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伦理的权力化
在宗法社会，伦理与权力真可谓一对欢喜冤家了。一方面，伦理权力化了，另一方面权力也伦理化了。但是，即便如此，伦理与权力也并没有达到真正的和谐；相反，二者却在那里纠缠不清。如果重视伦理的亲情，似乎就不会为权力所容；而要重视权力的强制性，则又不免漠视伦理的亲情。其实，无论伦理的权力化，还是权力的伦理化，都是有着极好的想头的。如果权力伦理化了，那通过伦理，就可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谐，而不必权力露出凶神恶煞的本来了。同样地，如果权力伦理化了，那作为强制性的权力，就披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变得可爱许多。所以，伦理与权力的结合，本来就是一对绝美的姻缘；只是这绝美的姻缘，没有想得那么美罢了。宗法社会，也就是以家族为中心，按血缘远近来区分亲疏的社会；当然，这样的社会早已经成为过去。无论是伦理的权力化，还是权力的伦理化，早就不适应现代社会了。虽然在很多人心中，还存在所谓的宗法观念；但是，维系宗法观念的社会基础，早就被现代经济给冲跨了。既然如此，那必然造成权力与伦理的分离，一方面权力舍弃了伦理，另一方面伦理也脱离了权力。其实，伦理与权力，同样存在着“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的问题。但是，既然它们的结合，维系了几千年，那我们从哲学上考察一下这段历史，无疑是有意义的。我在想，伦理与权力是不是天生就结合在一起的呢？这自然不好说。但是，我总以为伦理是在权力之先的；然而，这伦理本身就需要权力来推行。讲伦理，势必涉及到所谓的家长。在家长，自然是要维护伦理的和谐的；而要做到这一点，必然需要权威。家长，虽然也在伦理之中，并且处在伦理的最高位置，但是，他主要是权力的推行者。也就是说，在温情脉脉的伦理中，同样是要求权威与服从的；但是，仅仅有权威与服从，还是不够的，还要重视伦理的情感。古人每每感觉到齐家的艰难，我们也常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为什么这样艰难呢？就是因为伦理与权力交织在了一起。如果只是权力，那只要强制执行就是了，即便伤于刻薄寡恩，也没有什么大害；如果只是伦理，那重视所谓的亲情就是了，然而，愈是重视亲情，大家愈是容易闹成一锅粥。那么，伦理的权力化，能不能摆脱这种艰难呢？从学理上讲，自然是能的。因为伦理重视的是情，是恩；而权力重视的则是法，是威。所以，一旦实现伦理的权力化，那就可以恩威并用，把一大家子治理得服服帖帖。其实，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待伦理的权力化，即权力已经渗透到了伦理之中。如此说来，那披着温情脉脉面纱的伦理，岂不带有欺骗性么？从情感的角度，当然可以这样说。但是，仅仅依靠情感，或者把情感作为本体，别说治国，就是齐家，都相当困难。所以，具有欺骗性的，倒不是渗透到伦理之中的权力，而是情感本身。伦理本身的维系，就是需要权力；这当然没有情感那么浪漫，但却很真实。权力渗透到伦理之中，但并没有改变伦理的本质，也就是说，伦理依然是伦理，只不过积极地扬弃了情感本身，变得更加真实罢了。我们知道，伦理所要维系的决不是一个人人平等的家族。在这个家族中，是尊卑有序、亲疏有别、等级森严的。在这里，也并不是没有亲情；但是，亲情却被等级制度给压抑着，只能埋在心里，而少有机会表达。以前我们总讲中国人不善于表达情感，尤其亲情，这实际上就是伦理权力化的产物。其实，伦理的权力化，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我们民族的性格。伦理的权力化，势必重视家长的权威；而在家长的权威之下，家庭成员往往也就成为了温柔敦厚的顺民；而这实在不利于独立人格的养成。我们知道，许多有成就的人，往往是激烈反对家长的权威的；因为不这样做，就养不成独立的人格，更谈不上成就的取得。有权力的地方，就有对权力的反抗。既然权力已经渗透到了伦理之中，那在伦理之中反抗权力本身，就可以理解了。但是，我们的反抗同样有一个度；因为伦理之中虽然渗透了权力，但依然是伦理，所以发自天性的亲情，总还是有的。
（二）权力的伦理化
