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无一用是书生
“百无一用是书生”，虽然其内涵不过是书生无用，但似乎有细细推究的必要。这是说一百个书生中没有一个中用呢，还是说书生所学百无一用呢？可以说，这两个方面的内涵都是有的。不过，前一种内涵把书生贬低到了极点；而后一种内涵则有许多怀才不遇的不平。当然，从世俗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说无用之人是没有资格讲怀才不遇的。当然，这样的观点，恐怕就会让怀才不遇的人，觉得更加不平了。在书生，对“不平而鸣”之道，还是非常精通的；但是，他们即便鸣出了一腔幽怨，然而终究归于无用。其实，我们在这里，所谓有用、无用，主要是就现实的事功而言的。书生在现实的事功方面，确实没有太大的建树。他们所能做的，也不过纸上谈兵、笔尖杀贼罢了。当然，在百无一用的书生之外，也还有例外，譬如“胸罗文章兵百万”的贾谊，就很有政治家的眼光；但是，很可惜，“宣室求贤访逐臣，不问苍生问鬼神”，他只落得个郁郁而终的下场。虽然在书生能够建功立业的，不是很多；但也不是没有，就像明代的大儒王阳明，在军事上就颇有建树。其实，在“百无一用是书生”本身，就属于不平而鸣。然而，即便再不平而鸣，大多数书生归于无用，也是基本的事实。那么，书生又是如何沦落到无用的境地呢？难道仅仅因为多读了几本圣贤书吗？还是由于英雄无用武之地呢？可以说，两个方面的原因都有。在圣贤之书，当然能够变化人的气质；它会让人变得文质彬彬、温柔敦厚。有人说了，这有什么坏处呢？这本身不就是圣贤的人格理想吗？但是，圣贤的人格理想，并不足以应对多变的世事。可以说，在书生所以陷入无用武之地，也就在于坚守圣贤的人格理想。甚至圣贤的人格理想也就是迂腐本身。要应对多变的世事，必须从圣贤的人格理想中走出来；但是，在迂腐的书生，又是很鄙夷这一点的，认为是背叛了圣贤的人格理想。所以，便出现了一种两难的困境：如果坚守圣贤的人格理想，则“道不行”；若是放弃圣贤的人格理想，则“道不尊”。在圣贤们，都在怨叹“道不行”；更何况是迂腐的儒生了。难道圣贤的理想只是成就了书生的迂腐？虽然这并不合乎圣贤的理想，但却是事实本身。在圣贤们都不曾实现自身的理想，后世迂腐的儒生又能怎样呢？可以说，迂腐的儒生同圣贤一样，虽然明知“道不行”，但却在坚守理想本身；而这种对理想的坚守，则成就了“道之尊”。这大抵也是书生们的“无用之用”吧。可以说，在这里，往往还有那种道德的崇高。在无用的书生，虽不能够求得一时的功名，但却可以成就千秋的气节。求得一时的功名，要得是积极进取；而成就千秋的气节，则是有所不为。人们常讲，有所不为，才能够有所为。但是，书生们的有所不为，只是远离了一时的功名；而所为呢，则成就了千秋的气节。如果从世俗的观点出发，人们很容易认为一时的功名是实在的，而千秋的气节，则是虚幻的。但在迂腐的书生，则颠倒了这一点；也就是说，一时的功名成为虚幻，而千秋的气节，才是惟一的真实。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种颠倒呢？可以说，这种颠倒本身，就贯彻着道德理想对世俗本身的批判。执著于道德理想，恰恰是书生无用的精神根源。但是，在现实本身，也并没有给书生提供施展抱负的环境。一句“百无一用是书生”，并不能够勾销志士们的怀才不遇。把所有的罪责都归于书生，是不对的。即便在现实的事功方面，书生都有不俗的表现；更何况他们所主要致力于的是道德、学术、文章。可以说，离了书生们的努力，学术史、文化史、思想史、艺术史等等，即便不成为空白，也会失掉半壁。当然，人们所以不喜欢书生，也就在于他们空发议论，做不了实事。诚然，书生们最多的是能言不能行；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可以成为“国之师”啊。书生们自然不能够狂妄自大，但也不应该妄自菲薄。“百无一用是书生”，固然有妄自菲薄的一面，但也道出了书生们的辛酸。当然，在书生，不只有辛酸，还有血泪；正所谓“莫谓书生空议论，头掷处血斑斑”。谁能说在这里没有浩然正气的存在？谁能说在这里没有威武不能屈的精神。
（五）原来刘项不读书
