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外在的伦理
伦理道德，一般是连起来讲的；也就是说，在人们的意识里，这伦理与道德实在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但是，在真实意义上，二者实在有许多的不同。我们所谓的伦理，实际上是外在的东西，即它更多的表现为对人们的一种束缚。伦理，也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而这对于具有主体性的人来说，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了一种枷锁。而道德呢，它更强调人类主体的道德自觉，所以它是内在的。于是，便有了所谓外在的伦理与内在的道德，甚至二者处于一种冲突的状态，所以，也就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歧途。也许，这种区分，有不少的牵强，但毕竟是新颖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姑且认同这种区分，并发挥一下自己的意思。外在的伦理，即人与人之间相处的道德准则，是对人类主体的一种束缚；那这种束缚最深刻的根源在哪里呢？是道德准则本身么？我想，并不是的；因为道德准则的建立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基础的。那么，人与人之间又有怎样的社会关系呢？而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封建时代所讲的伦常。所谓的伦常，维系的主要是尊卑、长幼的关系，它包括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当然，就现代社会而言，传统的君臣关系，已经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所取代，至于其他四伦，现代社会依然保留着，只是尊卑已经为平等所取代。马克思讲过，就现实性而言，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其实，我们所讲的五伦，也就包括了人在社会上的一切关系。这些社会关系，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人脉”，既为个体创造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同时，也被编织在了社会关系之网上，丝毫动弹不得，而渐渐地丧失了主体性。在社会上，与不同的人相处，就要遵循不同的道德准则。父子之间的道德准则，不同于夫妇；夫妇之间的道德准则亦不同于兄弟。这些道德准则，一旦成为束缚或者说枷锁，那所丧失的就不只是个人的主体性，还有精神的自由。然而，一旦被编织在伦常之中，那就不要奢谈精神的自由；能够恢复个体人的主体性，已经很不错了。那么，怎样才能够恢复个体人的主体性呢？那就是通过外在的伦理，去唤醒个体内在的道德自觉。其实，如果外在的伦理只以冷冰冰的面孔示人，不但不能够约束个体的人，反倒会遭到拒绝甚至反抗。但是，如果一个社会，没有伦理的维系，那就不免要乱套。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必然出现天下大乱的局面。当然，这还是等级社会的标准，但就是在平等的现代社会，如果伦理颠覆、人欲横流，后果同样不堪设想。外在的伦理，是带有强制性的，它并不管一个人的主观愿望。一个人生下来，就不可避免的是父母的儿子，兄弟的哥哥，将来还会成为妻子的丈夫。古人讲，君臣之义，是不可逃于天地之间的；而我们现在对国家的情感，就能够逃于天地之间么？然而，愈是带有强制性的东西，要贯彻下去，愈是要唤醒道德主体的自觉。主体的道德自觉，意味着责任的担当，并且彰显了人的本质力量。在这里，个体对国家的感情，儿子对父亲的孝道，丈夫对妻子的爱恋，兄弟、朋友之间的情谊，不再是一种枷锁，或者说，外在的强制，而成为了我们要自觉维护的东西。在这里，有着我们的全部幸福。一个人，一旦有了道德担当，那主体性不但得以恢复，而且具有了无限的力量，甚至可以达到“万物皆备于我”的境界。当然，道德主体的自觉，并不是取消了外在伦理的强制性；外在伦理的强制性依然存在，但是，我们不再以一种怯懦甚至逃避的心态来面对它了。人的本质力量是怎么体现出来的呢？就是通过道德主体对外在强制的克服。本来压倒我们的力量，反倒成为了我们改造世界的工具。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道德主体的自觉战胜了外在伦理的强制呢？当然，从终极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讲；但是，如果回到现实中，就会发现，有的时候，外在伦理的强制会压倒道德主体的自觉。外在伦理的强制，是要把人本身变为驯服的道德工具。而道德主体的自觉，是带有反抗性的；其实，在这反抗中，就彰显了人的价值与尊严。而外在伦理的强制，往往漠视人的价值与尊严。
