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政治活动究竟是什么性质的活动呢？《论语》中有一段记载透露了其中的信息。 《论语》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微子》）所谓“易之”、“与易”的“易”字是改变之意。孟子批评墨者夷之，曾说：“墨之治丧也，以薄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孟子·滕文公》上）。儒墨都是企图以其道“ 易天下”的。孔子一生的活动也是企图以其道易天下，企图改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这种活动固然不是革命的活动，而可谓一种移风易俗、建立理想秩序的活动。
孔子一生，“再逐于鲁，削迹于卫，穷于齐，围于陈蔡”（《庄子·盗跖》），并不是因为他是逆潮流而动，违反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是因为孔子所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不易被人理解，而实际上是适应从奴隶制向封建制度转变的要求的。孔子的积极有为的精神是基本上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孔子的积极有为的思想，在《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易传》提出“刚健”、“日新 ”、“自强不息”的重要原则。《象传》说：“大畜，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刚上而尚贤，能止健，大正也。”提倡刚健的精神，宣扬“日新”。《象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自强不息即是勉力向上、不断提高，这是孔子“发愤忘食”精神的发展。《系辞上传》说：“日新之谓盛德。”《系辞下传》说：“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险；夫坤，天下之至顺也，德行恒简以知阻。”知险而不陷于险，然后为至健；知阻而不困于阻，然后为至顺。《易传》以健顺的统一为最高理想。《易传》的刚健自强的学说激励着历代有志之士奋发向上，确实起了促进文化发展的积极作用。
以上论证孔子积极有为的思想态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影响。
其次，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是重视道德价值的观点。这种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的影响更是非常深刻的。孔子宣称“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认为道德是最有价值的。所谓义即道德原则，义是内容即是仁。孔子说：“好仁者无以尚之”（同书《里仁》），仁是最高的道德规范。（在《论语》中，仁和义不同是一层次的概念。）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同书《里仁》）。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而是认为仁德本身具有最高的价值。
何谓仁？仁即是“爱人”（《论语·颜渊》），亦即“泛爱众”（同书《学而》），亦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 达人”。所谓“爱人”的具体意义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同书《雍也》）。何谓立？立即能独立生存而不依靠别人。何谓达？达即上讲，提高。“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是自己要求成立，也帮助别人成立；自己要求提高，也帮助别人提高。这是仁的主要涵义。
所谓立就是有独立生存的能力，亦即有独立的人格。孔子肯定人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同书《微子》），以为这是保持独立人格的最高表现。
人人具有“不可夺”的独立意志。孔子认为，做一个人，应该“志于道”（同书《述而》）。如能“志于道”，就可以达到高尚的精神境界。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同书《里仁》）。又说：“饮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书《述而》）志于道的人，虽然生活艰苦，但能自得其乐，这是一种高尚的乐趣。孔子以为，在一定条件下，应该为了实现道德理想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同书《卫灵公》）。道德理想比个人生命更为重要。
这里包含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关系的问题。孔子承认精神生活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论语》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富之然后才能教之， 就是说，须先解决物质生活的问题，才能提高人们的精神生活。从先后次序来说，富之先于教之。但孔子又认为，从重要性来讲，道德却又重于衣食。《论语》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 ，民无信不立。’”（《颜渊》）这里有两种顺序，从先后来讲，“足食”居先；从重要性来讲，“民信”最重。“民信之矣”，即政府对人民有信，人民也信任政府，这是立国的根本条件。孔子的这些观点，含有非常深湛的思想，表现了辩证思维的光辉。后来王充对孔子去食存信之说提出批评，那是不理解孔子的深意所在。总之，孔子承认精神生活需以物质生活为基础，而又肯定精神生活有高于物质生活的价值。
孔子所谓仁，是“泛爱众”的人类之爱，又是由近及远的差等之爱。仁是等级制度之下的道德原则，含有一定的阶级性。会仁并不要求消除阶级差别，而且肯定等级差别。虽然如此，仁具有反对苛政暴政的意义，要求让人民安居乐业，在历史上具有相对的进步意义。
孔子这种重视道德和精神生活的价值观，对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深远影响，这至少表现于两个方面：第一，中国文化中存在着一个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的传统；第二，在历代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中存在着一个重视气节、刚正不屈的传统。这两者都是在孔子思想的熏陶下形成的。西方中世纪以来，宗教占统治地位，西方的社会道德是和宗教密切结合的。在中国的南北朝隋唐时代，虽然对于天神的信仰以及佛教、道教杂然并存，而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却表现了无神论的倾向。儒学亦称为儒教，但是儒教之教决非宗教之义。孔子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论语·雍也》）这就是以道德教育代替宗教。经过孔门的宣传，这形成了一个占统治地位的传统。在这个优良传统的影响之下，在士大夫和劳动人民之中，又形成了一个重视气节、操守的传统，敢于和不良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决不屈服于祸国殃民的恶劣势力，坚持抵抗外来的侵略，排斥一切奴颜婢膝的可耻行为。劳动人民的道德与统治阶级的道德有所区别，但是开明的士大夫和劳动人民都反对祸国殃民的行为，都反对外来的侵略，两者也有一致之处。这种崇高气节的传统也是在孔子思想影响之下萌发完成的。
章太炎说：“仲尼，良史也，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矣。”（《訄书·订孔》）这是认为孔子开创了重视历史的传统。自周初以来，设立了记言、记事的吏官，历代因之，所以中国的史书在世界文明古国中最为丰富。这确实和孔子“删诗书，修春秋”有一定关系。重视历史经验，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总之，孔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非常巨大的。
然而，孔子的学说，也不是完美无缺，至少有三方面的缺欠。第一，孔子“述而不作”，对于创新重视不够；第二，孔子宣扬德治，对于军事重视不够；第三，孔子推崇礼乐，对于生产劳动重视不够。
孔子自称“述而不作”、“好古敏求”，重视继承发展历史的传统，宣扬、温故而知新”（《论语·为政》），但没有讲过鼓励创新的言论。在这种倾向的影响之下，汉代经学、宋明理学以及清儒的考据之学，都没有表现创新的精神，即不致力于自然界的新探索，亦不鼓励生产工具的新创造。
孔子曾说过：“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论语·卫灵公》）以礼乐与军旅对立起来。《中庸》云：“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这区别了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与道义之强，意谓道义之强 是最高的，而北方强者之强价值较低。事实上，“衽金革，死而不厌“的强也是必需的。在儒家影响之下，中国养成了一种重文轻武的传统，这也是一个严重的不足之处。
孔子回答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这也是实话，但又批评樊迟道：“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这段言论表现了对农稼的轻视，也就是对于生产劳动的轻视。这是剥削阶级卑视劳动的态度。孔子是地主阶级思想家，他不如此是不可能的。这是孔子的阶级局限性。现在的中国已到达社会主义的时代，我们就可能站在新的高度对孔子思想进行正确评价了。孔子是二千多年前的思想家，我们不必苛求古人。关于孔子对中国文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我们应有比较明确的认识。
文字来源：《张岱年全集》（第六卷），河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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