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内部的发言”
完成《心灵史》后，张承志彻底地告别了小说，着意选择更加直接的非虚构方式，开始大量地创作散文和学术思想随笔。80年代中后期，在他频繁进出大西北的几年里，《河殇》式的社会发展思路甚嚣尘上，告别闭塞的黄色内陆文明，拥抱开放的蓝色海洋文明，走西方的自由民主道路是知识分子的基本共识。关于《河殇》，张承志笔下未做评议，他从来没有对那条“海洋文明”的进步之路抒发过向往。1988年，在深入西海固农家之后，张承志写下了这样的话：“宁愿落伍时代千百年，也要坚守心中的伊玛尼（信仰）。”[15]对于这份坚守，更具标志意义的是张承志1993年所提出的“抗战文学”。“抗战文学”产生的语境密切联系着1990年至1993年间作家的海外经历，求生的艰难和为求生所遭遇的歧视种族/民族之外，更具刺痛性的经验来自苏东剧变前后以日本、北美为代表的海外学界（甚至是左翼学术团体）对中国的不良企图，他们：“幻想中国变成一堆无能而献媚于他们的小国。以蒙古人为首，中国各种贴着少数民族标签的家伙都在扮演委屈的受害者角色；都摇着身在竭力变成民主主义分子。”[16]由于张承志身兼回族作家、蒙古史学者、新疆考古工作者、伊斯兰哲派信徒等多重身份并具备深厚的相关知识背景，从日本到北美，他被期待着以自身的地位、学识和经验做出有利于证实分裂中国之合法性的发言。为此，1991年张承志在东京便愤怒地写道：
世界在逼人就范的时候，你无法揭露它。北美四面铁壁，只有反共的洞可以让你爬出去。你不愿意，那么，只有刷盘子一种职业勉强能够接受你。——你轻蔑地嘲笑着加拿大又到了日本，——满洲国的臣民，伪蒙疆的后代，向右翼的日本暗示着他是未来分裂独立头目的学生，排队报名争当买办的党员，一点不假真地卖肉的女人——充斥了你的学术和文学界。——你的回民血统遇到了挑战；在你的每一个企图获得饭费和贫民窟房费的工作中，都隐喻地感到了右翼式的要求。[17]
这样的经历让张承志比大多数的中国文人和学者更早地意识到80年代以来被奉为至宝的所谓西方先进学术思想需要引起警惕，在他看来，以蒙古学为代表的海外东方研究甚至已经丧失了踏实考证，“他们的基础是教室、图书馆和外语课，他们的手段是旅游式的调查，他们主要的主张是民族分裂主义和敌视中国”。[18]90年代初作家的海外学术写作及出版，在谋生之外也被自觉地赋予了高度的战斗意义——“向咒骂穷国革命的舆论反击”。[19]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张承志说：
在去年里我如履薄冰，怀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抑制着激烈全力做到礼貌、同时以强调客观性和科学性为武器，开始了以对中国的正义与良心为原则、以信仰的中国人为回民概念的书写。——
——在国际上一片声讨共产主义的喧嚣声中，特别是在西方把共产主义描写成少数民族的灾难的声浪中，我写出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对回民的善意和努力。——我的结论是：回民的命运是与祖国在一起的。[20]
在学术之外，现实的国际格局变动也让张承志敏感地意识到一种对中国的威胁。海湾战争期间的媒体报道很快使作家断定“西方并没有新闻自由”，而“美国人完成了他们粉碎伊斯兰世界力量的事业。继伊朗和利比亚之后，下刀处选择了伊拉克。继社会主义世界阵营的裂解、拉丁美洲反对美国强权势力的屡屡失败之后，伊斯兰国际也在强权和电子武器打击下流血。下一个轮到谁？全世界都在盯着想下一个是中国。而中国智识阶级还在继续他们吹捧美国的专业，中国电台的播音词也操着盎格鲁·撒克逊的腔调”。[21]在苏东剧变和海湾战争所潜伏的威胁中，张承志深重的危机感不仅来自外部，也更加激烈地指向国内文人的无操守，他批判“作家和寄生的各种家”：“一天天推广着一种即使当亡国奴也先乐喝乐喝的哲学——至今天，他们已经有梯队有层次有钱有权，领导潮流了。只是，他们不讲山河二字”。[22]