（二）内在的道德
内在的道德，所强调更多的是道德主体的自觉。其实，道德主体的自觉要远胜过外在伦理的强制。因为说到底，外在的伦理，即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纵然有利于维护人际关系的和谐与稳定，但毕竟是外在于我们的心灵的。也就是说，对于这些道德准则，我们不仅领略不了它们的好处，反而把它们视为一种束缚或者说枷锁。当然，我们可以用强制的手段，来贯彻这些道德原则，但却会引起人们的反抗。我想，没有人喜欢所谓的道德专制吧。即便道德专制具有非常崇高的目的，它也忽略了道德主体的自觉。其实，道德主体的自觉，是最容易爆发出力量的。它不仅不会践踏人的尊严与价值，反而会从根本上确证人的尊严与价值。孟子所讲的“浩然之气”，就是依靠着道德主体的自觉。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自觉，又怎么会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义无返顾？如果没有道德主体的自觉，又怎么成就“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可以说，古往今来的仁人志士都有着明确的道德自觉。这种道德自觉，不是外在强制的产物，相反，却是根源于自己的内心，是集义而生的。当然，我们不好说内心的道德感，是先天而生的；它同样是社会经验的产物。但是，一旦这种道德感强烈到一定程度，就会具有一种超越性，甚至直接体现出天地的精神。人们正是因为这种道德感，而感到了生命本身的尊严与崇高。人所以不是渺小、卑微的，就在于那种强烈的道德感。有人可能说，内在的道德自觉，是属于志士仁人的；而外在的伦理，是用来约束世俗中的人们的。其实，这样讲并不合适。志士仁人同样要接受外在伦理的约束，只不过他们更多地表现了道德的崇高。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志士仁人违反了基本的道德准则，反而能够成就道德的崇高的。就是为外在伦理所约束的世俗中人，同样有着道德自觉。虽然很多人并不曾成就道德崇高，但是，能够做一个好人，已经委实不易了。自觉的道德主体，当然要接受外在伦理的约束；但是，他并不视此为束缚或者说枷锁。很多时候，人就是要受到约束，不能够想怎样就怎样，更不够为所欲为、无法无天。当然，这种约束，有法律，也有道德。法律的约束，具有现实的强制性；而道德的约束则没有现实的强制性，但是，它却具有另外的一种强制性，并且这种强制性超越于现实的强制性之上。而这种强制性，也就是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其实，这道德律令，也并不是把人变为道德的奴隶；相反，它在唤醒道德主体的自觉，让人真正成为道德的主人。道德主体的自觉，正是通过对道德律令的服从，彰显了生命本身的崇高。当然，我们不能够用道德的崇高来约束世俗中的人们。因为道德的崇高并不具有现实的约束性。不崇高，未必就不道德；但是，不道德，却永远不会崇高。其实，用道德的崇高去约束世俗中的人们，确实不怎么现实。因为世俗中的人们，总不免为衣食而劳碌奔波，这就是他们生命的全部。而道德的崇高是离他们非常遥远的，虽然道德的崇高能够增进他们的福祉。世俗中的人们，虽然也有道德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并不是很强烈；他们的道德自觉，只是为了让自己成为一个好人，而不是为了成就道德的崇高。其实，成就道德的崇高，仅仅有道德主体的自觉还是不够的，还需要百死千难的机缘。但是，没有道德主体的自觉，就是处在百死千难中，恐怕亦不足以成就道德的崇高；在这种情形下，不逾越道德的底限已经是难能可贵了。离世人比较遥远的道德崇高，实在彰显着人类的精神。只要是真正的道德崇高，只要这种道德崇高还未为伪善腐蚀或利用，那它就是值得人们尊敬的。当然，我们决不会忽略一点，即道德的崇高可以为伪善所腐蚀或利用。其实，在我们破除伪善的过程中，道德主体的自觉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有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我们才会毫不动摇地去破除伪善。相反，若是失掉了道德主体的自觉，就是我们自己，也可能被伪善所腐蚀或者利用。当然，在破除伪善的过程中，除了道德主体的自觉，还需要火眼金睛，只做唐僧似的烂好人，是很难破除伪善的。
