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影响力与锐实力
当逆全球化的浪潮在西方社会汹涌不息，中国则展现出逆流而上、引领全球化前行的姿态。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再一次引起西方舆论的高度重视与关切。
《时代》周刊以“中国赢了”作为11月13日一期的封面。布雷默（Ian Bremmer）在当期的封面文章中写道，在这个时刻“中国，而非美国，是全球经济中最强大的角色。”与二战结束后主导国际体系的美国模式相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的配备更完善（better equipped），甚至更可持续。”中国政府能够迅速集中资源，对特定发展目标（比如人工智能的开发）予以大量投入，在技术变革的速度和规模无比重要的时代，这一特征具有竞争优势。在这方面，美国政府及其倡导的代议民主制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并不具有竞争力。“美国人和欧洲人一直假定，人类发展的长程弧线是向自由主义民主趋近的。但如果他们错了呢？”
当然，布雷默是政治风险研究的专家，他并没有忽视中国在政治与法治方面存在的局限与可能面临的风险，“步入聚光灯下的中国并不确保能赢得未来”。但他在结语中写道，“如果你必须为一个国家押注，想选择一个如今处在最有利的位置来对伙伴与对手扩张其影响力的国家，那么美国大概不是你明智的选择，聪明的赌注或许是投向中国。”
最近一期《纽约客》刊登长文《让中国再次伟大》，作者是获得普利策奖的著名记者欧逸文（Evan Osnos），曾在北京居住长达十年之久。
文章从讨论电影《战狼II》的轰动效应开篇，描述中国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雄心与渴望面对外部世界。通过大量访谈、历史回顾与社会经济分析，作者对比了美中两国近几年来此消彼长的国际影响力。引人瞩目的“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了历史上花费最大的海外基础建设项目，计划的投资高达一万亿美元之巨，七倍于美国1947年的“马歇尔计划”总投资（按目前价格计算为1300亿美元）。文章引用北京一位学者的话说，“特朗普为中国提供了战略机遇”，来填补美国正在退出的国际领域，扩展自己的全球影响。
然而欧逸文也指出，在对几十位中美专家的访谈中，几乎没有任何人预期“中国很快就会取代美国的世界超强角色”。中国在许多领域中面临着挑战，也未必愿意仿效美国，去担当全球公共品的提供者和规则仲裁者。因此，“更可能的是，世界正在进入一个缺乏突出领导者的时代”。
无论如何，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世界格局与力量对比。中国在增强硬实力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发展自己的软实力。然而，一些西方分析家现在发现，硬实力和软实力都无法确切地描述中国的某些影响力，进而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
11月以来，锐实力这个术语迅速传播，许多主流报刊相继发表文章展开讨论。始作俑者是《外交事务》11月发表的文章《锐实力的涵义》，作者沃尔克（Christopher Walker）与路德维格（Jessica Ludwig）都是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研究人员。
他们指出，在冷战消退后，许多西方观察家从软实力的视角来理解威权主义国家（如中国和俄国）的影响努力。然而，这些努力的技术手法“虽然不是那种公然强制意义上的硬实力，但也不是真正的软实力”。许多在媒体、智库、文化和学术等领域展开的努力，主要不是用吸引和说服来“赢得人心”，而是“通过扭曲信息来操纵目标受众”。这种影响努力“穿透了目标国家的政治与信息环境”，使威权主义者得以切入社会的组织结构，挑动和扩大现有的分裂，在此意义上它是“锐利的”。文章认为，在两种政体目前正在展开的新竞争中，锐实力是威权主义国家的刀锋。
随后，NED主办的“民主研究国际论坛”，发表长达150多页的文集报告《锐实力：正在上升的威权主义影响》。报告在前言中指出，中俄两国的影响手段在形式和基调上存在差异，“但两者都源自同一种意识形态模式：将国家权力置于个人自由之上，并且在根本上敌视自由表达、公开辩论和独立思想”。与此同时，都明显利用了民主体制的开放性来施加其影响。
因此需要重新思考以往的软实力概念，因为它已经不足以解释现状。报告考察了中国和俄国在拉丁美洲以及中欧几个新兴民主国家中的影响，主旨在于告诫民主社会预防恶意的威权主义影响，并重申对民主价值与理想的支持。《经济学人》12月16日一期刊登封面文章，题为《如何应对中国的“锐实力”》，认为西方需要回应中国新的影响，但不能简单地用建造壁垒的隔离方式，因为中国与以前的苏联不同，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部分。西方需要发现一种具有政治家风范的中间道路，而提倡透明性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约瑟夫·奈是最早（1990年）使用软实力概念的美国政治学家，最近在Project Syndicate网站发表文章《中国的软实力与锐实力》，对这一讨论做出了回应。
