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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在北京。当时是有些人很狂热的卷了进去，我算是个“逍遥派”，看法虽然也有一些，但是不介入那些纷争。不过机关根学校有很大不同，因为都是成年人，所以不像学校里闹得那么厉害，虽然两派之间争的也很厉害。我们所里当时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操纵整个北京市的“文化大革命”，这是什么原因呢？你要是熟悉情况就会知道，因为哲学所造反派的头儿和中央文革小组有直接联系，别的地方的造反派都是年轻人，在我们所里则都是老革命，跟康生有直接联系。我们所所谓的造反派其实也不过是跟中央文革小组有联系而已，在别的单位基本上算不上是真正的造反派，所以也引起真正造反派的不满，就来造他们的反。当时很多人被揪斗了出来，像张闻天、何其芳。
我那时候已经结婚了，就尽可能的不去所里。但是有时候有事还是要去一次，平时就开个病假条，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也不到所里去，在家里看看书。1970年，我们所里集体下放到河南信阳，两百多个人住在一个大房子里，这就是“五七干校”的生活了。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住在老乡家里，土房子，没有窗子，白天都是黑的，下雨的时候到处都是泥。白天到很远的荒地去干活，这样干了几个月，就开始自己盖房子，自己做坯，烧砖。但是也没有多久，又搬到了别的地方。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个两百个人住在一起的大房子，年纪老的有六十多岁的，年纪轻的有十七八岁的，晚上打起呼噜来此呼彼应。每天主要的活动还是劳动，不过劳动之外多了开会，还要抓“五·一六”分子。
不过在那里，还是有一些机会，因为总不能时时刻刻的开会搞运动。所以在那里，每天还有一段自学时间，在那段时间里，我把讲马克思理论的书摆在上面，在底下则偷偷地看康德。当时去干校的时候，每个人都一个箱子，是统一的，可以放衣服什么的，我则把我最喜欢的和自己觉得最值得读的书放到箱子里带到了那里。跟1958年的四清比起来，干校的生活似乎没有那么饥饿，伙食相对也要好一些。不过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一开始在农民家中和农民同吃的时候，苍蝇经常跑到用白薯做的面条里面，也没有什么办法。后来开始自己吃饭了，总算是有了一些改善。那时候，我开始着手准备那本《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材料有限，看到的材料更加有限，所以一直没有动笔，因为如果不看哲学界其他的人研究成果，一个人在那里想半天，结果是人家早想出来的成果就算是白费了。1972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之后，就接着弄康德。别人也帮我借一些书，当然都是偷偷摸摸的。
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75年，又一次下乡运动就又来了，但是这次并没有去，因为毛泽东在1976年去世了，整个政策都发生了转变。从七十年代转变到八十年代，客观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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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八十年代，你说有人把我归结为当时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其实我写文章，并不太考虑读者的看法，到现在也是如此。当时我在所里从来不讲我研究的这些东西，也从来不去申报什么课题。后来书出版之后，所里的人都吃了一惊。《批判哲学的批判》当时买的算是很好的，三万册，在美学界算是买的最好的书。当时还没有“炒作”这个词，买书的大多是像你现在这个年纪的，到现在也有四五十岁了。当时很多人称呼我“导师”、“精神领袖”，对于这些，老实讲，我没有这种什么感觉，因为从小就听到过很多过奖之辞，所以听到那些也就没有感到有什么飘飘然。我在所里的待遇也并没有因为这些带来什么好处，直到1986年，我在所里才分上房子。相反，我总觉得有很多人开始攻击我，包括我们所里的一些人。对于这些我倒也能够习惯。
第一次反精神污染，就有人说我是“自由化”的源头。其实，八九年的学生运动，我是明确反对的，我不赞同他们的做法，为什么最后批判我的文章比批判其他的人加起来还要多。据说是当时教委的人曾经到学生的宿舍里搜查，每个宿舍都有我的书，所以说我“毒害了青年一代”。
后来我出国跟这个事情有很大的关系。当时在一个很著名的报告中说到了十几个人的名单，其中有一半人跑了出去，另外一半则被抓了起来。我也在其中，既没有跑，也没有抓，而是按照正式程序和手续出去的。据说当时有关部门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老布什总统以及美国一百多个教授签名致信当时的领导人，德国也通过外交部表达了意见。后来托了很久，美国的国务卿亲自到了北京，要求释放名单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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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了美国之后主要是在大学里教书，我常常说我到美国有三大冒险：当时我已经62岁了，到了那里之后必须学会开车，很多朋友都劝我不要学，但是我说我没有办法啊，不学开车我不能走路啊，在美国那种环境里。学车我用了比别人多一般的时间，还算是学会了。第二个冒险就是我必须要学会讲课，我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了，从来没有上过课，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点就是必须用英文讲课。没有办法，我硬着头皮去讲了，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
我刚到哲学所的时候，哲学所还在中关村，离北大很近，我偶尔去北大去看冯友兰先生那里去看他。当时我稿费很多，买了一个唱片机，电动的，不用手摇，但是唱片很不容易找，我在冯先生那里借了很多唱片。后来文革开始，冯先生在学校里受到批判，哲学所已经从中关村办到城里，和冯先生来往就少了，中间也曾经去看过他几次。后来八十年代的时候冯先生给我写了一幅条幅，让宗璞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拿，不久之后冯先生就去世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手记
这篇口述做于2005年，是李泽厚在八十年代之后第一次面对媒体。我联系他时，他在美国，每年候鸟一般回国一次。在电话里，他问我想谈什么，我说他的经历。他说：谈了也没地方登，谁敢登我呢，我的名字已经16年没有出现在国内的媒体上了。
我说不管能不能登，我都要做。大概是我的执拗打动了他。于是有了这篇口述。
去见李泽厚之前，我心里一直想，他现在是什么样子？
曾经他的影响之大，无出其右者；也曾经沉寂多年，后来因为一本《浮生论学》和《告别革命》而备受争议。关于他的段子还有一个，是在他沉寂多年之后的：话说是在某一年，李泽厚南下应邀作客一家开在大学附近的民营书店。书店老板是个做事低调的人，对此并未大事张扬，只不过在店门口贴了一张不起眼的小告示，却也引得一群青年学子注目。他们兴高采烈地指指点点奔走相告：太好了！李泽楷要来了！
果然，一见到他，李泽厚就说：你们这个年代的年轻人大概不知道我了。神情中有几分落寞。李泽厚是个不善言谈的人，我问，他答，很长时间里，我和他处于一种有点尴尬的境地。后来采访结束了，我们在一起闲聊，聊了很多关于很多问题的看法，碰巧，我的好多看法和他出国以后在外面发表的文章观点很相近，以至于他总是问我：我某年发表的某一篇文章，你看过没有？我摇头。他一下子来了兴致，“你等一下，我送你一本书。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他拿出书，是那本《告别革命》，在见到他之前，我没有读过。但是有些观点，我们却极为相似。这让他对我有知音之感。后来他每次回国，只要时间合适，我们都会见见面。
但在当时短短时间内认识他是困难的事情，可我还是想试着为李泽厚画了个像：他外表不修边幅，显得有些木讷，内心却很自负。这种自负，是建立在对自己所说的话、所写的文章“负责任”的基础上。单单凭这一点，让我对李泽厚保持了自始自终的敬意，观点的是否相同，反倒退而其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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