（三）伦理约束道德
伦理约束道德，这其实是很普通的观点。我们知道外在的伦理是有一定强制性的；而内在的道德则看重道德主体的自觉。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出来了，道德主体的自觉，完全可靠吗？我们当然可以说人们心中的道德感是深沉的、强烈的；但是，每一个道德主体的自觉并不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讲实践着的人类主体的道德自觉，但是，这本身就有许多的虚幻。因为现实中的道德自觉只能具体到每一个个人。也就是说，道德主体的自觉必然带有个人主义的色彩。所谓的每个人身上都有人类的全部，那是就他的潜在而言的。在现实中，单个的人，也只是人类的一分子。每个人的道德自觉都是不一样的，并且程度也有浅深，所以，这就需要共同的道德准则的制约；否则，外在伦理的和谐便不可以维系。这并不是说不相信道德主体的自觉；道德主体的自觉，当然可以相信，并且还会爆发出巨大的力量；但是，人际的和谐却是首要的。我们知道，人们的道德观念是颇有不同的；而这也是道德主体的自觉不一样的根源。拥有不同道德观念的人们，在同一个世界上，应该如何相处？这不是道德主体的自觉所能够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各种道德准则。如果没有道德准则，每个人都会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念行事；有的时候，这在伤害到别人的同时，也会伤害到自己。相反，有了共同的道德准则，大家就会相互尊重、和谐相处。可以说，外在的伦理，就是要约束现实中的人们，遵循共同的道德准则。至于由道德主体所成就的崇高，它并不想过多的干预；但是，有一点却是肯定的，即便道德的崇高，同样要遵循共同的道德准则，也就是接受伦理的约束。当然，有人可能把道德准则，看做一种束缚；并且深信道德主体的自觉就是要改变这种束缚的。这并不是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讲，人们是由束缚而达自由的。没有了束缚，没有了限制，很多人就会为所欲为；就是道德崇高的人，恐怕也不能独善其身。如果自由意味着为所欲为的话，那必将取消自由本身，因为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所欲为。我总觉得，讲道德自由有点虚幻。当然，就人们现实的道德选择而言，道德自由是有真实性的，甚至在这里也体现着道德主体的自觉。但是，道德自由却是以尊重别人的道德选择为前提的。如果我们不尊重别人的道德选择，那同样不会为别人所尊重。也就是说，在这里，互相尊重，也就成为了共同的道德准则。我们只有遵循这种道德准则，才能够获得真正的道德自由。道德自由，从来不意味着为所欲为。你可以不去追求道德的崇高，但却不可以逾越道德的底限。也就是说，可以不崇高，但却不可以卑劣。然而，几乎所有的卑劣，都是从嘲笑崇高开始的。所以，为了避免一些人逾越道德的底限，滑入卑劣，我们依然要倡导道德的崇高；但同时，又要防止道德的崇高为伪善所腐蚀或者利用。提倡道德的崇高，能够成就平常的道德，就很不错了；可若提倡平常的道德，就不免有许多人逾越道德的底限，甚至以自身的卑劣而洋洋得意。当然，仅仅提倡道德的崇高是不够的，因为这对大多人并不具有现实性。我们必须重视外在伦理的约束。外在伦理的约束，在现实中还是有一定强制性的。因为每一个人都被编织在了自己的伦理本位上；如果做儿子的要逾越道德底限，那就会为父亲所教训；同时，母亲的眼泪同样可以让浪子回头。现实的强制性，并不定是权力的强制性。由伦理本位所形成的道德压力，同样可以让人们弃恶从善，而这同样可以看做现实的强制性。当然，这种强制性，也有着道德感化的色彩。道德感化，也许已经不为很多人所信赖了；但是，人们所不信赖的并不是道德本身的力量，而是隐藏在道德背后的假惺惺。其实，所谓的假惺惺或者说虚伪，同样可以瓦解外在伦理的约束力量。也就是说，当道德准则本身，已经为伪善所腐蚀，它又怎么要求人们去遵循它呢？可若不遵循道德准则，人际的和谐就是没有保障的。所以，惟一的办法，就是不让道德准则为伪善所腐蚀。道德准则，是一定的标准，是不能够为自己开后门的。当道德准则为自己开了后门，那人们就无所适从了。
