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一定的文类要求一定的语体，那么语体又是什么呢？语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语体指人们在不同场合、不同情境中所讲的话语在词汇、语法、语调等方面形成的特征。不同的场合所用的语体是不同的：正式的会议语体与日常家庭语体是不同的，商场语体与课堂语体是不同的，股市语体与学术研讨会的语体是不同的。婚丧嫁娶，不同场合，不同情境，各有各的语体。朋友、熟人见面也有语体，如现在约定俗成的语体就是“你好”“欢迎”“谢谢”“再见”等，与以前熟人见面就问“您吃了吗”不同。所以广义的语体是发展的、变化的。狭义的语体指文学的语体，即与各类文学体裁的特征相匹配的语体。例如，文学中诗歌、小说和剧本虽然都是对生活体验的升华，但它们的体验的对象是不同的。诗歌是情感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抒情语体；小说是对事件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叙述语体；剧本是对生活冲突的体验，因此它的语体是对话语体。文学语体又可以分为规范语体与自由语体。上面所说的仅仅是一般的规范语体，这是容易掌握的。除了规范语体之外，还有更重要的自由语体。自由语体虽然要符合规范语体，但更多的是反映作家个人的情感特征、精神风貌、思维方式等创作个性，这一点与前面徐复观所讲的“体貌”颇为相似。汉代杨雄《法言·吾子篇》说：“或曰，女有色，书亦有色乎？曰有。”这里所谓“书”实则指文学作品。杨雄认为文学作品有“色”，即认为文学文体中有一种充分显示作家个性特征的那种具体的、独特的、有情趣的自由语体。例如郁达夫曾这样谈到鲁迅杂文的自由语体：“鲁迅的文体简练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铁杀人，一刀见血。重要之点抓住了之后，只消三言两语就可以把主题道破——这是鲁迅作文的秘诀。”[8]规范语体具有保守性和惰性，但自由语体则充分个性化，具有开拓性和革命性，是整个文体的生长点。
文类语体是指一定的文学体裁所要求的语体，自由语体是指作家个性化的语体。文类、语体和风格的关系是，一定的文学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由于作家个性化的发挥，达到了极致，就形成一定的文学风格。风格是作家将语体，特别是自由语体稳定地发挥到一种极致，并与作品的其他因素有机地整合在一起形成的。风格的形成是某种文体成熟的标志，因此它是文体的最高体现和最高范畴。没有风格的作家其作品也就谈不到文体，其创作也就没有获得真正的成功。德国伟大作家歌德说：“风格，这是艺术所能企及的最高境界，艺术可以向人类最崇高的努力相抗衡的境界。”因此，他主张“给予风格这个词最高的地位”。[9]
但什么是风格呢？有人说风格是一种语言形式；有人说风格是作家个性在文学作品中的自然流露；有人说风格是作家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语体特征的切合与统一；有人说风格是经过批评家鉴定后可以辨认的一种格调；有人说风格就是人。我的理解是综合性的，我认为风格是文体的最高范畴，它是指能够引起读者的持久审美享受的、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作品的有机整体中所显现出来的基本特征。也就是说，创作个性是风格形成的内在因素；作品的有机整体性是风格存在的基本条件；语体特别是语体的提升是风格得以产生的根据。
体裁→语体→风格是文学文体的系统，一定的体裁要求一定的语体，一定的语体被发挥到极致，即形成风格，风格最终成为文体的最高范畴。
三、文体在创作中的意义
文体作为文学的形式绝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文体在创作中具有雕刻、塑形的力量。作家面对一股情感、一个事件、一种风景、一个细节，如何将它变成动人的艺术呢？这就要依靠文体的力量。文体雕刻、塑形的途径很多。限于篇幅，这里我们只简单地举例式地谈两点：
第一点，“相反相成”。意思是文体与题材形成对照，从而变异出一种新的东西。我们当然要求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形式高度统一，但问题是如何达到这高度统一呢？一般人总是认为喜剧的内容要与喜剧的形式相配，悲剧的内容要与悲剧的形式相配。其实，文学创作的实际常常是相反的。喜剧的内容配以悲剧的文体、悲剧的内容配以喜剧的文体，往往会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例如，鲁迅的《阿Q正传》，就题材或内容而言，是悲剧性的，可是鲁迅却用一种带有幽默感的喜剧笔调来写这个故事，让人们笑，又让人们笑不起来，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虽然赶跑了皇帝，但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利益，因为人民就像阿Q那样不觉悟。悲剧（题材）与喜剧（文体）相反相成，获得了出人意料的艺术效果。
第二点，“冷眼深情”。这是中国古代画论中的一句话，意思是你画的画一定要蕴涵深厚的、热烈的感情，可是你的艺术描写（即画的艺术文体）则要不动声色，尽量平淡客观，用一种冷色调去处理，结果是冷的色调会把热烈的感情衬托得更深刻、更动人。记得契诃夫在读完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之后，给这位作家写了信。信中说：“我以读者的身份给您提一个意见：您描写苦命人和可怜虫，而又希望引起读者怜悯的时候，自己要极力冷心肠才行，这会给别人的痛苦一种近似背景的东西，那种痛苦在这背景上就会更明显地露出来。可是如今在您的小说里，您的主人公哭，您自己也在叹气。是的，应当冷心肠才对。”[10]中国当代一些小说家，例如刘震云，已经体会到这种艺术原理，写出了很好的作品。他的所谓“新写实主义”小说，如《新兵连》《官人》《官场》《一地鸡毛》都具有这样的特点，他不露声色地、看似冷漠地描写他的主人公和各种事件、场面，可对社会的责任感和热情却从字里行间显露出来。这是多么美妙的文体啊，可惜的是，刘震云后来转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去却或多或少把这种文体丢失了。
【参考文献】
[1][2][3]徐复观《文心雕龙的文体论》，《中国文学论集》，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版，第3、8、19页。
[4]童庆炳《文体与文体的创造》，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页。
[5]鲁迅《给窦隐夫》，《鲁迅全集》第10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50页。
[6]闻一多《诗的格律》，《闻一多全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43页。
[7]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1965年7月21日），《诗刊》，1978年1月号。
[8]郁达夫《中国新闻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见《中国现代文论选》第1册，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69页。
[9]歌德《自然的单纯模仿·作风·风格》，见《文学风格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第3～6页。
[10]《契诃夫论文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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