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因私有制的恢复而恢复
娼妓制度会因为私有制的恢复而恢复，这一点已经为现实本身所印证。在这里，我并不想讲太多，因为这必然涉及到对私有制的批判。但是，现在做这个工作，显然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我们在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娼妓制度本身。当然，在现在的意识形态下，娼妓制度本身显然是非法的存在。而这一点，实在可以看做毛泽东利用国家政治消灭娼妓制度，留下的最重要亦是最宝贵的遗产。所以，我们不仅要尊重这份遗产，更要尊重保留在这份遗产中的崇高理想。当然，现在有的社会学家、性学家，从尊重妇女以及性自由、性解放的角度出发，主张实现卖淫合法化。如果这个提议变成现实，那娼妓制度就由非法的存在转变为合法的存在。我们在这里要看的问题是，尊重妇女以及性自由、性解放，能不能为卖淫的合法化提供理由？试问卖淫合法化，就是尊重妇女吗？可以说，这里的荒谬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以这种方式尊重妇女，那实在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但是，我们知道，荒谬的学理往往是以荒谬的现实为支撑的。这里问题的复杂就在于娼妓制度虽然是非法的存在，但是，它毕竟存在。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如何尊重所谓失足妇女的问题。亦即在这里存在着一个悖论，一方面要打击卖淫，另一方面又要尊重失足妇女。坦率地讲，这个问题很难解决。我们看到，在打击卖淫的过程中，出现在人们视线中的永远都是作为弱者的失足妇女，而另一方面幕后的黑手、以及涉及卖淫的资本，却总能逃到比较安全的角落里。其实，所以出现这样的悖论，根源是很明确的，那就是私有制本身。在不触动根源的情况下，是很难走出所谓的悖论的。以尊重妇女的名义，去实现卖淫的合法化；如此荒谬的逻辑，不知为什么会产生在所谓学者的头脑中。也许，这也只有在人欲那里得到解释了。我们再看一下，能否用所谓的性解放、性自由来解释卖淫。其实，所谓性解放，就是让性本身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而所谓性自由呢，显然就是性解放的终极。可以说，在性自由这里，一方面贞洁的观念破产了，另一方面伦理道德失落了。从某种意义上讲，性自由就是以性本身为旨归的。当然，这种性本身的快乐，并不单纯是动物意义的快乐，它同样具有着精神的、灵魂的意义。其实，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来对待性解放、性自由。在我，是赞同把性本身规范在伦理道德之内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性自由的限度。我们可以看到，性解放、性自由似乎论证了卖淫的合理性。因为在卖淫这里，性本身确实冲破了伦理道德的束缚，似乎达到了性自由的境界。但是，很明显，这不过是臆想或者理论的虚造。其实，在卖淫这里，性只是手段，而不是终极；也可以说，它是以身体获取金钱。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身体的出卖即是对灵魂的出卖。也可以说，卖淫并不能够在性自由、性解放这里得到解释。很明显，在性自由、性解放这里，是以性本身为终极的，并且这种性还具有精神的、灵魂的意义。当然，在一些学者还有一个法宝，那就是用自然人性来解释卖淫本身。在他们看来，卖淫是合乎自然人性的；既然合乎自然人性，那又有什么理由不合法化呢？可以说，在这里，自然人性已被引向了纵欲的道路。其实，对欲望的放纵并不能够在自然人性这里得到解释。可以说，通过自然人性去论证卖淫的合理性，所走的是感性路线，所以，也必然地以纵欲为归宿。而一个社会的维系，恰恰是需要理性精神的；当然，在理性的精神，就要求把性本身规范在伦理道德之内了。高尚的理由，可以为卑鄙的行为辩护，这在历史上、现实中并不少见。其实，无论尊重妇女也好，性解放、性自由也罢，都无法论证卖淫的合理性。相反，只有消灭卖淫本身，才有对自然人性的尊重以及伦理正义的表达。许多时候，我们必须穿越理性思辩所设计的圈套，才能够到达真理本身。当思辩智慧服务于现实智慧的时候，它本身就变得不再可靠。在娼妓制度面前，我们没有理由讲“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相反，我们必须强调它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娼妓制度会为自身的不合理性所埋葬。