（四）道德和谐伦理
我们讲道德和谐伦理，主要是讲道德主体的自觉，有利于外在伦理关系的和谐。古代讲“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而在现代，除了君臣为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取代之外，其它四伦依然存在。而要处理好这些伦理关系，就要求自觉的道德主体认清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承担起自己的责任。当然，在伦理关系中，我们可能非常重视情感；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渴望生活在温情脉脉之中。但是，伦理的温情脉脉是以责任的承担为前提的。许多伦理关系的破裂，就是因为没有责任的承担。有了责任的承担，才有情感的存在；至于纯粹的情感，大多不过一种空想。其实，在伦理关系中，责任的承担从来都不是单方面的，而是相互的。父母抚养儿女，儿女也要孝顺父母；夫妇、兄弟、朋友之间的责任，同样如此。有了责任的承担，才有外在伦理关系的和谐。在伦理关系中，虽然责任的承担，是相互的，但也并不是对称的，而是以一方为主导的。我们常讲，背靠大树好乘凉；其实，伦理关系的维系，往往要依靠一棵大树。相应地讲，这棵大树，在伦理关系中就起了主导的作用，而其他人，无论处于怎样的伦理位置，都处于依附的状态。本来这样的一种伦理关系，应该随着宗法社会的解体而渐渐消失；但在现代社会，依然广泛地存在着，这似乎也不好以现代社会的前现代性来解释。当然，在背靠大树好乘凉的伦理关系中，似乎有着脉脉的温情，但这却是以真实的利益为纽带的。虽然背靠大树好乘凉，但大树的命运往往非常凄凉。为儿女、亲戚、朋友，操了一辈子心，但却难免“树倒猢狲散”的结局。其实，道德主体的自觉，在现实利益面前，往往是一头虱子挠不清。所以，在这个时候，一方面要承担责任，而另一方面则要当大肚子汉、认吃亏。和谐伦理，决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坦率地讲，和谐伦理，仅仅靠道德，是远远不够的；甚至最根本的问题都不在这里。也就是说，创造和谐的伦理关系，同样需要权力的参与；当然，这并不是要回到“伦理即权力，权力即伦理”的宗法社会。而只是说，没有权力的强制，现实利益的纷争是没有法子解决的。也就是说，到争夺现实利益的时候，所有温情脉脉的面纱，都会被撕掉。什么父子之情、夫妻之爱、兄弟之义，都被埋葬在了现实利益的汪洋大海。有人非常向往古希腊的伦理社会，以为那是最高的理想。其实，这最高理想，未必见存于历史上的古希腊，而只是表达的现代的理想。当然，在伦理颠覆的社会，似乎更有必要建设伦理社会了。伦理的颠覆，意味着道德本身受到践踏；而伦理社会，又是最崇尚道德的。那么，建设伦理社会，是把颠覆的道德再颠倒过来，还是直接跑到道德理想国里去呢？其实，前一种做法，不是伦理道德所能够完成的；而后一种想法，又有太多的乌托邦色彩。我们应该意识到伦理颠覆的根源，不在道德本身。作为意识形态的伦理道德是为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但是，为了建设伦理社会，我们依然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但是，在这里，道德主体的自觉就有了许多的怯懦。它似乎不再去影响外在的伦理关系，反而去追求道德主体内在的和谐了。不是要和谐外在的伦理关系么？如果道德主体没有内在的和谐，又怎么可能和谐外在的伦理关系呢？细想想，是这个道理。于是，自觉的道德主体便进行自我的道德修炼了。道德主体确实拥有了内在的和谐；见到了邪恶的事情，再也不义愤填膺了。不要看不惯；只要看惯了，自己的内在就和谐了。有人宣称中国哲学进入心学时代，那伦理学是不是也进入心学时代呢？这是自然的；道德主体的身心和谐不正是伦理学进入心学时代的标志么？但是，与道德主体的身心和谐并行不悖的却是伦理的颠覆；这就如同明代与王阳明的心学并行不悖的是人欲横流。所以，自觉的道德主体，同样会走向堕落，而堕落的缘由也并不尽是自身的怯懦；最真实的，还是心中的欲望。欲望，会让人庸俗，同样也会让反映时代精神的哲学变得庸俗。而高妙的理想，又恰恰是掩盖现实庸俗的最好遮羞布。