权力的伦理化，看似给权力本身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但实在不利于权力的运作的。因为权力，主要是作为一种真正的强制力量存在的。愈是强制的力量，就愈要公开、透明。然而，一旦完成了权力的伦理化，那就会重伦理、重人情；而实际上，这人情本身是很容易容纳黑暗的。可以说，权力的伦理化，实在为权力的暗箱操作，留下了广阔的空间。我觉得，权力本身，是否温情脉脉，并不重要；更何况，温情脉脉往往是欺骗的手段；真正重要的是权力本身的公开、透明。我们知道，实现权力本身的公开、透明，是很困难的事情；这一方面，由于权力的伦理化，“胳膊折了藏在袖子里”，另一方面，在于权力本身实在有黑暗的一面，而权术的运用似乎就是为了维护这黑暗的。本来，重伦理、重人情，这是非常好的，然而，一旦与权力结合，这对伦理与人情的重视，恰恰为黑暗提供了保护伞。我们一讲到中国社会，便说是人情社会；而这人情社会恰恰是以伦理为本位的产物。在人情，自然有非常美好的一面，譬如父慈子敬、兄友弟恭，这自然会形成其乐融融的局面。但是，这种其乐融融的局面，更多的是一种理论的想象，或者说，表达的一种希望。如果父不慈、子不敬、兄不友、弟不恭，那又该怎么办呢？若是从重伦理的角度讲，自然是重视教育了。可若教育不好，又该怎么办呢？如果出现了更为恶劣的情况，父亲犯了罪，儿子犯了罪，又该怎么办呢？按照儒家的说法，就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就是重伦理、重人情，所带来的不好。其实，实现了权力的伦理化，不仅权力本身不能够正常运作，就是伦理，也难以保全了。权力的运作，应该依法进行，而不是让伦理牵着鼻子走。让伦理牵着鼻子走，就难免徇情枉法，为黑暗提供保护伞。黑暗往往是通过人情，对权力发生影响的；而在这个过程中，伦理的作用是不容小视的。正因为伦理、人情，有非常美好的一面；所以，这美好的一面，反倒为黑暗提供了藏身之所。权力的伦理化，不仅让权力本身呈现出了黑暗的一面，而且也腐蚀了伦理。因为这里的伦理，已经让权力渗透了进来；所有人情的美好，都是服务于权力的。所以，即便人情不怎么好，只要能够攫取权力，那也马上变得甜言蜜语起来。所以，权力的伦理化，也是化干戈为玉帛的好手段。这个世界上没有永恒的人情，只有永恒的权力。也许，这个信条并不对，但它很真实。权力的伦理化，所彰显的并不是权力服务于伦理，相反，却是伦理服务于权力。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社会以伦理为本位，那只是假象；最真实的却是官本位，也就是权力本位。然而，所谓的官，依然被编织在伦理的大网上，所以，也便呈现了伦理本位的假象。我们再看一下，是权力带有终极性呢，还是伦理带有终极性？我不止一次地强调过，权力只是一时的，所谓永恒的权力，那不过自欺欺人罢了。但是，为什么这一时的权力，那么为人们所重视呢？从现实的层面讲，并不在于利用权力能做成多大的事，而只在于能够为自己、为家人，也就是自己所处的伦理本位，谋求最大的利益。然而，愈是这样想、这样做，愈是表现出做大事、要澄清天下的样子。权力的伦理化，实际上是服务于权力者自身所处的伦理本位的；但是，这却忽略了更大的伦理本位，即国家与人民。权力的伦理化，把本是一己之私物的权力，变成了自己所处伦理本位的私物。权力的伦理化，不仅败坏了权力，也败坏了伦理。所以，把权力与伦理结合在一起，反倒把它们的缺点完美统一了。伦理的权力化，不可取；权力的伦理化，同样不可取。如果要表达我们的理想，那自然就是让伦理与权力各自分离。重伦理、重人情，这可以让一个社会其乐融融；而让权力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转，才有利于一个社会的稳定。权力的伦理化，往往成为滋生不满的根源，甚至成为动荡的因子。实际上，家天下，就是权力的伦理化的最高成果，而这实在是专制主义的。家天下，是宗法社会的产物，当然也是用来维护宗法社会的。在宗法社会里，伦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伦理。
（三）所谓宗法社会