海外学界分裂中国言论的挤压、新的国际局势的威胁、国内文人的迟钝堕落促使张承志在危机感中再次明确了自己的中国认同和强烈的责任意识——“撕了你富得流油的签证，回我的穷家”。[23]1993年下半年张承志完成了《无援的思想》，文中提出：“今天需要抗战文学。需要指出危险和揭破危机。需要自尊和高贵的文学——”[24]在张承志的思想语境中“抗战文学”大体包含两重意义，一是追求文学的品质和正义，与无行的文人、无耻的文章区分开来，他甚至不祥地预感到：“按目前的情形发展，中国文化将经不起一次剧烈的政治动荡冲击，到文化崩溃的时候，今天的知识分子都将被追究罪责”，“抗战文学”的提出也是“为了将自己从他们中划出”。[25]“抗战文学”的另一重含义是对政治危机的揭示。《无援的思想》中有大量篇幅通过中国的风土和作家的亲身感受有力反击了以拉铁摩尔为代表的意在肢解中国版图的学术言论，张承志写道：“时间到了1992年，拉铁摩尔的地缘政治学，已经变成了流行整个西方7国的分裂中国的舆论。——他主张按长城和长江分裂中国。他的言论是多么淋漓地传达了‘列强’的衷情，这一点我觉得自己有义务告诉中国的普通人。——舆论早已充分，岁历已近甲午，确实已经有大批大批的中国人，已经准备好‘从肉体到感情’地出卖了。”[26]
立足于“抗战文学”，张承志倔强地宣告“以笔为旗”，呼吁“用真实的描写给人们以认识和尊严”，[27]“必须对养育我的祖国做到有情有义”。[28]从此，以60年代的底层经验和国际主义理想为原点，作家的足迹遍布中国更广阔的水陆山川，并延伸向地中海一带的伊斯兰世界。翻阅从那时累积至今的十余册散文集寻踪索迹，不难发现，几乎每一年里他都有大半时间离开北京都市，或置身于三块大陆的黄土与青草之间，或踏足中国乃至世界广阔的水陆山川，与底层人民保持着频繁的接触，并更深地阑入多种文明交叠的地带，在渐入暮年的人生阶段，为自己开辟出新的思想参照。这部分文章历经十多年的积累，篇什繁多，种目驳杂，但条分缕析、追根溯源之后，却可见其中基本的原则与方法——立足于底层、弱者、第三世界的“文明内部的发言”。
1998年，在北京三联书店的邀请下，张承志曾接手创办一份地理杂志，在约稿通信和发刊词中，由人文地理研究方法论的探讨，他提出了这一重要命题：
正确的道路应该是勇敢地站在第三世界的立场上，——因此，我们主张“文明内部的发言”，反对任何流行的对文明主体、也就是大地上的民众的不尊重；反对和批判对于他们的文化掠夺和话语霸权。我们要探索和实践一种——发自文明内部的，贫穷国度、弱小民族、以及艰难存活的民众的发言。
我们不再迷信某种专业学科。我们追求多学科的视野。我们盼望的作者不一定是学有某一种专业的人，而是可能去探求各专业本质的人，更是与一方土地及其人民血肉相连的人。只有对自己的题目深怀感情的人，才是我们寻找的著者。
也许学问方法的第一义，就是学会和底层、和百姓、和谦恭抑或沉默的普通人对话。[29]
虽然这份杂志不幸夭折，但张承志本人却将“文明内部的发言”这一原则通过他的散文创作贯彻实践，并在方法上注重文章的学术性，同时力求包含多样的复数文化。以此原则为中心，张承志的后期作品大体可归入三个基本主题：边疆与中国——在书写内蒙、新疆和黄土高原同时，对中国的南北兼收并蓄，探寻可作为参照和支援的古代文化传统；第三世界与新帝国主义——面对伊斯兰国家与美国霸权持续发生冲突的国际局势，以中国革命、西北伊斯兰文明、穆斯林的古代西班牙和日本近代的亚细亚主义追求为依托，进行历史的剖析、思想的抵抗和对内的自省；知识批判与知识分子道路——揭开现代诸人文学科的奠基与帝国主义殖民扩张的隐秘渊源，警惕凌驾于民众的精英式发言，呼吁寻求第三世界的文化表达，坚持向社会底层寻求真知大义的知识分子道路。
