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了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我们要从文献学层面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通过对洛夫诗中的文化意象生成驱动力的研究，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进一步研究这种心灵密码是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洛夫晚年创作的《唐诗解构》体现了“文化标本”的悖论：对古典诗学的现代修复带来的却是个体生命体验的隐退。
[关键词] 文化意象；生成研究；《唐诗解构》；洛夫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当代汉诗的本土性反思与实践”（13YJA751068）
一、“洛夫在哪里，中国诗学便在哪里”
1998年8月20日洛夫在《洛夫小品选》自序《独立苍茫》里写道：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作家托玛斯曼流亡美国，有一次记者问他，放逐生涯是不是一种极大的压力？当时他理直气壮地答道：“我托玛斯曼在哪里，德国便在哪里！”今天我却无法说出如此狂妄的话，因为我不知道我的中国在哪里，至少在形式上我已失去了祖国的地平线，失去了生命中最重要的认同对象。临老去国，远走天涯，割断了两岸的地缘和政治的过去，却割不断长久养我育我、塑造我的人格、淬炼我的智慧、培养我的尊严的中国历史与文化。
我倒认清了一点：一位流放作者不论他立身何处，生活形式起了多大的变化，他都需要一个庞大而深厚的文化传统在背后支撑。今天我在这极度尴尬而又暧昧的时空中，唯一的好处是我能百分之百地掌控着一个自由的心灵空间，而充实这心灵空间的，正是那在我血脉中流转的中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我有去国的凄惶，而无去国的悲哀。[1]
洛夫的人生轨迹十分丰富，从大陆到台湾，再到加拿大，再到今天属于全世界。他一次次对托玛斯曼语言行为的转述，其实也正是洛夫个人诗学追求的自证。我们可以稍微夸张一点地说，“洛夫在哪里，中国诗学便在哪里”。洛夫在很大程度上，活成了中国诗学的某种人格符号和载体。尤其是晚年的长诗《漂木》以气势恢弘的人类命运的主体建筑，完全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民族的、地域的界限，从对个体命运轨迹的回眸升华到对整个人类命运的观照。这首长诗也可以说是洛夫“天涯诗学”的载体，体现出洛夫对“现代中国汉诗美学”的担当。2004年首届“新诗界国际诗歌奖——北斗星奖”授予洛夫，颁奖词是：
在地理之“隔”，空间之“孤”，时间之“伤”中，洛夫毕生致力于诗意的发现和回归，用创造性的形象、意象、感觉和语言，重塑生命的意义。他的现代汉诗创构，既保持了前卫的姿态，又对接并融合了伟大的中国诗歌传统；诗质重思维，诗形谋变奏，以形似与神似、视像与心象、感性与灵思之间的张力，凸现了知性与抒情相融的追求向度。他对现代汉诗本土性与现代性融合的成功探索，体现了凤凰涅槃后自在的飞翔。[2]
洛夫站在古今中外的诗学坐标上，完成了本土性“天涯诗学”的建构与实践。他的诗歌中的本土传统当然体现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历史人物的重构、历史文化意象的复现等方面，但是我们要做的并不仅仅是文献学层面的梳理，而应该深入到发生学层面，从文化通约深入到精神通约，去感知洛夫的灵魂的跃动与搏斗，以及这种心灵历程如何外化到其创作之中。
洛夫灵魂的跃动与搏斗通过一系列文化意象体现出来。洛夫的诗中出现了大量的传统文化意象群落，如雪意象、酒意象，悲秋意象，清明意象，月亮意象、登高意象，古典诗人意象。我们通过考察洛夫诗歌中的文化意象的生成，来破译他的精神密码。本文主要论述“雪意象”和“古典诗人意象”。
二、洛夫诗歌中“雪意象”的生成
文化意象往往是心象，而非物象。比如，洛夫在1979年创作《我在长城上》一诗时，尚未到过长城，直到1988年才登临长城。“长城”是一个心象和意象。“雪”亦如是，因为“雪堆积在我们的内部”（《雪崩》）。