我们知道，宗法社会是以家族为中心的。但是，这家族的成员，并不处于平等的地位，而是有亲疏远近的。当然，这亲疏远近主要是根据血缘关系来的。重视血缘、血统，这是宗法社会的必然。本文并不想讨论宗法社会的各种制度，在这一点别人已经讲得很详细了。我只想谈一下，在宗法社会中，伦理与权力的关系。所谓伦理的权力化、权力的伦理化，这都是宗法社会的鲜明特点。如果说得更直接一点，在宗法社会里，伦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伦理。在这里，无论伦理也好，权力也罢，都不重视所谓的法律。也可以这样说，宗族的家法甚至在法律之上。研究法律的人，都知道，中国古代的法律是一个独特的法系；甚至可以称之为道德法。也就是说，这种法律更重视的是伦理纲常。而这伦理纲常的维护，更多的依赖家族，而不是法律。也正是在这种道德法的体系之下，中国人形成了一个非常古怪的心理，即“饿死不做贼，屈死不告状”。也就是说，大家觉得，告状就像做贼一样羞于见人。实际上，这也就是伦理纲常的丰功伟绩，它让中国人温柔敦厚得像羔羊一样。表面上看，由伦理纲常所维护的宗法社会是非常稳定的，甚至许多时候，还会显现出太平盛世的光景。但是，这样的社会却是没有生气的，简直暮气沉沉。因为人们都被束缚在了宗法之中、家族之中；而所有的聪明才智几乎都在家族内部的窝里斗中消耗殆尽了。另外，由于家族、宗法的束缚，人们都养成了一种顺民的性格，而失去了应有的反抗意识、批判精神。其实，聪明才智的发挥，是需要条件的。而这条件主要有两种，一是主观条件，有自觉的反抗意识、反抗精神；二是客观条件，即聪明才智发挥的舞台。而在宗法社会，这两个条件都是欠缺的，所以往往形成万马齐喑的局面。可以说，宗法社会是没有前途的，虽然它存在了几千年，并且也在历史上发挥过进步的作用。我们讲宗法社会没有前途，一方面由于它内部的腐烂，另一方面则由于现代经济的冲击。在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冲击之下，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社会，已经变得支离破碎了。虽然在一些人心中，以家族为中心的宗法观念还存在着；但是，这些东西已经很难在新生的一代那里存在了。也就是说，大的家族已经为小的家庭所取代。大的家族，最多的是内耗；所以，要维系大的家族，定要用一个“忍”字。而小的家庭，因为夫妻之间的平等，所以能够充分地发挥创造性。其实，我们看宗法社会的衰落，就可以从一个大的家族入手。我们知道，一个大家族的形成，是极为不易的，它既需要创业者付出无数的艰难，也需要守成者，耗尽无数的思虑。但是，即便如此，依然难逃最后“树倒猢狲散”的命运。不是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么？那么，最深刻的根源在哪里呢？其实，不过两条，一是自然的衰落，二是政治的变故。一般来说，我们总是看轻自然的衰落，而把政治的变故视为首要的。实际上，二者是交互为用的。就如同，一个家族在兴起的时候，总难免要在政治上攀龙附凤；而在它衰落的时候，也难免要受到政治的重击。可以说，一个家族如果不在政治上攀龙附凤，就很难兴旺起来；这一点，就是现在也未曾失掉真理的意义。当然，一个家族，如果未曾受到政治的重击，也不会衰落那么快。但是，所谓的政治，毕竟只是一个家族兴旺、衰落的外部原因，而家族内部的艰难创业、抑或坐吃山空才是最根本的内因。所以，讲自然的衰落，是有很多道理的；至于政治的重击，不过是加快了大厦倾覆的进程。家族的没落，是不可逆转的；这就如同宗法社会的崩溃不可逆转一样。因为在宗法社会中，伦理就是权力，权力就是伦理。所以，表面上和和睦睦的大家族，在里面实在有许多的罪恶与血腥。当然，最残酷的，还是对人本身的压抑，对创造性的扼杀。宗法社会，同样是一个权威社会；这个社会的权威，就是伦理。伦理并不因为自己的温情脉脉，就放弃了那无比威严的权威。可以说，无比威严的权威，正是通过温情脉脉表现出来的。在宗法社会里，笑里藏刀是带有普遍性的，因为大家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四）舍弃伦理的权力
