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可爱与可信，哪个更重要？
近代中国学人，高明者大都不善言辞，准确地说是不善于用一般听众喜闻乐见的言辞去迎合其心理。学问是小众事业，越是高深，懂的人越少。
教书与讲学并非一事，现在流行的讲学，并非宋明的旧惯，而是民国以来的新风，亦称讲座。前者以来学为对象，可以系统地循序渐进；后者面对驳杂的受众，上焉者择其精要，等而下之就只能投其所好。因为对象和程序不同，讲座既无法系统传授，也不能过于精深。
公开演讲之类，讲者与听众讲台上下随时互动，必须简洁明快地刺激后者的神经，每每将听众不懂、自己也未必知道的东西讲得绘声绘色，栩栩如生。若以治学的严谨态度，有太多的曲折、限定、保留、或然，则兴趣并不在此的听授者很难耐得住性子。若是一味以大众为言说对象，固然容易满足其自得欲，却也是学术停滞的表征。
明道之学与横通之学的差别不但表现在形式上，大学的普通基础教育，若仅仅以传授知识为目的，也与演讲大同小异。章太炎的国学演讲，王国维、陈寅恪在清华的教学，都因听授者范围、层次的不同而效果迥异。
钱穆自称当年在北京大学讲课极受欢迎，可惜缺少佐证，而且钱氏的无锡口音，一般人不易听懂。以其晚年在台湾讲演必须口译看，尽管早年北大的江浙籍学生为数不少，要全听懂也不容易。
朱希祖就有过教完一学期课学生连其所讲朝代人物都不清楚的故事，而朱氏的海盐话与钱氏的无锡话在其他地方的人听来，难易程度当在伯仲之间。所以张中行虽然将钱穆列在北大教授善讲的前三（胡适居首，钱玄同次之），却也坦言其乡音太重，致使听者常常误会。
更有进者，课讲得好听与讲得好往往是两回事。好听与否，全在受众的现场感觉，听众层次有别，反应自然不一。能够激起现场听众普遍共鸣的，大体是感官刺激的结果，绝不可能是须经理性判断的高深学问。
陈寅恪在清华大学上课，虽然一再降低标准，选课者仍然难以承受。而陈寅恪之所以有“教授的教授”之美誉，变换角度看，也就意味着学生虽然听不懂，少数外校的高才乃至教授慕名而来，却能够满载而归。
民国以来，大学乃至社会上逐渐盛行讲学，流风所被，上课也以讲学为范型，课堂之上放言无忌的高论，不少是浅学者的妄言臆说。真正会教书而不是专讲教科书，尤其是能够从目录版本入手教书的，已是凤毛麟角。
1928年4月7日，清华国学院毕业任教于南开的陈守实“无聊中阅胡适《读书》一篇”，议论道：“此君小有才，然绽论甚多，可以教小夫下士，而不可间执通方之士也。”此意颇可玩味。胡适的水准至少当在一般之上，其讲授好听的程度还列于首席国立大学的第一，则普遍而言大学的讲课在通方之士听来岂非破绽百出？反之，若非绽论甚多，就很难讲得好听，高明之士滴水不漏的讲授，小夫下士听来索然无味，难以承接。
黄侃和吴承仕嘲笑王闿运谬妄甚多，如何点化蜀人，与受教的蜀人感受也有不小的差异。如此，教育的循序渐进，很大程度上就成了不断纠错的过程。待到来学者登堂入室，便不得不在老师宿儒的引导下逐渐调整。若不得高人点拨，则难免沦为一路勇往直前以致不可救药的牺牲而不自觉，甚至还会自鸣得意。
借用王国维“可信则不可爱、可爱则不可信”之说，一般而言，讲课让学生普遍觉得好听，大抵就不大好。因为学生大都只能凭感觉，不足以下判断。大学听授，若是可信逐渐可爱，则是提升收获；反之，若可爱日益可信，则多为误入歧途。
过于从形式上看重课堂讲授的灌输式教学，作为纠偏或有必要，作为理念则大可不必，且存在严重隐患。上个世纪后半叶的大学教学就已经提倡专门化，鼓励和吸引本科生进入研究状态，效果如何姑且不论，理念应当是可取的。大学的教学，应当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使之能够听懂讲得好并且逐渐觉得好听。
4、民国的学术状况怎么样？
平心而论，民国学术的总体状况未必良好，而形形色色的乱象却并不罕见。除了当局力所不及、管控不到之外，今日所有的各种问题大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相当严重。
国立者派系争斗不已，私立者大行妾妇之道，教会学校则有食洋不化之嫌，否则民国的大学就不会有层出不穷的风潮。而主政期间相对平静的，如梅贻琦之于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罗家伦之于中央大学，并不是因为教育理念有何过人之处，只不过把准了校方、教授、学生三者之间的变量关系，利用教授控制学生，防止师生联合对付校方，从而立于不败之地，也不会留下骂名。
这点秘诀，说到底不过校园政治的权谋而已。清华大学以“神仙、老虎、狗”来形容该校教授、学生、职员关系的经典表述，也很难复制。况且，海峡对岸的清华还出现望文生义的曲解，误以为有辱办事员的人格。
蔡元培执掌北京大学时，在“某籍某系”的协助下，确立了教授治校的规则，最大化保障了教授的利益，也为大学与当局的冲突不断添加助力。后来蒋梦麟相继主持教育部和北大，配合国民政府的集权统一，改为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以新旧为名，排除异己，看似收效显著，其实至少在人文学科方面与所预期及宣言并不相符。
而当时各地各校纷纷力争国立化，与现在的去行政化背道而驰，加上条件有限，环境不佳，人数不多，若是平均而言，水准的确未可乐观。如果以水平线以上的成果进行比照，得出普遍不如现在的结论也不算过分。
不过，民国学人仍然身处千载不遇的大变局之中，又受到古今中外贤哲的熏染浸淫，代表体现时代标高的几位大家，无论功力、见识、意境，能够望其项背者也为数不多，遑论超越。况且当时的乱象难登大雅之堂，只是混饭吃的手段伎俩，在坊间或有盲从，在学界却口碑不佳、风评甚恶，连官场也未必以为然。
那时学界对于高明还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也有一旦下海无法从良的戒惧，除了无知无畏和有意出位，一般不敢恣意妄为，否则很难在学术界容身立足。
学术无序失范之时，读书治学更应不与今人较，而与古人较。一时代学人若一味与同辈争胜，则所争不过名利，所占领的制高点很可能不过低洼地。若寻求学术本身的至高无上，虽然还有心向往之而实不能至的问题，毕竟有了取法乎上的前提，才可能有后续得道的造化。
严格说来，一时代学术的高度，其实不是由此一时代的平均水准所决定，而是由所达到的最大标高来衡量。就此而论，今人唯有努力向上，而不能自欺欺人。明乎此，不必针对一般水准如教科书或普遍性进行不破不立的革命，学术史上由此带来的改朝换代，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平庸到另一种平庸的转移。若以古今中外的贤哲为准的，没有局限，又何须破除？正所谓“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何须勤拂拭，不使有尘埃”。
本来学问只是少数有志者的兴趣，如果广泛参与，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一些所谓方法范式能够流行，显然不是因为高明，而是简单易学，以致众从。说到底，其存在的价值主要是为有需求者提供方便。
民国时期，那些面向青年和大众的学问，还有鼓动思潮的作用。当年胡适许愿中学生也可以整理国故，未必是存心蒙人，而是史无前例，又多少有几分少年不识愁滋味，唱了些等而下之的高调，贻笑大方。所以，要追仿古今中外的贤哲，必须心向极高处，而不以时流为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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