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来自上天的深邃
在道德确实需要形而上学的深邃。也只有形而上学的深邃，才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人是一种追求超越的存在，而这种对超越的追求很大程度上根源于道德的崇高。如果没有道德的崇高，人和走兽又如何区分？走兽只服务于自己的本能和欲望；但是，人却可以超越本能与欲望，成就真正道德的崇高。道德所以是崇高的，很大程度上根源于个体的人对于整体人类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个体是人类整体的一部分，所以个体必须服务于人类整体；为了人类整体的利益，个体可以牺牲自己的一切甚至包括生命。我们知道，真正的道德崇高，都是那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成就的。譬如我们讲的“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这不仅有浩然正气的激荡，而且有人类精神的闪光。我在想，人类的整体性，是如何得到自觉的。在蒙昧的时代，这依靠上帝；而在启蒙时代，则依靠道德形而上学。我并不否认，道德形而上学有唯心的成份，甚至也为上帝的存在保留了空间；但是，它依然深深地着震撼人心。为什么这样呢？我想，最深刻的根源，就是人类整体性的自觉。康德讲：“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实际上，这就道出了道德形而上学的深邃；并且道德形而上学的深邃就来自于上天，或者说“灿烂星空”。灿烂星空，是位我上者；这本该让我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但是，在我，并没有感到自身的渺小与微不足道，反而升腾起了一种崇高感。这种崇高感，来源于哪里？来源于道德律令，来源于人类的整体性。在这里，人类的整体性，是通过道德的崇高体现出来的。而成就道德崇高的，又恰恰是个体的人。所以，这个体的人，不是渺小的、微不足道的，而是大写的、昂首阔步的人；也就说，在个体的人这里，有着人类的全部。所以，深邃的道德形而上学，实在高扬着人的理想的。在这里的人，既不是上帝的仆人，也不是帝王将相的臣属，甚至也不是实现伟大目标的工具；相反，他就是伟大目的本身。人，是目的，而不是工具；这可以说是启蒙的最高理想。虽然这个最高的理想，在历史的进程中，被一次又一次的践踏；但是，人的旗帜却高高飘扬着。我们知道，人是使用工具来改造世界的动物；可以说，正是对工具的使用，让人摆脱动物界，建立社会，并最终统治地球的。工具在现代社会的使用，更是极为广泛；但是，对于所谓的工具本体，我却有很大的疑虑。我并不认为人类所创造的工具，是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其实，对于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这种本体论的讲法，我也有很多的怀疑。如果定要说最后的实在、一切的根源，存在的话，那也是人本身。我们在那里讲什么“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最根本的目的，还是为了引出人的诞生。既然“天地间，人为贵”，那就不能够把人本身作为工具。可以说，启蒙的理想恰恰对抗着工具本体。但是，工具本体却是残酷的现实，而启蒙的理想则呈现出了许多虚幻。而我们要做的，恰恰是让启蒙的理想摆脱自身的虚幻，成为真正的现实。对于道德形而上学的深邃，我是非常尊重的。因为在这里，不仅有人本身的理想，更有人类整体性的自觉。可能有人会以为，人本身的理想和人类整体性会有许多矛盾。譬如人本身的理想，更强调个体的自由，而人类的整体则要求崇高的献身精神。其实，这并不成其为矛盾；即便是矛盾，也可以得到统一。并不是说强调个体自由，就要逃避人类整体的责任；也并不是说献身人类整体，便没有了个体自由。只有深刻地意识到人类整体责任的个体，才是真正自由的。同样地，个体自由也就同时意味着献身人类整体。如果没有人类整体，也就无所谓个体的自由。当然，道德形而上学的先验性，是可以改造的。实践着的人类主体，就可以让先验的道德形而上学获得经验的支撑。但是，道德形而上学本身，毕竟有一个经验变先验的历程，虽然这个历程未必得到自觉。经验，往往是平实的；但先验却有一种超越。当然，这种超越，根源于上天的深邃。其实，没有上天的深邃，我们又怎么印证人本身的崇高呢？
（二）所谓道德律令
