系，一种复杂的预期与重构关系。”[22]所以，在整个叙事中，比格尔对前卫的两条判断标准被保留了下来，一是重构艺术与生活的关系，二是反体制。恰如布赫洛使用弗洛伊德的理论判断新前卫不是对历史前卫的重复，而是对历史前卫的拒斥一般，福斯特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但不同的是，他通过转引拉康的延缓行为（deferred actiong）的观点将这个判断又往前推进了一步。所以，福斯特得出的结论便是第一次新前卫是对历史前卫的反抗，第二次新前卫则是对第一次新前卫的批判。第一次新前卫，例如劳申伯格，不再寄希望于整合艺术与生活，而是用艺术作品保持艺术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同时这批前卫艺术家成功地反抗了以弗莱（Roger Fry）和贝尔（Clive Bell）为代表的后印象派形式主义批评，以及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和弗雷德（Michael Fried）理论为支撑的纽约画派模式。第二次新前卫，如汉斯·哈克，将历史前卫仅仅宣言式的反体制行为转为一种精细的分析调查模式，并且对第一次新前卫的体制化提出了批评。至此，福斯特认为自己成功地将比格尔的理论合理化了，正如马克思拯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一般。
　　
　　虽然福斯特对比格尔的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拯救，但是留给我们的问题依然是比格尔对新前卫的尖锐批评，甚至福斯特本人也承认，第一次新前卫很快就被体制化了，即便是新前卫没有被体制化，难道新前卫就不存在任何对历史前卫的重复吗？当然，我们依据福斯特的线索可以在纵向上建立一个新的叙事，但是这在横向上却无法区分优秀新前卫和劣等新前卫之间的界限。这一界限的模糊恰恰来自于他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使用。由于过于强调无意识的作用，无意识就可以成为模糊一切价值判断标准的借口，要明确这种界限的存在，如布赫洛一样，保持新左派的部分思想精华依然是可取的一种解决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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