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容忍即自由”思想的解读
文丨李建军
选自《容忍即自由——胡适的政治思想历程》
（限于篇幅，文本有删减）
为了能够更加充分地阐述自己的观点，1959年3月9日至12日，胡适写成了《容忍与自由》一文。值得注意的是，胡适写这篇文章时，最初拟用的题目即是《政治家的风度》，后又改为《自由与容忍》，直到最后才改作《容忍与自由》的。由此可见，一方面，胡适写这篇文章一开始就是有明确的政治诉求的，即他是为政治家养成“容忍”的“风度”而写的，更是为开辟民间组党的自由而发的；同时，在“容忍”与“自由”的关系上，我们发现，“容忍”的重要性增加了，“容忍”逐渐从认识与行为的客体转变为认识和实践的主体。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对容忍与自由关系及其可能在政治上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的认识。胡适认为，在言论、宗教和政治自由的历史上，容忍是一种最难得的也是最稀有的态度。人性总是喜同而恶异的，一个宗教的或政治的团体总相信自己的主张是对的，是不会错的，所以必然相信那些与自己不同的见解是错的。一切对“异端”的迫害，对“异己”的摧残，都是由于这一点深信自己不会错的心理。这也是一切不容忍的根源所在。所以，胡适的结论是，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没有容忍，就没有自由。
胡适的《容忍与自由》一文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殷海光在《胡适论“容忍与自由”读后》中对胡适的思想进行了全面的解读。他说，胡适的“这篇文章是近四十年来中国思想上的一个伟大的文献。这篇文章底义蕴是中国人应走的大方向的指南针”。殷海光认为，“容忍”无疑是解决中国问题在心理状态方面的基本钥匙。同时，殷海光也指出，容忍必须是普遍的，不可有例外。一有例外，不容忍的“精神”就会从这个缺口挤出去，成为迫害异己的“大道理”，造成全面的不容忍。同时，殷海光也认为，同样是容忍，要求别人对自己容忍易，要求自己对别人容忍难。在这篇文章的最后，殷海光又为胡适留下了个问题。他说，适之先生是历史大家。他一定知道，就咱们中国而论，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适之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这类人士说法，还应以使千千万万人不因任何“思想问题”而遭监禁甚至杀害为己任。
为了说明自己的思想，同时也是为了回答殷海光的上述问题。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10周年纪念会上，胡适又作了《容忍与自由》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胡适阐明了他写《容忍与自由》一文的初衷，并回答了殷海光的问题。他说，《容忍与自由》里的话，不仅是对压迫言论自由的人说的，也是对“我们主持言论”的人说的，容忍是双方的，不是单方面的。文人也要容忍，说话要负责任。胡适认为：“有高度修养的人，才能够有自省的功夫；能够自省，才能够平心静气的听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了解别人的话，乃是民主政治最基本的条件。”
实际上，胡适所说的“容忍”是全社会的容忍，是要求于所有人的一种伟大的宽容精神。如果把它理解为只是针对社会的弱势群体或某个群体的，那就显得太狭隘了，同时也偏离了胡适的本意。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在胡适那里，对人的“容忍”是一种主体的行为。容忍者也不只是被动的宽容对象，而是宽容的主体。“容忍”不仅仅是被施与，而且是具有主体意识的一种自觉的行动。
基于此，我们可以说，胡适这里所提出的“容忍”，实际上也就是博爱，是具有中国特点的博爱，是爱无差等。谈到“博爱”，我们也可以从胡适那里找到一些资源。晚年，胡适本人就说过，“在这个大世界里谈博爱，真是个大问题。广义的爱，是世界各大宗教的最终目的”，“‘博爱’就是爱一切人”。所以，只有明白了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理解胡适提出“容忍即自由”命题的深刻涵义。
但是，以农业文明为背景的后发现代化的中国，思想启蒙的滞后与进程的缓慢导致启蒙进程与方式的特殊性。对于启蒙者而言，“容”为前提，为此一论题认识论层面的东西；而“忍”则是启蒙过程中对启蒙者的一种崇高的道德要求。所以，胡适在其《容忍与自由》演讲的最后说：“我们只应该用负责任的态度，说有分际的话。所谓‘有分际’，就是‘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如果我们大家都能自己勉励自己，做到我们几个朋友在困难中想出来的话，如‘容忍’、‘克己’、‘自我训练’等；我们自己来管束自己，再加上朋友的诫勉，我相信我们可以做到‘说话有分际’的地步。同时我相信，今后十年的《自由中国》，一定比以前十年的《自由中国》更可以做到这个地步。”胡适这话说得很恳切，也很痛切。但此话中之三昧，可能只有作为启蒙大师并对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和中国的现实有深切理解的胡适才能品到！
各方学者说“容忍与自由”
以下内容摘自腾讯
杨渡（台湾诗人、作家）
我少年时代读胡适事，总是很难理解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活得如此卑屈，向权力者求情，而且反过来劝反抗者也要有容忍精神，好像反抗者反而要包容当权者。
1980年代，我参加了反对运动，看过反抗者之间的批判斗争，那种至死方休的坚持与战斗，让人很难相信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行为，那时才渐渐明白容忍为什么比自由更重要。因为每一个反抗者都有自我相信的“真理”，抱持着英雄主义的精神，才敢于冒天下之大危险，出来挑战无所不在的政治权力，对监狱横眉无惧，临万死而不悔。而这种相信自我正确的绝对精神，恰恰就是一种“我是真理，我是道路”的内在。它是不容忍、不民主的开始，也是独裁的根源。
对容忍精神抱持着高度的自省，容忍他人的异见，甚至是对自己的批判而不以人废言，不以帽子戴在他人头上，这恐怕是胡适一直想说的自由的真谛吧。
邵建（学者）
就胡适言，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与其说来自他的康奈尔大学的老师布尔，不如说来自他自己的经历以及他对历史的感知。这句话虽然源自布尔，因为布尔在一次谈话中对胡适说，“我年纪越大，越感觉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但，如果我们对胡适有所了解，便知道这一思想亦即容忍与自由的关系，早已呈现在他以往的文字中，只是没有这样格言式的表述而已。
的确，胡适不擅思辨，正如这两篇文字也不是严谨的政治学分析；但胡适的自由主义是经验形态的，它并非诉诸学术，却经得起历史的挑剔；因为经验来自历史。近代史上的自由主义发源于英伦，按照哈耶克的看法，英伦自由主义就是立足于经验与传统，它和大陆自由主义偏于理念长于思辨注重建构有着明显的不同。如果注意一下胡适留学美国的背景，当不难理解胡适为什么习惯于走经验主义的道路，毕竟美国承继的就是英伦传统。当年胡适放弃康奈尔转学哥伦比亚，正是不习惯该大学来自欧洲尤其来自德国的思辨风习。故此胡适有关自由主义的文字，没有思辨色彩，乏于学理分析，却多历史传统中丰富的经验底蕴。这种盎格鲁-萨克逊自由主义的传统路径，不知道是胡适的缺陷，还是他的特点。
自由，是胡适的根本信仰；同样成为胡适根本信仰的还是自由，但这不是自己的自由，而是承认别人的自由，这种自由哪怕是和自己不一样的，甚至是异己的。对异己的自由的承认，就是容忍。在这里，是自由难，还是容忍难，一目了然。胡适这里表达的其实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有关自由的“群己之权界”。己欲立而人亦立，己欲达而人亦达。否则己欲立而人不能立，己欲达而人不能达，那么，这样一种不容忍的社会，其实就是专制社会。假如对方必以同样的方式对抗，甚至你死我活，这样则势必导致自由的取消。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