所谓道德律令，很类似于绝对命令的。在道德的实践中，仿佛有一种超越的东西，在命令我们，必须怎么做；只有这样做，才是道德的，才能够体现生命的尊严与价值。就像我们常讲的舍己为人、见义勇为；这样做，并不是说能够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而只是去服从类似于绝对命令的道德律令。有人讲了，如果去服从超越的道德律令，那是不是意味着丧失了主体性，而成为道德律令的奴隶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对道德律令的服从，恰恰说明了人类的主体性；如果不去服从道德律令，那才说明做了自己本能与动物性的奴隶。可以说，道德律令，是不容置喙的；它要求绝对的服从，而这种服从又是以人类的主体性为基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道德律令也可以视为一种召唤。这个召唤，也就是心中上帝的召唤。我们知道，道德律令最深刻的根源依然在上帝那里。上帝，可以不经论证，就倒在血泊之中；但是，人们很难赶走心中的上帝。虽然每个人心中的上帝并不相同，但是上帝本身，却可以唤醒人们最深沉的道德感。而这最深沉的道德感，又恰恰根源于人们对道德律令的服从。以前，我总以为，只有主动的创造，才是具有主体性的；现在终于意识到，服从，尤其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依然体现着人类的主体性。所谓的服从，并不是消极的顺从，在这里同样有积极主动的创造。道德律令本身，也是行动的指针。它一方面约束着我们不去做什么，另一方面也指导我们去做什么。违反道德律令的，我们不能去做，譬如《摩西十戒》中讲的那些戒律；而要求我们去做的，又必须去做；如果不去做，我们将会丧失生命的尊严。道德律令本身是有极大超越性的；它很有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意味。但是，这种凌驾于所有人之上，并不曾践踏人类的尊严，反而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尊严。人本身，就是需要超越于他之上的力量，来成就真正的崇高。康德虽然讲“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但在事实上，这种道德律令简直具有了一种客观性。道德律令，本来是主观的，甚至不过内心的一种虚造，但是因为巨大的超越性，而具有了客观性。也可以说，道德律令存在于一个“理”的世界里。在这里，“理”，或者说“天理”，才是这个世界的本原。道德律令所体现的也就是“理”，或者说“天理”。问题的关键是，这个世界是不是由理或者说天理推演出来的呢？很显然，这并不具有真理的意义。万事万物都有自己的道理与法则，这并不错；但由道理或者法则，哪怕是最渺小的事物，也是创造不出来的。所以，在这里，是有一种头足倒置的。然而，即便如此，客观唯心主义依然有自己的力量，譬如所讲的道德律令，就唤醒了人们真正的崇高感。青年毛泽东曾经讲过，“吾国宋儒之说与康德同”。实际上，就概念而言，天理与道德律令确实是相通的。在道德律令中，就有所谓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天理，要求克服人的私欲；而道德律令，也要求人们不要成为自己本能与动物性的奴隶。可以说，道德律令是以其客观性君临人间的，虽然它是主观的。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又确实忽略了人们内心的力量。在这里，对道德崇高的成就，不是人们内心的主动选择，而是对道德律令的服从。虽然服从道德律令，依然体现人们的主体性，但是，道德律令的根源又在哪里呢？可以说，还在人心。人们所以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还在于恻隐之心。因为恻隐，而唤起同情；因为同情，而化做行动。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实际上很有温柔敦厚的一面；而不像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那么凶巴巴的，不容置辩，而只有服从。通过内心的温柔，来成就真正的崇高，这是孟子非常可贵的地方。虽然孟子的学说，也有自己的超越性，但是，他更重视的是经验。在这里，并没有上帝的背景，所以他的学说虽有崇高的一面，但很难达到康德那种深邃。我们不要想象在康德那里找到温柔似水的东西；他虽然有崇高的道德情感，但给人们带来的却是深深的敬畏与无比的震撼。没有深深的敬畏，就没有道德的崇高。道德律令，一面让人敬畏，一面让人震撼。人们正是在敬畏与震撼中得到超越的。
（三）人是目的的理想