（五）为什么走上歧途？
我们虽然可以在理想意义上讲伦理道德的统一，但在现实中，二者却难免分离，甚至走上歧途。那么，原因在哪里呢？我们知道，外在的伦理，主要的是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我们并不否认这些东西可以内化于人们的心灵，但是，在真实意义上，却是作为一种束缚存在的。而内在的道德更看重的是道德主体的自觉，而不是匍匐在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之下，做道德准则驯服的工具。也就是说，伦理重视外在的约束，而道德重视主体的自觉。而主体的自觉，总难免要与外在的约束发生冲突。因为在外在约束的面前，我们很难感觉到自己的主体性，甚至生命本身的尊严与价值都受到了挑战。在二者的冲突中，我当然不会站在伦理的约束那一边，虽然它本身很重要，因为没有伦理的约束，很多人就要逾越道德的底限了。然而，我会更看重道德主体的自觉，因为一方面这确证了生命本身的尊严与价值；另一方面这是通向道德崇高的必由之路。没有道德主体的自觉，道德崇高的成就就是不可以想象的。实际上，伦理所约束人们的道德准则，并不是万古如斯、一层不变的。也就是说，道德准则同样地处在变动中，尤其在新旧道德交替的时候。在旧道德中，被认为无比崇高、无比神圣的东西，而到新道德中则可能被认为违反人性、全无心肝，譬如郭巨埋儿、“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其实，新道德的确立，总难免破坏旧道德中无比崇高、无比神圣的东西。如果旧道德中的无比崇高、无比神圣，只意味着违反人性、全无心肝，那这些道德准则还有什么理由让人遵循呢？而要破除那些违反人性、全无心肝的道德准则，就要依靠道德主体的自觉。也只有道德主体的自觉，能够洞察到旧道德的违反人性、全无心肝。而一旦洞察到这一点，那就会努力地建设顺应人性、具有真正同情心的新道德了。试想想，若是没有了道德主体的自觉，新旧道德的交替，又如何可能呢？天底下没有一层不变的东西，包括约束人们的道德准则。道德准则的变动，当然会极大地影响现实中的人们，甚至会让人觉得无所适从，形成所谓的“道德错位”。不过，愈是道德错位，愈要重视道德主体的自觉；只有这样才不会随波逐流。实际上，道德主体的自觉，对外在伦理的约束是有很大反抗性的。古人就说过：“礼岂为我辈所设也”的狂话；既然如此，那就可以尽情地“非汤武而薄周孔”，即便被诬蔑为名教罪人，亦再所不惜了。其实，对外在伦理的反抗，就是凭借着自觉的道德主体的真性情、真血性。要知道，外在的伦理，即各种各样的道德准则，同样会为伪善所腐蚀或利用。也就是说，大家都不再对道德准则认真了。因为看似无比神圣的道德准则，已经在现实中为自己打开了后门。既然如此，大家都竞相从后门经过，而前门反倒废弃了。而在这个社会，道德准则的约束力，已经不是很大了；而只不过勉强支撑一个无比神圣的门面罢了。如果道德准则已经为伪善所腐蚀或利用，那自觉的道德主体去反抗它就有理由了。实际上，若是没有自觉的道德主体对外在伦理的反抗，那所谓的伦理道德，就难免走向堕落。因为在伦理道德内部就存在着对抗性的因素，所以它才能够实现自我的更生。虽然把伦理与道德，在理论上硬是分开，有不少的牵强；但是，在现实中，二者的分离，又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说伦理重视的是外在的约束，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现实中的人们逾越道德的底限。如果说，内在的道德更重视道德主体的自觉，那就是为了成就道德的崇高。也就是说，外在的伦理难免有自己的世俗性；而内在的道德，则有一种超越性。世俗性的伦理，离超越性的道德，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所以，二者走向歧途，也是必然的。在我自己，虽然不喜欢世俗性的伦理，但也受着它的约束；虽然向往超越性的道德，但也只能高山仰止。世俗性的伦理，与大多人相关；而超越性的道德，又只为仁人志士所成就。在历史闪光的，是仁人志士所成就的超越性道德；而与大多人相关的伦理，则几乎被通约了。虽然伦理与道德走向了歧途，但我们依然追求二者的统一。伦理约束道德，道德和谐伦理，惟其如此，才有伦理社会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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