洛夫嗜雪。他有三本诗集书名含“雪”：《葬我于雪》（北京中国友谊出公司1992）、《雪崩——洛夫诗选》（台北书林出版公司1993）、《雪落无声》（台北尔雅出版社1999）。其他每本诗集都有很多写雪的作品。散文集有两本以“雪楼”命名：《雪楼随笔》（台北探索文化公司2000）和《雪楼小品》（台北三民书局2006）。洛夫写雪的散文有不少，如《雪祭》《板门店之旅》《诗人与酒》《雪落无声》《如是晚境》《雪楼小记》等。洛夫在诗集《雪落无声》的代序里写道：“选择‘雪落无声’作为书名，主要是因为我很喜欢这个意象，它所呈现的是将我个人的心境和自然景象融为一体的那种境界，一种由无边无际的静谧和孤独所浑成的宇宙情怀，至于集子里有没有这首诗，并不重要。”[3]
洛夫关于雪的记忆，最早是从童年时期诵读柳宗元的《江雪》开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雪意象”构成洛夫大陆童年记忆的载体。在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他说：
遗憾的是，在台湾，在这烟尘滚滚、熙熙攘攘的闹市中，雪就像诗一样的陌生。在这四季如春的岛上住了数十年，不要说见不到雪，就连三二知己围着红泥火炉，享受一点“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乐趣都没有，更何况玩雪球、堆雪人、打雪仗、吃雪花，捧着一大把雪贴在脸上轻声叫“好妹子”！这些经验于今只有从消逝的童年中去寻找，从淡淡的乡愁中去寻找。
多年前，因思家心切，有一次梦见大雪纷飞中回了家，早晨醒来，枕上一片濡湿，发现泪水竟然仍是热的。[4](p104)
《雪崩》写于1965-1967年间，与《石室之死亡》风格类似，以超常规的意象组合方式，营构出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想象世界，意象密集，扭曲变形，弥漫着浓厚的死亡意识。这个艺术世界对应的是特定历史语境下生命异化的外化，也是对于精神故乡的绵邈呼唤。他无数次憧憬着“红泥小火炉”的雪意和情趣。而这种雪意，只有在故乡才有。“我隐隐听到远方传来另一种声音/当谷物开始在地下/骨肉交错” （《雪》）,但是，“红泥小火炉已熄/酒已凉趿起鞋子，我扫雪去了”（《雪》）。《今日小雪》里写道，今日适逢小雪，却是一个手抚日历竟然毫无寒意的日子。无酒，无雪，无火炉。因而，乡愁是“久久不愈的宿疾”。他在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说：“人过中年，故乡的往事就是一面镜子，不敢照而又不得不照。照镜子时，最令人心惊又无奈的事，是发现两鬓又多了一撮白发，这就是人生冬寒岁末所降的雪吗？”[4](p106) 确实，“雪”一直与洛夫的心境和灵魂紧密相连着。最沉痛的是那首《葬我于雪》：
用裁纸刀
把残雪砌成一座小小的坟
其中埋葬的
是一块炼了千年
犹未化灰的
火成岩
他把几十年的精神重压凝练为雪下埋葬的意象“火成岩”，情感十分饱满。这是一个带有洛夫个体生命体温的诗歌意象和文化意象，他的生命和精神在这个文化意象里得以保存永生。
《湖南大雪——赠长沙李元洛》写于洛夫第一次回湖南探亲前一年的1988年。此时洛夫与李元洛尚未见过面。值得注意的是，写作时间是5月初，并不是冬天，为何写出这么一首“湖南大雪”？原因在于这场“湖南大雪”凝结了洛夫几十年颠沛流离的人生之路。“载我渡我的雨啊/奔腾了两千年才凝成这场大雪”。由于思乡之深，洛夫虚幻出这场“湖南大雪”，在想象中与李元洛相聚，虚构出“红泥小火炉”边的“雪夜相聚”。他们雪夜煮酒，谈诗论史，五十年代的惊心，六十年代的飞魄，带来了彻骨的风寒与黑暗。“火炉上的酒香/渐渐祛除了历史性的寒颤”，“今夜我冒雪来访/不知何处是我明日的涯岸/你我未曾共过/肥马轻裘的少年/却在今夜分说着宇宙千古的苍茫”。
组诗《汉城诗抄》是洛夫因1976年汉城之旅期间所写。组诗共17首诗，绝大部分篇什都与雪有关系，表达的是“雪中诗意”和“雪中乡思”。思乡之情借助故土的近邻——韩国得以间接表达出来，以缓释多年的淤积。这次访问汉城之后，洛夫接着又去日本东京游览了3天。在东京，洛夫竟然毫无诗意和灵感，原因在于日本和台湾建筑并无二致，一首都没有创作出来。为何洛夫在韩国诗兴大发？原因有二：