他首先在概念上做出澄清，软实力“有时被用来形容任何不涉及强力（force）的实力行使，但这是错误的。实力有时取决于谁的军队或经济更有优势，但也可以取决于谁的故事更能引人入胜。”如果“锐实力”这一术语是“信息战”的简称，那么它与软实力就有明显的区别，“锐实力是硬实力的一种类型”。
操纵信息是在使用硬实力，虽然信息是无形的，但“无形性”（intangibility）并非软实力的特征。比如，口头威胁就同时是无形的和强制性的。作者认为，软实力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自愿性”（voluntarism），而硬实力依靠的是威胁和利诱。“在公共外交中，真相与开放性在软实力和锐实力之间划出了分界线”。
当一个国家的官方新闻机构在其他国家公开传播时，这是在行使软实力的技术，但如果通过秘密支持其他国家的媒体来传达自己的声音，那就违背了自愿性，而跨入了锐实力的边界。当然，广告和说服总是需要某种程度的框架预设，这会限制自愿性。但将极端的欺骗置入框架之中就可被视为强制，虽非暴力性的强制，但它阻碍了有意义的选择。“在信息时代，最稀缺的资源是关注度与公信力（credibility）”。如果某种公共外交手法被普遍视为政治宣传，就失去了公信力，也就难以增进软实力。
在奈看来，中国经济的成就生成了硬实力，也因为提供了有力的叙述而形成了软实力。但硬实力的不当使用会削弱了中国叙事的软实力。他主张西方国家在回应中国的锐实力时，必须谨慎避免反应过度。抵制中国正当的软实力工具可能会事与愿违。
“中国的软实力有时可能演变为锐实力，但仅仅因此就阻止中国的软实力努力将会是一个错误，而同样重要的是仔细监测软硬实力之间的分界线。”作者认为，软实力常常用于竞争性的目标，但未必只能成为零和游戏。“如果中美两国都希望避免冲突，增进彼此吸引力的交流项目将惠及双方”。在许多议题上，两国都能从合作中获益。而软实力有助于建立互相信任，并创建促成合作的网络。
在西方思想界，曾有人惊呼“中国将统治世界”，也曾有人预言“即将到来的中国崩溃”。对中国的赞赏与质疑一直并行相随，而告诫“中国威胁”的声音也层出不穷。关于中国锐实力的警觉，很像是一种“防止和平演变”的论调。因此，这不只是中国威胁论的又一种翻版，还标志着西方意识形态从向外扩张转向对外防御的征兆，这可能是当前西方思想最发人深思的变化之一。
探究民主的危机
西方学术界对民主问题的研究，以往偏重于威权政体向民主转型及巩固的条件与困境等问题，但近十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转向对“成熟民主国家”自身的反思。
在2017年的思想界，“西方民主的危机”成为格外突出的议题，并带有鲜明的现实关切，两次重要的学术会议都明显体现了这一趋势。耶鲁大学在10月6日举办的会议，以《民主政体何以崩溃》为题，邀请十多位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学，着眼于讨论两个问题：导致民主退化或瓦解的关键因素是什么？这些因素是否可能在当今的美国产生同样的效应？会议全程的视频随后在YouTube网站上发布。斯坦福大学在11月3-4日召开两天的会议，主题是“全球各种民粹主义对于民主的威胁”，25位政治学家参与会议，主办方在网上公布了全部会议论文。
民主的衰退成为这两次会议共同关切的焦点议题。在斯坦福大学会议上，民主理论的权威学者戴蒙德在论文报告中指出，当今世界进入了“民主错乱的新时期”（The New Era of Democratic Distemper），以三个趋势为标志。
首先，民主的衰退已经蔓延到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国家，特别是欧洲和美国。自“民主第三波”开始以来，这是第一次出现对发达国家的民主前景产生严重质疑的时刻。
其次，整个世界的政治光谱向威权主义一端明显偏移：核心民主国家中非自由势力的兴起，新兴民主国家中有些已经逆转成为威权政体，而俄罗斯、埃及和伊朗等既有威权国家中威权主义倾向更为坚固。
第三个趋势是，越来越多的专制政体以强大的威权国家为楷模，在“另类选择”的激励下逐渐摆脱了民主化的压力。这三种趋势造就了“意识形态的反叙述”：“民主已经过时，它导致混乱和停滞，而集中化的权力才是进步的通途”。这种论调日益高涨，正在催生一个新的“威权主义的全球时代精神。”
福山提交的论文题为《民粹主义与身份》，就民粹主义的兴起提出了身份与经济的复合解释（从中也可以预见他在即将发表的《身份》一书中的观点）。身份的特征之一是对“承认”（recognition）的要求，即对内在自我或集体自我的尊严要求“主体间的承认”。这种要求“使身份政治具有内在的政治性，因为承认主要是通过政治行动获得的”。