（五）如何终结娼妓制度
如何终结娼妓制度？如果从学理来讲，那就是终结私有制。因为娼妓制度是私有制的产物；所以只要终结了私有制，那娼妓制度就会随之消亡。这可以说是釜底抽薪的法子。但是，现在人们似乎习惯了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所以，许多大而无当的话也就不要讲了。我们知道，能够消灭娼妓制度的只有国家政治，而且必须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国家政治。被消灭了的娼妓制度，所以死灰复燃，其间的机微是不难洞见的。我们只能说，终结娼妓制度，在目前的情况下，依然只是一种理想的表达。当然，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思路，即我们能不能把终结娼妓制度，寄希望于娼妓制度的自然消亡。我讲过，娼妓制度会为自身的不合理性所埋葬。从辩证分析的角度，自然可以这样讲；但是，说娼妓制度会自然消亡，那也只是欺人之谈。我们知道，一样事物的存在，既有合理性，也有不合理性。可以说，在“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之外，还有另外一点，即不合理的依然存在。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对待不合理的存在呢？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消灭它。我们知道，能够彻底扫荡娼妓制度的，也只有作为国家政治的革命本身。而在告别革命的时代，被扫荡了的东西，又死灰复燃，似乎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但是，终结娼妓制度本身，这个理想不应该被修正。当然，所以如此，还是因为我们的出发点，即尊重妇女，尊重自然人性，表达伦理的正义。可以说，终结娼妓制度，才是对妇女的最大尊重。有社会学家、性学家打着尊重妇女的旗号，竟要实现卖淫的合法化；这其间的荒谬，我们已经揭露了。我们知道，娼妓制度是非常不尊重自然人性的；可以说，在这里自然人性被引向了放纵的道路，而这也难免以自然人性的毁灭为归宿。当然，妄图用自然人性来解释娼妓制度，那就更加得荒谬了。我们知道，娼妓制度可以最大程度的容纳罪恶本身；所以，只有消灭娼妓制度，才会有伦理的正义表达。也可以说，只有消灭了娼妓制度，我们才能够把性本身规范在伦理道德之内。我曾经讲过，我们应该以伦理社会的建构为旨归。在伦理社会里，伦理道德决不是对人本身的束缚；相反，它是人之自由的保证。让性本身冲破伦理道德的束缚，并不能够实现所谓的性解放、性自由。性解放、性自由都是有限度的；否则它本身就是没有保障的。我讲过，不能够用性解放、性自由来解释娼妓制度本身。也就是说，在娼妓制度这里，并没有性解放、性自由；相反，在这里性本身，为金钱所奴役，亦即性只是手段，而金钱才是目的。我们实在可以把娼妓制度本身，比喻为恶之花的。即便恶之花绽放得再妖艳，这里也没有伦理正义的表达。也可以说，结束娼妓制度即是最大的伦理正义。但是，很显然，在现在的情形下，人们对这一点，已经不怎么感兴趣了。如果娼妓制度已经成为历史，那就没有研究的必要了。而现在，这种研究还值得做，那实在是因为存在本身。当然，无论研究什么都需要理解之同情；而这理解之同情，实在服务于入室操戈的目的。亦即研究娼妓制度，即是为了终结娼妓制度。即便无法在现实中终结它，也要在学理上终结它。当然，在学理上终结娼妓制度本身，即是理想的表达。从某种意义上讲，娼妓制度的存在即印证了一点，这个世界本身是由金钱来推动的。可以说，在这里金钱已经把人本身变成了性商品；不仅人的身体成为了性商品，就是精神、情感都成为了性商品。亦即娼妓制度必然会把人本身变成性爱动物。所以，消灭娼妓制度，即是为了人本身的解放，亦即把人本身从性爱动物的宿命中解放出来。我们知道，娼妓制度对人们意识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然，这种影响，不单意味着造就了青楼文化或者娼妓文化，而且意味着造就了泛青楼文化或者泛娼妓文化。当然，泛青楼文化的存在，就印证了娼妓制度的影响范围之广。泛青楼文化的图景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意味着色情成为了意识形态本身。其实，终结娼妓制度，就是为了避免色情成为意识形态本身。一个有理性的社会，绝不会以色情成为意识形态本身；相反，真正的意识形态必然是打击色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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