既然讲伦理与权力处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的状态，那就不如让二者各自分离。一方面让权力舍弃伦理，另一方面，则让伦理脱离权力。可以说，要完成这种分离，是以“伦理即权力，权力即伦理”的宗法社会解体为前提的。宗法社会的解体必须破除大的家族，而代之以小的家庭。这样以来，伦理就不再具有权力的意义；而权力的运作，也摆脱了伦理的制约。既然伦理表达是一种人际关系，那就让它在那里温情脉脉吧。如果权力碍于伦理的温情脉脉，而不能公开透明的运作，那势必就会容纳黑暗。当然，我们中国社会是重视人情的；如果权力的运作，不近人情，总是板着冷冰冰的面孔，那也不好让人接受。但是，让权力舍弃伦理的内涵并不在这里。权力的运作，当然要近于人情；但是，却不能够为人情所羁绊。有了对人情的重视，人们便渴望着法外开恩；更有许多人，认为铁面无私、大义灭亲，是不近人情的。然而，这人情也有大小之分：大的人情是对国家与人民的情感；而小的人情，则属于自己所处的伦理本位。如果损害了大的人情，而只是去维护小的人情，那权力的运作就开始容纳黑暗了。范仲淹就懂得“一家哭，何如一路哭”的道理。其实，国家与人民的利益，是在自己所处的伦理本位之上的。权力舍弃伦理，实在是舍弃那种以家族为本位的伦理。舍弃这种伦理，实在是为了成就一种更高的伦理，即国家伦理。在中国古代讲“天地君亲师”；在这里，君就是国家伦理的代表，国家的人民都要忠诚于君主。所以，便有所谓的“忠君即爱国”。但是，在这里的国家伦理，显然是和道德统一在一起的。也就是说并未跳出“伦理即权力，权力即伦理”的圈套。但是，在民主思潮的冲击下，人们渐渐认识到所谓“君”并不等于“国”，“忠君”也并不意味着“爱国”。而进入现代，则彻底推翻了君主制；而这就为建立真正的国家伦理提供了可能性。于是，便有人把古代的“天地君亲师”，改为了“天地国亲师”。“君”为“国”取代，这自然是现代民主的观念。但即便如此，国家伦理依然要求对国家与人民的忠诚。可以说，国家伦理的核心，就是忠诚于国家、忠诚于人民。当然，国家伦理是可以约束每一个人的；但是，它重点约束的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国家伦理要求个人对国家的忠诚，但同时，国家也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福祉。说国家服务于个人，这显然有点托大，并且很可以养成“小皇帝”的习气；但是，国家必须保证每一个人的自由与发展，这也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国家伦理是服务于人民的。怎样才能保证国家伦理永远的服务于人民？也就是说，如何避免人民的公仆成为人民的主人，这是国家伦理必须面对的问题。当然，人们会讲到对权力的监督。其实，能够监督权力的，也只有权力；而我们一般所谓人民群众，一旦分散到社会的各个角落里，往往处于很无助的境地；而这种无助，自然很难形成对权力的有效监督。在中国古代，就有“治国先治吏”的思想；其实，由权力支撑起来的国家伦理，应该更重视权力运作者内部的纯洁。“人民的公仆”，这是立国者的理想；这种理想，是要求它的现实性的。如果这种理想不拥有现实性，那“人民的主人”，将成为不可避免的现实。国家伦理，是不是最高的，这当然可以讨论。因为在国家之上，还有天与地：“天戴其苍，地履其黄”，这确实可以让国家伦理变得渺小些。但是，国家伦理却有现实的制约性。也就是说，在现代的国家伦理中依然渗透着权力。那这是不是意味着伦理与权力的分离是一种空想呢？当然不是这个样子。在国家伦理，是有一种信仰的意义的。在这里，它已经舍弃了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的伦理，而服务于国家与人民。也就是说，只有舍弃以家庭或家族为本位的伦理，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国家伦理，并保证权力的透明运作。权力不能够因为人情的羁绊而去容纳黑暗，更不能够服务于黑暗本身。有很多人，因为服务于自己所处的伦理本位，而忘记了国家伦理。权力要舍弃的恰恰是狭小的以家庭或家族为中心的伦理，而成就服务于人民的国家伦理。
（五）脱离权力的伦理