不同于早先对哲合忍耶的集中阐发，在后期散文中，张承志没有固守于伊斯兰或哲派，而是更加注重甘青宁几省少数民族连通杂糅而成的多文化交叠形态，留下了一些颇具代表性的篇章。曾入选2010年高考语文试题的《大河家》将笔致聚焦于一个紧邻黄河、兼备渡口与集市的甘南回民小镇，在张承志看来，大河家是“那种地理教师不懂的、暗中的地理枢纽”，虽然偏远、不为人知，“却比交通干线的名胜更自然更原始，不露痕迹地沟通着中国”。[30]站在大河家的摆渡码头远望近观，甘青两省、回藏两族尽收眼底，戴白帽的回民和服色尚黑的藏民，隔一条黄河，靠着挽在铁索上的大木船往来交汇、互通有无，给壮阔悲凉的黄河添了一股平和宁静的生息。《匈奴的谶歌》反驳了只见丝绸不见六畜的古代商旅地理概念，将祁连山脉视作汇聚四方牧民、以古老的牧场承担着现代冲刷的生计之地。《祁连迤东——凡生命尽予收容》让视野延展到东乡至祁连山脉的广阔地带，进一步书写了文明的交织和博大的包容。东乡位于甘肃西南山区的一块死角，四面被河道截断，干旱贫瘠，交通不便，当地人排除万难战胜了无水无路的自然绝境。在文化上，这片苦旱的土地门宦云集、派别林立，又是西北伊斯兰的渊薮。不仅如此，历经漫长的历史流变，它慷慨地接纳了从漠北或新疆逃亡、迁徙而来的受苦人，划出牧场、让出荒山，凡生命尽予收容，如今形成了八个操不同语言、信不同宗教、属不同民族的小集团共融共存的斑斓文化生态，为张承志赞叹不已。而另一篇散文《斯诺的预旺堡》为参差多样的西北民族增添了一层与革命历史相交织的深意。文中张承志追随埃德加·斯诺的西行足迹来到预旺县城，竟然与斯诺巧合地住进了同一户人家，他将现今的地点一一对照斯诺笔下的记录，遥想着当年红军驻扎的预旺。最为动人的是，斯诺留意到“许多红军尊重清真寺和回族权利的细节”，[31]并专章记述了共产党早期的民族政策；而红军的思想和口号，对于伊斯兰教民也散发着魅力，红军的好意和善举换来了回民不顾危险的报答，他们保护着国民党追击下流落的红军，有一个被异族家庭收留的女战士，终身做了穆斯林。在艰险的革命战争年代，军队与百姓之间贵比千金的情谊让张承志反复体会着《红星照耀中国》的滋味和分寸。
另一方面，张承志也始终保持着对伊斯兰民族的警示和反思。在《救助自己》一文中，张承志发现西海固的穷困为回民养成了不愿竭尽全力却募集同情、坐等援助的心态，教门中出现以神圣的名义敛财、“把贿赂和贡奉塞进了信仰的框架”、[32]强化贫富差距的行径，他意识到一种更深的“贫困”：“那是一种志气的贫困、一种精神的贫困、一种对于自己贫困的人穷志短、一种永远等着他人救援而从不想伸出手去帮助他人的、信仰的赤贫。”[33]为此，张承志警惕到“苦难和同情，掩盖了暗中的腐蚀”，并呼吁西海固回民能够对自身之外更加贫穷的人们施以援手，“把自己拔出小农的牢笼”。[34]
比起树立信仰的西北黄土，也许新疆天山南北壮阔的自然景象，共融共存的多样异族文化，热情豪迈的少数民族百姓是让张承志最为迷恋的，未曾亲临深入的人恐怕很难真正体会其中的大美。1995年，张承志归国之初便接连奔赴新疆，比较和学习维吾尔知识，随后完成了多篇探讨新疆风土与文明的散文。最著名的一篇当属《夏台之恋》。夏台是天山的一个山口，也是张承志眼中最美的地方，它的美不仅在于难以描摹的壮丽景色，更在于维族、回族、哈萨克族多民族汇集成的开放文明。