他认为，许多被归为经济范畴的现象实际上源自人们对身份和尊严的关切，因此很难将两种因素拆解开来。人们对“经济正义”或“同工同酬”的要求往往不是出于对资源本身的关切，而是因为“资源是地位和尊严的标志”。单纯的经济学解释放弃了这个面向，这种局限性由来已久，是因为忽视了柏拉图所谓的“血气”（thymos），“这是人类心智的一部分，要求承认一个人的尊严”。
在近年的政治选举中，那些支持英国脱欧、特朗普和勒庞等人的核心选民并不是经济上最为穷苦的底层，这些人更多地投票支持传统的左翼政党。而民粹主义政治家的支持者来自中下阶层，在收入分配的五等分结构中处在中间三层。他们并不是饥饿的群体，也不是在经济上无路可走，但在技术变革和全球化的冲击下，他们经历了“相对社会地位的巨大损失”，而且担心自己的处境每况愈下，落入下层阶级。因此，“经济关切在当代民粹主义政治中会以身份的形态来展现”。
福山的解释蕴含着一个推论：如果这些选民“更多地关切身份而不是经济问题”，那么他们就未必会被传统的左翼经济政策所吸引，也不一定因为民粹主义政客未能兑现其经济许诺而背弃他们。这意味着要克服民粹主义的挑战，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和一套实际的措施来正面应对身份问题”。
在移民问题上，福山也试图以集体身份的视角提出更为复杂的分析。他认为有必要检讨当下流行的批评意见——将民粹主义者的反移民倾向简单地归咎于种族主义、仇外情绪、族裔偏见或无知。这些驱动因素确实存在，但还存在其他几种可能的原因需要予以辨别。
民粹主义的支持者或许并不反对移民本身，而是出于法治的理由反对非法和不受控制的移民；可能担心移民难以同化，无法融入主流文化，甚至抵触和改变主流文化的价值；可能疑虑移民增长的节奏和速度过快，由量变导致质变；可能担心移民享受的福利待遇远远超过他们对税基的贡献（这在欧洲一些高福利国家成为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些选民的关切出于党派立场，担心自己反对的党派更可能获得移民的投票支持。
对当前民主衰退的成因存在多种解释，既有经济原因也有社会文化因素。在耶鲁大学会议的报告中，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普泽沃斯基（Adam Przeworski）指出，中产阶级丧失对未来的信心是一个重要原因。在过去两百年中，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信念是财富的不断增长，相信一代更比一代强。但现在这个信念被动摇了。
在1970年，美国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中有90%认为自己比父辈年轻时的生活质量更好，到2010年这个比率下降到50%。从1980年以来，中产阶级的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现在有64%的欧洲人和60%的美国人认为下一代的生活会比自己更差。在1973年之前，生产性（productivity）与工人收入的增长几乎是同步的，此后开始明显脱节。
经济的不平等日益加剧，导致了“阶级妥协”的瓦解。人们对现有体制缺乏信心，引发了政治与宗教极端主义的兴起，使边缘党派和候选人有了可乘之机。而美国的社会分歧与政治极化越来越严重，达到了182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使得两大政党的中间力量失去了民众动员力，最终破坏了政党体系的稳定化作用。
普泽沃斯基认为，特朗普只是这些政治危机的征兆而不是其根源，在他任期结束之后，同样的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但他也指出，目前美国民主危机的形态是“恶化（deterioration）而不是崩溃”。这种危机也曾出现在一战之后、麦卡锡主义以及尼克松执政的时期，而政治制度最终克服了这些危机。但过去并不能确保未来，对于当下的危机，真正可行的应对方案尚未成形。
哈佛大学的青年政治学者芒克（Yascha Mounk）在发言中指出，民主社会实际上还没有经受过长期经济停滞的考验。经济问题并不是简单的收入多少，还与人们的相对获得感与相对剥夺感有重要关联。如果目前经济停滞的趋势再持续二三十年，那么民主体制可能就会崩溃。
在身份政治的问题上，许多人转向种族认同可能存在相当复杂的原因。如果相信美国人口中有那么多人是种族主义者，这就是一个种族主义的社会，那么我们就陷入无能为力的绝境。但如果种族意识在某些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我们就需要建立某种联合来创造这些条件。美国已经是一个多元族裔的社会，在族群身份的冲突中，仅仅揭露非正义和歧视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积极的建设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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