人是目的，这是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基础》中最激动人心的思想。可以说，这种思想表达的是一种理想。在中世纪，人并不是目的，相反，真正的目的是神；而人不过是服务于神的仆役或者说工具。而经历了文艺复兴、启蒙运动，人的主体性得到了确立，于是，人本身便成为目的，而所谓的神或者说上帝，已经从尘世退回到天国，只保留在人们的信仰中。当然，作为主体的人，也可以没有对神或者上帝的信仰。人成为目的，一方面“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原则得到恢复；另一方面，所有的一切都是服务于人的工具。可以说，康德为作为主体的人，建立了一个目的王国。在这个目的王国里，人本身，就是最高的目的。所以，无论是作为这个目的王国的国王，还是作为这个目的王国的成员，都是一样的。在这里，尊重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而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亦必将增进人类的福祉。可以说，这非常富有启蒙的理想色彩。但是，我们要考察的是这个理想的目的王国，究竟有多大的现实性。对于所有的一切都服务于人，我们是认同的；但是，当这成为现实，会不会膨胀人的野心与私欲呢？要知道，许多时候，人的野心与私欲，就会化装成美好的理想本身。所以，对于“万物皆备于我”的自大，我总有许多的警惕。我总以为，主观唯心主义的自大会膨胀人们的野心与私欲；相反，倒是客观唯心主义，譬如康德的哲学能够唤醒人们深深的敬畏。康德虽然在表达人是目的的理想，但是，对于人的野心与私欲，不是没有警惕，所以，才强调那种敬畏。我们再看一下作为目的王国的国王，与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是不是平等。其实，理想中的平等，一旦转化为现实，就会有许多的不平。目的王国的国王，也许有非常美好的理想，他就是要把人是目的的理想贯彻下去。而这种贯彻，就需要权力，就需要对目的王国的成员进行制约。不是说，作为目的王国的成员与作为目的王国的国王是平等的么？但是，目的王国的成员就没有制约目其他成员的权力；相反，却要为目的王国的国王所制约。另外，目的王国的国王为了贯彻人是目的的理想，便不免把他的成员作为工具使用。于是，出现了类似于悖论的情况，也就是为了贯彻人是目的的理想，恰恰要把人本身作为工具；而目的王国的理想，也就这样破碎了。强调整体主义，即便目的王国，也会把人本身变为工具。我们讲人是目的，但是，这个“人”，并不是抽象的人，而是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作为个体存在的人，便会这样理解人是目的，即是目的王国服务于个体的人，而不是个体的人服务于目的王国。如果个体的人服务于目的王国，那人本身不还是工具么？这人是目的的理想又何由彰显呢？但是，如果每一个个体都让目的王国服务于自己，那这个目的王国，也就无法维系了。所以，从真实意义上讲，人是目的与工具的统一。当我们表达人是目的的理想的时候，看到更多的是把人当作工具的现实。但是，我们并不能够脱离现实，去表达理想。也就是说，我们要把人是目的的理想贯彻到人是工具的现实中去；即通过人的工具性来达到人的目的性。我在想，做历史自觉的工具，是不是体现了人的目的呢？如果从狭隘的个体立场出发，自不免要废然长叹了。但是，作为实践着的人类主体，一旦意识到自己是实现某种伟大目的的工具，就会升腾起一种真正的崇高感。工具所以是有意义的，就在于它服务于目的，并且它所服务的不是个人那一点自私而卑微的利益，而是人类的福祉。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历史自觉的工具本身就体现了人是目的的理想，并且这个人不是个体的人，而是由一个又一个个体所组成的人类整体。人是目的本身，就具有双重意义。作为目的的人本身，既是个体的人，也是整体的人类；而我们要谋求的则是二者的统一。我在想，所谓目的王国，究竟是必然王国，还是自由王国。这个问题确实不好回答。在康德那里，目的王国是带有终极性的，所以，它很类似于自由王国。但是，不通过必然，又何以达到自由？不通过工具，又何以体现目的？目的王国是与工具王国相对应的，就如同自由王国与必然王国相对应。但是，这也只是对应，两组概念并不存在一个等号。
（四）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