其一、这组诗也是洛夫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替代性补偿性体验。唐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出现在汉城，对洛夫就特别具有亲切感。洛夫在这里获得了民族文化的精神补偿。《云堂旅社初夜》的后记里说：“房门及廊柱均悬有刻着中国古诗的木板，初抵该处，几有置身唐朝之感。”[5](p217) 所以，诗歌的开篇就具有充分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入感：
除了雪
一切都是唐朝的
门的款式，窗的高度
坐下去桌子顿然矮到膝下
庭院中
大概就是那一株寒梅着花未吧！
檐铃自风中传来
王维的吟哦
他在《晨游秘苑》里想象的也是唐诗中“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兴味。《半月阁夜饮》所写韩国诗人徐廷柱在“半月阁”夜宴招待客人，完全是中国化的意境：白雪皑皑，月正半升，人正半醉，壶正半空，意正半浓，晚钟长鸣，弹筝助兴，颇饶唐味。“雪意象”成为洛夫心中的中国文化的重要元素。
其二、韩国与朝鲜被三八线分割，与大陆与台湾分治，二者的政治语境相同。洛夫体验到的民族分离之痛是痛彻的。这是引发洛夫创作欲望喷发的最大内因。落在韩国的雪，同样凝结在洛夫的灵魂深处。
他在《云堂旅社初夜》和《午夜削梨》里两次写到“削梨”这一细节。“梨”与“离”谐音，隐喻着骨肉分离、民族分离之意。削梨时，“满地都是/我那黄铜色的皮肤”，触目惊心。他看到“一株腰斩的白杨”，都会想象成被斩成的一部断代史。年近中年的洛夫，在韩国民俗村荡秋千的时候，唤醒了自己的童年记忆：“回首，乍现昨日秋千架上/冷白如雪的童年/迎面而来”，“啊！雪的肤香/秋千架上妹妹的肤香/如再荡高一些，势将心痛/势将看到院子里渐行渐速的/蓟草般的乡愁”（《雪地秋千》）。他阅读韩国民民俗的时候，“雪，摊开如一部近代史/我们愈读脸色愈白/且常在冷中骤然惊醒”。这难道不是洛夫怀着自己个体命运的沉痛在感受中国近代史吗？他由“雪地的秋千”想到“半悬的中年”，想到“摆荡的人”的命运。他身在韩国，但灵魂一直在惊悸于族国的命运。他听徐廷柱酒后诵诗，却仿佛是“传自晚唐的悲笳”。他食韩国泡菜，却把泡菜比作“比杜少陵的乐府还清脆的诗”，嚼出的是“一种越嚼越暧昧的/乡愁”（《小店》）。
《不归桥》一诗的后记里写道：“这次访韩，印象最深的是板门店之旅，该店既不卖酒，也无处打尖，却加深了我们的历史感。我们在一山头哨亭远眺，只见朝韩分界线旁卧有石桥一座，桥名不归（Bridge N Return），乃暗示南北双方过桥者即成棋盘上的卒子，来得去不得，去得来不得，这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千万愚行之一？田园将芜胡不归，这时停战村的暮色渐起，我们有旅人的哀愁，也有征人的激奋。”[5](p232) 目睹朝韩内战的不幸，回首惨烈的国共内战，具有同样历史境遇、漂居台湾的洛夫，怎能不惆怅万千呢？所以，他才有“哀愁”兼“激奋”的的乡愁与反战思想。在《如果山那边降雪》的后记里写道：“在板门店山头眺望，透过远方重重的峰峦，我们似乎看到了长白山的大雪纷飞，听到了黑龙江愤怒的咆哮。在感觉上，此处距故国河山好像比古宁头距厦门还近。这时，仰首拭目，手帕上竟是一片濡湿的乡愁。”[5](p235) 这种感受在洛夫的散文《雪，一首又白又冷的诗》里说得更详尽：“鸭绿江那边不正是我大陆东北，神州故国吗？再过去，也许偏南一点，那不正是曾经孕我、育我、哺我、成长我的故乡吗？现在，那片迷过我、飞过我的风筝的天空是否正在下雪？雪还是那么纯白吗？那些打雪仗、堆雪人的儿时游伴是否也像我一样在时间中老去？或早已逝世，只剩下墓碑上的一堆残雪？”[4](p111) 因此他在诗中写道：“高中地理课本上的河川/仍在我的体内蜿蜒”。洛夫的诗歌意象都是在自己心灵深处打捞出来的灵魂之盐。
1996年4月，洛夫携夫人陈琼芳移民加拿大温哥华。书斋名曰“雪楼”。正是在这个极富传统诗学和文化意蕴的“雪楼”上，洛夫创立了“天涯美学”说。“天涯美学”强调悲剧意识和宇宙情怀。雪，不仅仅是诗歌意象符号，更与他的生命相关联，乃是他灵魂里分泌出来的结晶，构成冰清玉洁、孤傲独立的人格隐喻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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