建功立业的刘邦、项羽都不曾读书；这是不是从反面说明读书无用呢？如果刘邦、项羽个个饱读诗书，恐怕反倒不能够建功立业了。因为在建功立业最需要是权谋，而不是对圣贤理想的坚守。而坚守圣贤的理想，亦无助于争天下本身。在读书人，虽然无助于争天下，但却有益于治天下。读书人的弱点是难于进取，而优势则是乐于守成。马上得天下的人，很容易瞧不起读书人；但到马下治天下的时候，又不得不重视读书人。其实，在治国，定要立法度，所谓的“汉家制度，王霸杂用”就说明了这一点；但是，仅仅有王霸杂用的汉家制度，还是不够的；还必须有能够正本清源的儒术。我们知道，治国法度的建立，往往依据的是以人性恶为基础的法家思想；但是，在法家思想并不能够做到正本清源。而儒家思想，则是以人性善为基础的，所以能够做到正本清源，恢宏汉家的制度。当然，在雄才伟略的人，往往有这样的偏见，即只要政权交到知识分子手中，那就全搞坏了。为什么呢？在儒生，往往坚守圣贤的理想，主张仁义道德，而这就渐渐地削弱了王霸并用的汉家制度。没有了法度，而只有圣贤的理想，那就很容易坏事。因为圣贤的理想或者仁义道德，很容易为道德的伪善所腐蚀。要防止道德伪善的腐蚀，没有严明的制度是不成的。当然，把政治搞坏，也并不尽是儒生的责任。最真实的情形，也只是儒生们不能把政治由黑暗变为清明罢了。但是，儒生们坚守圣贤的理想，却未始不是黑暗中的一道光明。其实，我们细细考察一下读书无用论，就会发现它的矛头所向实在是书生无用。而讲书生无用，又恰恰是从现实的事功出发的。我已经讲过，书生们即便是在现实的事功方面，亦有不俗的表现。更何况，书生们主要的业绩，是在思想、文化、学术、艺术等方面的传承。所以，这书生无用，实在是靠不住的。读书无用论，靠得住吗？同样靠不住。既然读书是彻底无用的，那为什么不把天底下的书都烧干净呢？可以说，这是做不到的。读书，不仅有用，而且有大用；我们不能够因为少数读书人把自己弄成了书呆子，便讲读书彻底无用。读书，最主要的目的，也就是让人变得聪明睿智起来。而人一旦真得变得聪明睿智了，那自然就会知道读书无用论倒是真正无用的。当然，主张读书无用的，不乏饱读诗书之人。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蛊惑人心；甚至让人以为在这里有一股英豪之气；譬如颜、李之学，就会给人这种感觉。既然反对读书，那自然而然也就反对著书。在颜元以为，所谓著书，不过是空言相续、纸上加纸罢了；这又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天底下没有了著书之人，那自然也就没有了读书人。正是著书、读书，才把二千年的世界造成了虚花无用之局。不去著书，也不去读书，那虚花无用之局岂不被打破了？其实，在这里所谓的有用、无用，同样是从狭隘的功利出发的，甚至很有那种小生产者的意识。说颜、李之学，有着墨学的精魂，我想，并不为过。实际上，把矛头对准读书，也只是空自慷慨一番罢了。对于读书，我们要的不是激烈的态度，而是慎重的态度。当然，在本文，我主要分析的是那些慷慨激昂的偏见。实际上，每一种慷慨激昂的偏见，都有它的背景与根源。找到了它的背景与根源，我们就不那么容易被慷慨激昂的偏见所蛊惑了。我所谓慎重的对待读书，主要是为了防止出现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读书越多越愚；第二种情形是滑入读书无用论的泥淖。读书本来是为了医愚的，但一些人却越读越愚，这一方面是因为太过执著，另一方面则因为不晓得变通。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这是为人们所激烈反对的；那么，如何改变着一点呢？ 我想，这就要做到读活书、活读书、读书活。在读书中，最要不得的是沉沉暮气；而最需要的则是蓬勃朝气。而有了蓬勃朝气，即便是读书破万卷，也不会迷信书本；不迷信书本，那自然就晓得变通。我觉得，把读书无用论称之为泥淖，这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其实，读书无用论的泥淖，也就是狭隘功利论的泥淖。如果我们不能够从狭隘功利论中走出来，那就不能够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读书，当然更无所谓思想文化的昌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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