在道德形而上学中，确实有着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我们知道，人是有限的存在，这并不只是因为每一个个体的生命都会死亡，更因为每一个个体生命的能力都是有限的。有人问了，由无数个体的生命组成的人类整体，是不是无限的呢？要知道，人类整体的生命是绵延无尽、生生不息的；同时，人类的能力也具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把人类整体放到浩淼无穷的宇宙中，同样显得太过渺小。在宇宙的无穷面前，人的有限性，也就彰显了出来。但是，人不同于其它有限存在的地方，就在于人有自觉的意识。也就是说，人能够深刻地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但是，浩淼的宇宙却对此一无所知。然而，人们一旦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就不会以这种有限性为满足；而是想着超越这种有限，而达到更高的存在。在宗教神学中，这更高的存在，就是上帝或者说神；而在道德形而上学中，这更高的存在就是崇高的道德。我们知道，人最宝贵的是生命；但是，在这最宝贵的生命之上，还有更高的东西，而这更高的东西，也就是道义或者说道德的崇高。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所成就的也就是这种道德的崇高。在成仁取义这里，是有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的。也就是说，我们为了取义成仁，可以舍弃自己的生命。当然，世俗中的人们就要讲了，你这取义成仁，太不尊重自己的生命了。生命是父母给的，即便有再崇高的理由，也不应该舍弃它。但是，这种平常的观点，在道德形而上学的深邃面前，会显得很无力。坦率地讲，人是需要一种精神的；如果失掉了这点精神，就是英雄豪杰也会堕落为庸人。用平常人的道德去指责志士仁人的舍生取义，这很类似于“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人本身，确实具有超越性；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具有这种超越性。人本身的超越性往往体现在志士仁人的舍生取义那里。其实，道义或者道德的崇高，并不具有虚幻性；因为在这里贯注了志士仁人的全部生命与精神。可以说，道义或者说道德的崇高，只有对于满足于平庸道德的常人来说，才具有虚幻性；但是，即便如此，他们依然会为道德的崇高所震撼。而这种震撼本身就说明了，每一个人都具有潜在的超越性。我在想，人们用道德的崇高去超越存在的有限，能够达到真正的无限吗？其实，所谓的无限，是有两个层面的，一个层面是宏观的无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至大”；另一个层面则是微观的无限，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至小”。然而，“至大”与“至小”存在么？我们都非常熟悉《庄子》中讲的“至大无外，至小无内”。但是，我们找得到无外的存在么？九州之外还有九州；宇宙之外，还有宇宙。同样地，我们也无法找到无内的存在，因为物质本身是无限是可分的，正所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可以说，无论是宏观的无限，还是微观的无限，都是没有尽头的；既然如此，作为有限存在的人本身，又怎么可能达到真正的无限呢？也可以说，人即便超越了自身的有限性，也不可能达到真正的无限；问题很简单，真正的无限是不存在的，它只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可能性。如此说来，那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不显得徒劳么？其实，并不徒劳，因为在这里彰显了一种精神。对于人之有限性的超越，虽然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无限；但是，他所达到的境界，已经远远地超越原来的有限了，虽然这种超越性的境界依然是有限的。道德的崇高，往往通过生命的毁灭来彰显。也正因为这一点，道德的崇高超越了生命本身。生命不过一段历程，这段历程，是非常短促的；但是，道德的崇高却超越了生命的短促，而成就了精神的永恒。其实，我们所谓对人之有限性的超越，大都是精神意义的。这种精神意义，在无干的闲人那里自然是虚幻；但是，在真诚的信仰者，却是真正的永恒。也许，人们所成就的道德崇高，会让上帝觉得可怜可笑；但是，有了“欲与天公试比高”的精神，就是天地也会黯然失色。道德形而上学的深邃，直达人们的灵魂深处。也许，人们很难洞察灵魂深处的情形；但是，超越人之有限性的力量，就来自于这里。
