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崭新的时代精神
从刘小殊先生的《官场无红颜》，我们是可以分明地感受到崭新的时代精神的。那么，这种崭新的时代精神究竟具有怎样的内涵呢？或者说，我们凭什么说这种时代精神是崭新的呢？当然，这种崭新的时代精神是和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相比较得来的。在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所重点强调的是把自己无条件交付出去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在这里没有个体的地位，而个人的尊严与价值，也没有得到真正意义的尊严。而在《官场无红颜》中所彰显的时代精神，则是后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当然，在后革命时代的时代精神，并没有消解革命的崇高，在这里革命本身依然是一笔重要的遗产，虽然这笔遗产没有遗嘱；但是，在这里却实现了重心的转移，也就是说它把重心由国家、民族、集体转向个人、个体、个性。或者说，在这里是有那种个性解放的精神的。亦即，在这里不只有了个体的地位，而且个人的尊严与价值得到了真正意义的尊重。当然，在《官场无红颜》依然是强调献身精神的；但是，这种献身精神却是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也就是说，它不同于那种把自己完全交付出去、没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其实，在革命时代，所有的就是那种没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在这里虽然未尝没有精神的崇高，但是却没有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事实上，个体的尊严与价值，是以对主体性的确证为前提的。如果没有了主体性，或者说主体性已经沦丧，那是无所谓个体的尊严与价值的。但是，在《官场无红颜》中所彰显出的献身精神，就积极的扬弃了革命时代的献身精神，亦即在这里，一方面强调献身的精神，另一方面又尊重个体的尊严与价值。也就是说，在这里，虽然人本身要献身于某种伟大的事业，以政治为业或者“以天下为己任”；但是，就其本身而言，依然是一个独立的、有个性、有尊严、有价值的人。或者说，在这里我们完成了个性主义与献身精神的统一。实际上，对于所谓的“把自己交付出去”，我们是有所反思的。一方面“把自己交付出去”，意味着崇高的献身精神，另一方面则意味着主体性的沦丧。我们为什么定要以主体性的沦丧为代价来成就献身精神呢？如果丧失了主体性，那么献身精神，就很容易被异化；也就是说在这里献身精神背离了自己的本质，而成为了奴役人本身的理由。其实，为了避免人本身被奴役，必须强调个体、个性以及自由，或者说必须恢复人之主体性。在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这里，同样有一个难题，即所谓的主体性会不会取消献身精神。我们要说，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因为强调主体性，即意味着“我是我自己的，我不能够把自己交付出去”；而强调献身精神，则意味着“我必须把自己交付出去，惟其如此，才能够确证自己的尊严与价值”。也就是说，二者是向相反的方向运动的；所以，在这里不可避免地要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一方面我们不能够通过把自己交付出去，确证自己的主体性；另一方面在真正的献身精神，又要求把自己交付出去，因为惟其如此，才能够成就真正的崇高。所以，在这里，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是否可能，依然是极大的问题。当然，从表达理想的角度讲，这是可能的；但是，一旦回到现实，我们就不得不面对深刻的二律背反。其实，在我很想把《官场无红颜》的主人公陌小北，作为有主体性献身精神的代表；但是，在这里，同样遇到了困境；也就是说，即便陌小北，同样没有在现实意义上成就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虽然他自己未尝不想这样做。当然，在深刻的二律背反中，他并没有走向精神的崇高，相反，在这里所有的依然是平常人的道德；然而，这也并不妨碍另外一点，即在这里有伦理正义的张扬。其实，刘小殊先生从未把陌小北放在神坛上；也正因为如此，他本身才是真实的、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思想、有抱负的。当然，在这里，我们是在理想的意义上谈论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而回到现实，我们却发现另外一点，即在这里展开了新的轮回。第一个轮回，是由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转向个性的解放；而新的轮回，则是由个性的解放转向对国家、民族、集体的认同。其实，历史本身就是在这不断地颠倒中前进的。
（五）青春无悔的岁月
其实，我们最爱讲青春无悔的。为什么青春无悔呢？就是因为生命本身曾经如此绚烂的绽放过。也就是说，在青春岁月里，生命本身绽放出了自己的光华。当然，在《官场无红颜》这里，实际上，把青春献给了官场；亦即在这里，青春本身是绽放在官场的。让青春本身绽放在官场，一方面给官场带来了青春的气息，而这也造就了改变官场的可能性；另一方面青春本身也在官场确证了自己的价值。其实，把青春献给官场，是有两种支撑的，一种是马克斯·韦伯所讲的“以政治为业”，另一种则是我们古人所讲的“以天下为己任”，或者说，在这里是有政治理想的表达的。其实，在由革命时代转向后革命时代的过程中，是出现过去政治化的倾向的。当然，对于这种去政治化，我曾经是认同过的。我曾经在“告别万岁”中讲过，政治不再笼罩一切的时代，才是真正自由与民主的时代。而我们就处在政治不再笼罩一切的时代，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可以不必参与政治或者逃避政治呢？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虽然政治不再笼罩一切，让个体的自由得到了充分的保证；也就是说，人们完全可以在政治之外实现个体的自由。然而，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政治；所以，我们要实现个体的自由，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亦即，在政治之外实现个体的自由，更类似于一个乌托邦。所以，在这里，也就剩下了一条道路，那就是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虽然去政治化曾经有过积极的意义，因为它让对个体自由的尊重成为可能；但是，要实现个体的自由，却必须回到现实的政治。也就是说，我并不迷信所谓的去政治化，虽然我非常认同个体自由，并以为个体自由带有终极性；相反，我们展开的是与去政治化相反的历程，亦即再政治化。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当然，我并不否认，在这里，同样会展开深刻的二律背反，亦即个体自由与现实政治的二律背反。但是，也正是这种二律背反，让对现实政治的改造成为可能。实际上，对现实政治的改造，是有两个方向的，一个是保证个体的自由，另一个则是实现伦理的正义。当然，把个体的自由摆在伦理的正义之前，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因为中国人素来缺乏对个体自由的认同。或者说，个体自由，实在是无足轻重的；我们很容易以更伟大的目标，譬如伦理的正义、国家民族的解放来牺牲个体自由。如果个体自由是牺牲的对象，那么所谓更伟大的目标，岂不太残酷么？其实，我们强调个体自由，并不是要取消伦理的正义；相反，我们是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伦理的正义。我曾经讲过，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其实，在个体自由的基础上实现伦理的正义，就拥有这种有主体性的献身精神。在这里，个体自由所保证的是人之主体性；而所谓的献身精神则由伦理的正义所唤醒。实际上，在这里，我们依然要面对一个问题，即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是否可能。其实，这本身依然是可能的。我们并不能够说完全没有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但是，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显然是脆弱的。也就是说，超越政治的个体自由，很容易为政治本身所取消。而在政治之中实现个体的自由呢，政治本身却成为了个体自由的保证。在个体，一方面是自由的，另一方面又执著于伦理的正义，并要在现实政治中实现伦理的正义。我们再看一个问题，即所谓青春的精神，能否改造现实政治本身。其实，这本身不仅可能，而且不只一次地成为现实本身。不是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么？其实，在青春本身就拥有这种日新的精神。一方面，在青春本身有对净水世界理想的执著，另一方面它又热烈地要求实现伦理的正义。其实，也正是以这两个方面为基点，表达了所谓的“澄清天下之志”。其实，在青春这里，是没有什么“不可为”的；也就是说，它在尝试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至于，这些可能性，能否转化为现实，或者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现实，就不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了。其实，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的青春，永远都是无悔的；而一旦找寻到一条现实的道路，那青春的岁月也就渐行渐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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