讲脱离权力的伦理，我感到了莫大的困难。其实，在古代中国，所以人情味那么浓，就在于“伦理即权力，权力即伦理”。也就是说，伦理所以温情脉脉，就在于有权力的支撑。而一旦伦理脱离了权力，那温情脉脉就会为冷淡冷漠所取代。但是，即便如此，我们依然要让伦理脱离权力。如果伦理不能够脱离权力，那我们就不能从根本上告别权威社会，而个体的自由与发展就不会得到保证。当然，我们进入现实，就会看到，伦理的温情脉脉，实在是以现实的利益为纽带的。也就是说，有了现实的利益，也就有了伦理的温情脉脉。这当然不合乎我们的理想，但却是现实本身。可以说，人们已经不再看重伦理的温情脉脉，而一切以现实利益为鹄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已经撕去，而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冷冰冰的现实利益。于是，一些人便向往起古代的美好，要为传统高唱赞歌了。用向往古代的方式表达理想，永远都是刻舟求剑。所以，我们要做的，也只是在冷冰冰的现实利益面前恢复伦理的温情脉脉。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所以维持着伦理的温情脉脉，就在于伦理即权力，而通过权力实在可以获得最大的现实利益。但是，在那样的宗法社会，一切都以家族为中心，大家都匍匐在家长或者族长的权威之下，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个性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即便在那样的社会里，维持着伦理的温情脉脉，依然有许多的虚伪；而这虚伪恰恰掩盖着仁义道德吃人的本来。当然，说仁义道德吃人，并不是说真的把哪个人生吞活剥了，虽然这样的情形确实存在；而只是说它扼杀了一个人真正的个性。而在现代社会，一个人真正的个性得到了解放，所以大家都不再认同那扼杀个性的仁义道德。重新把古代的仁义道德，塑造得金碧辉煌，确实能够哄骗许多不明真相的人。然而，我们却不会忘记仁义道德扼杀个性的本来；所以，它即便变做活菩萨的模样，我们也拒绝它的哄骗。其实，一旦个性得到真正的解放，就会自觉建立新的道德。那么，这新的道德，又是一副什么模样呢？我们知道，残酷的现实是，伦理的温情脉脉是以现实的利益为纽带的。所以，我们要建立的新道德必然表达理想。而这理想就是让现实的利益以伦理的温情脉脉为纽带。也就是说，伦理不应该只是本位，而且要具有终极的意义。我们为什么要谋求现实的利益呢？那就是为了伦理的和睦。相反，若是为了攫取现实的利益，什么都不顾，为所欲为，那也只是做了现实利益的奴隶，而且必然有一个悲惨的结局。伦理的温情脉脉，不应该像宗法社会那样出自虚伪；也不应该像现代社会那样为冷淡所取代；相反，它应该发自内心的挚诚。当然，有人会讲，在冷冰冰的现实利益面前，还有多少内心的挚诚可言呢？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么悲观。如果一切以现实的利益为中心，不择手段的去攫取现实利益，那也必然失掉现实的利益。抛掉伦理的亲情，去获取现实利益，那也只是说明做了现实利益的奴隶。我们不应该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相反，应该成为它的主人。而做现实利益主人的鲜明标志，就是拥有伦理的和睦。伦理舍弃权力，那也就说明它超越了权力。伦理不再以现实的利益为纽带，那就说明它超越了现实的利益。超越了权力，并不是没有权力；超越了现实利益，但现实利益依然存在。只是说权力或者现实利益，不再是伦理的灵魂；相反，伦理甚至要去制约权力或者现实利益。人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主人，有赖于伦理的自觉、道德的自觉。伦理道德的自觉，一方面让人摆脱了动物的本能状态；另一方面也让人避免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伦理道德，当然制约着现实中的人们；但是，这种制约，主要是通过道德主体的自觉实现的；同时，伦理道德又有自己的超越性。当然，这种超越性，可以假定来源于神或者上天；但是，最深刻的根源却是实践着的人类主体，永远向上的力量。没有这种向上的力量，人就不可能摆脱动物的本能状态；就是摆脱了动物的本能状态，也会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而人既摆脱了动物的本能状态，又避免了成为现实利益的奴隶，这就是伦理道德自觉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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