（五）真正的崇高
真正的崇高来源于哪里？我们可以说来自人们内心的敬畏。我们都知道康德所讲的自然界的崇高。自然界中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以其压倒性的优势，让人们感受到了自己生命的渺小与卑微；但是，与此同时，人们发现这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并不能够伤害到自己，于是，在心中升腾起了一种尊严感。可以说，这很好的分析了自然界的崇高，是如何作用于人们的心理的。在这里，真正胜利的，并不是自然界中的狂风暴雨、电闪雷鸣，而是人们内在的尊严。这种内在的尊严，一方面抗拒着自然本身，另一方面也深深地敬畏着自然本身。其实，人的内在尊严，不只体现在对自然的抗拒与敬畏，更体现在对道德律令的敬畏与服从。道德律令，并不外在于人本身，相反，它就在人们心中。我们敬畏道德律令，并不是敬畏外在的权威，而是敬畏自己心中的良知。我们服从道德律令，同样不是服从外在的权威，而是服从自己心中的良知。也就是说，道德律令和心中的良知是统一在一起的。我们讲道德律令，必须唤醒内在的良知；而我们讲内在的良知，也要求着道德律令的权威。也就是说，让道德律令根植于我们的良知之中，这大抵即是“道德律令，在我心中”最为深刻的内涵。我们知道，内心的自觉往往要靠外在的权威去唤醒的。要知道，在人的内心，有一种天生的自由倾向，也就是说“我欲则欲”，往往并不能够认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利益与福祉所在。而这就需要强制的手段，让人们意识到自己最真实的利益与福祉。我们知道，在良知本身，就有很大的先验性。但是，说也怪，人们只会敬畏比自己强大的东西，譬如自然界的崇高、心中的道德律令。良知、道德律令，都来自于经验；但是，我们如果还原了它经验的本来，那就不会有人去敬畏了。就像，我们讲，每一个人都有良知；于是，大家便想了，既然都有良知，那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因为无论做什么，都是出自自己的良知。做善事，这自然是出自良知；但是，坑蒙拐骗、杀人越货，这实在是泯灭良知的。所以，从良知出发，未必有好的归宿，甚至会有恶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王阳明先生所讲的“致良知”，确实没有康德讲的“道德律令”更为深邃。因为“致良知”，会面对为所欲为、人欲横流的困境；而“道德律令”则会引起人们深深地敬畏。可以说，为所欲为永远成就不了道德的崇高；相反，它每每挑战道德的底限。当然，所谓的“致良知”，也不是全无好处，因为它强调主体的道德自觉；但是，这种道德自觉，只可求之于圣贤，而很难约束人欲横流的世俗。我们知道王阳明高倡“致良知”的时代，恰恰是人欲横流的社会，这确实有着深刻的意味。“致良知”，不但不能改变社会的人欲横流，相反，在学理上，还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并不是说主体的道德自觉不重要，不应该强调；而是说，道德本身需要那种约束的力量。当然，这似乎又要回到宋儒所谓的“存天理，灭人欲”了。天理与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确有相通的地方；但是，这人欲实在是灭不了的；我们只要用“天理”或者说“道德律令”去约束它，不让它泛滥成灾就是了。深深地敬畏，是真正的崇高得以成就的根源。这种敬畏，当然不是匍匐在外在的权威之下；当然，也不是给心灵套上一层枷锁；而是为了成就生命的尊严。我们看不到为所欲为能够成就生命的尊严，相反，它在践踏着生命的尊严。而为所欲为者的生命，同样是没有尊严的；他们可能一时高高在上，但终将受到人们的唾弃与咒骂。其实，只要心中有了真正的敬畏，是不会为所欲为的。然而，为所欲为的人，不但破坏了人们心中的敬畏，甚至在嘲弄崇高本身。仿佛给崇高画一个花鬼脸，那这个世界上，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崇高了。但是，这种嘲弄，是何等得幼稚，甚至幼稚得连掩耳盗铃都不会了。实际上，终将为历史所嘲弄的，不是崇高本身，而是嘲弄崇高的跳梁小丑。当然，历史的机缘，往往会让跳梁小丑扮演英雄豪杰的角色。但是，他们的本来，人们就认不出么？所以，还是多些敬畏之心吧。嘲弄历史的人，终将会为历史所嘲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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