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些最重要的信念，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怀有这些信念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所信任的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由于所知甚少，我们对自己信念的信心是毫无缘由的。
——丹尼尔·卡尼曼
信念具有一个悖论式的纠结难题：信念使我们具有意志强大且不懈地追求成就的动力和自信心，但信念的锚定存在着无法证明其真实性和合理性的缺陷，如果我们只有自以为是且低层次的信念，它便成为我们存在的陷阱。
一. 两种思想方式：道义论和结果论
我们曾经有过质疑自己的信念是否合乎实践理性的念头么？这是一个走向批判理性主义的标志。我们首先要承认，信念完全属于个人价值观或某个共同体社会认同的范畴，是相对主义文化的性质。只有实践理性才有衡量信念价值量的意义。
世界上至少有一半的社会冲突，是在各种自以为是的信念之间引发的。在大多数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者那里，很少反思和严格证伪过自己的信念是否值得坚持、更新或推广。如果信念具有不可证成的感觉感情性和个人主义、或小共同体的局限性，为什么人人都那么执着地坚信只有自己的信念才是正确的、而不遗余力地强加于人？这正是信念本身的反讽性。
多数人从来没有反思过信念问题，人们认定信念是不容怀疑的。恰恰是因为未经证伪而过于坚定的信念，我们总是陷入教条主义和唯理主义的道义观思维，而失去了实践理性的知性和品性。
人类存在着两种思想方式：道义论思维方式和结果论思维方式。结果论思维方式按照理性方式进行思考，其难度相当大，要抑制和反思感性直觉的自动反应，不能激动，要有自控力和停下来思考的耐心。
结果论的理性方式需要难度很高的前提，或者是实验性的结果，或者是归纳性的大概率证据，或者是实践效果的证成。尽可能去除主观认定的成分。第一条需要严格的实验条件，第二条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不可能实现，第三条需要主体具有实用主义的精神和明智的实践理性。三个条件都需要严格的逻辑思维形式。由于这三条要求都很高，所以多数人很难具有结果论的思维方式，无论现代科技怎样遍布我们的生活，人类总是一面熟练地使用技术成果，另一面始终都是人文主义的感性动物。
于是最常见、最好使的思维方式便是道义论观念思维方式，看问题无不从某种自我认同的信念、信仰或者感情观念中产生套版反应。道义论思维就是演绎论，从大前提出发判断具体事情，宏大前提决定个别事物的结论，不做具体、详尽和复杂的分析，常常违反周延律和相关率，只求笼罩式定性。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宏大前提往往并未经证伪，而于具体事情的相关率却很低，所以演绎论的判断大多数无效。
举个例子：某著名华裔社会人士在反对澳洲提高英语入籍考试标准的政策时，这样论证：很多恐怖分子已经证明他们的英语特别好。英语不好不是引起外来移民动乱的原因。很多非英语背景的移民后来都成为了有建设性的成功移民。所以他认为提高英语水平并不是可以融入澳洲社会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教育。
显然，这位社会人士的论证缺乏基本逻辑。没有人认为英语就是融入主流社会的主要原因，但这是逻辑上的必要条件。必要条件没有它不行，但不能够说有了它事情就成了，不能说英语很好的外来移民就一定是认同澳洲社会主流价值观和信守其法律的。但是如果英语不好，TA就无法认知澳洲的文化，不能结交本地的朋友，甚至无法找到能使TA安身立命的工作，TA对这个社会就会缺乏感情，由于英语不好，由此带来很多一连串的逆反心理和冲突认知。即如这位先生说的“教育是最重要的解决办法”，假如英语都没有过关，怎么接受澳洲的主流教育呢？这位社会人士秉持着“多元文化国策”的大道义，只要是多元文化背景的移民，就无任欢迎，这种思维方式真的很感情用事。可是他写起社论来，振振有词。
实际上大多数人、甚至大学问家，先天就有服膺道义论观念的文化基因，看问题和处理事情总会被固有的信念和自我认同的大思维所制约或裹挟，会感情用事，放弃理智和独立自由的思想，甚至对现实发生的事情视而不见。