它们的贡献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远远超越文学领域，是在西北、新疆的穆斯林民族与汉族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的社会现实下，根植于吾土吾民，为广大普通读者认知多样的边疆文明形态做出的入门导引，它提供一种内在的理解和严肃的尊重。与文学的评判相比，文明的表达——从牧人和穆斯林视角收获的对蒙古草原、维吾尔绿洲、哈萨克牧区以及甘青宁回族聚居区的发言——有着更加深远重大的意义。
走读伊斯兰
2001年，震骇世界的9·11事件发生之后，张承志义无反顾地加入对帝国霸权和侵略战争的持续批判。在他看来，9·11事件并非挑起大规模争端的起因，而是美国干涉下地区冲突激化的结果，这个结果促使弱者走向极端的自杀袭击，也造就另一种特殊的战士——立于熊熊烈火中央，迎着轰响驶来的以色列装甲坦克投出石块的巴勒斯坦少年。在《投石的诉说》、《演讲河州城》等文章中，张承志多次阐释这种以卵击石般的反抗，它既是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现实，又刻画着一种更深的心情：
这种行为本身，不是一种战争行为。它甚至说不上是严格意义上的武装抵抗。它更多的只是被压迫人民心情的一种表露，是他们想向世界传达一个信息。这信息、这声音是一个形象，它在说：我们没有武器，我们没有后路，我们别无他途，我们手里只有石块，而迎面的却是武装到牙齿的野蛮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我们把这些石块投出去，并非为着打坏坦克，因为石块是不可能打坏钢铁的。我们的目的是呼吁世界看到压迫和侵略、看到占领和侮辱、看到谁是被压迫的一方。[35]
张承志反复强调这一真相是为了避免做“看杀”弱者的霸权帮凶，避免将绝望的反击说成以暴易暴的知识分子公允病，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寻求正义的理解和支持。为此，张承志不仅在多种场合竭力向读者、尤其向穆斯林民众传达良知的呼吁，并通过文章盛赞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思想家萨义德以及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两国对巴勒斯坦的声援，还特别翻译了日本外交官杉原千亩遗孀致沙龙的公开信，这位九十高龄的老人以亡夫在二战期间违抗日德联盟政令，为犹太难民发放离欧签证的义举，请求以色列撤军，停止反人道战争，为中东和平做出努力。
批判的檄文是舆论战中的匕首和投枪，但这些文章并不足以支撑更厚重的思想表达。从1999年到2003年，张承志两度远赴地中海，游历了西班牙、葡萄牙、摩洛哥和法国部分地区，遍访当地80%的历史遗址，其间的见闻心得促发了新的写作动力，《鲜花的废墟——安达卢斯纪行》很快出版面世。而寻访和创作的源头意在追溯古代东西方交界处的伊斯兰文明，追究、考证一段对于第三世界来说意义重大的历史，回应新帝国主义钳制下的中东危机、国际格局和扭曲的媒体言论。对此，张承志有如下呼吁：
如果你关心世界为什么会成了今天这副样子，如果你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耿耿于怀，如果你对横行于世界的秩序和强理、对电视机每天烹制的谎言和快餐不肯顺从的话——
匆忙学上几句话，瞄准那个眺望天下的入口，到安达卢西亚，到那块荒凉裸露的、边界般的土地上去吧！到那块划分着古代现代、解释着东方与西方的土地上，去学习和追究，去重新了解这个地球吧！[36]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