朱光潜在讨论悲剧问题时首先指出：“悲剧是具体事物而不是一个抽象概念。因此，认真讨论悲剧问题必须以事实为基础，也即是以世界上一些悲剧杰作为基础。然而哲学家当中一个普遍的错误，却是本末倒置。他们不是用归纳的方法，从仔细研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莎士比亚、拉辛和其他伟大的悲剧诗人的作品中去建立自己的理论，却是从某种预拟的哲学体系中先验地演绎出理论。他们提出一个玄学的大前提，再把悲剧作为具体例证去证明这个前提，忘记了需要论证的正是前提本身。”（《悲剧心理学》，P7，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例如黑格尔，他从一般的绝对哲学观念出发，假定整个世界都服从于理性，世界上的一切，包括邪恶和痛苦，都可以从伦理的角度去加以说明和证明其合理性。于是它进而用悲剧作例子来证明永恒的正义的胜利，并要我们相信，安提戈涅由于对死去的兄弟尽了亲人的责任而受到应得的惩罚。这种论证法是恶性循环论证的惯例思维方式。
二. 道义论思想方式与信念纠结
道义论观念存在两种价值：一种是作为认知的思维方式，艾伦·格林斯潘说：“思想体系是一个概念框架，它是人们处理现实问题的方法。每个人都有一个。你也一定有。为了生存，你需要有一个思想体系。”（转引自《盲目心理学》，P42）
玛格丽特·赫夫曼指出，这种“大思维”让人着迷，它们给世界带来秩序，让生活充满意义。我们的很多个性是被我们的信仰和我们积极地寻求对这些信仰的认可所界定的。（同上）
道义论观念还有另一种价值：作为批判异己和规范社会思想的工具。正是在这种价值层面上，道义论观念具有思想专制的危险性，为了某种被认为是正统的高尚道义，甚至被认为是文化共同体的价值观命脉，作为道统的当然使命者会义不容辞地以道义论作为批判性和规范性工具，以迫使异见者归顺到某种社会认同的阵线。换言之，道义论守护人往往是独立自由价值观的敌人，而某些主张独立自由精神的知识分子，也会不自觉地陷入道义论的惯性潜意识。
作为“道统”的政治正确代表，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被锁定在道义担当的高尚席位上，他们所认同的唯一道义就是儒家思想。韩愈在《原道》中攘佛斥老，重申儒家的道统是华夏的正统。实际上这个道统只是历史文化的主流传统，它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并不能具备排斥其他思想信仰的绝对性。1954年陈寅恪著文高度赞誉韩愈重建道统的功绩，这说明陈寅恪的道义担当也是儒家思想体系的道统。但是陈寅恪更为人们崇拜的是他高举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大旗，这只能推断他赞成的只是“学术的独立与自由”之意义。换言之，在陈寅恪的道义论观念中，未尝没有沉默认同思想专制的潜意识。像陈这样的大学者，在其历史学专业里，他可能会非常严谨，他不能接受没有独立自由精神的学术政治，但是一旦进入到像中国文化道统之“大思维”的价值观信仰上，他同样没有严格证伪自己的信仰，无意中否定了自己信仰的独立自由精神。既然认同儒家道统，那么坚持独立自由精神就显得非常矛盾，自我否定中表现了逻辑性的阙如。
道义论观念涵盖各种价值观，我们经见钝觉的生活道德、社会伦理和政治道义等固有的概念系统，像天主教谴责的七宗罪：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婪、暴食、色欲，佛教要断灭贪、嗔、痴、妒、慢、疑，儒家主张以仁、义、礼、智、信为天下大道，近代以来以正义、公正、平等、博爱、自由、革命、爱国、民族主义、进步、改革等等，都已经成为我们习用便给的终极性道义论资源，动辄产生套版反应而不假思索即可得出便捷的判断。不是从大数据的事实经验概括出某种概率性的结论，而是根据一种被给予的道义论而形成判断。麻烦在于，抽象道义是一种人们认同的政治正确观念，但是依据这些信念作演绎论判断具体事情，往往无法证成其合理性。这就是我们道义论思维方式下的信念纠结。
人天然地具有主观主义倾向，经过历史上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论证，人更变成了道德绝对主义先验论的使者。康德认为行为之所以为善，不是因为它产生了善良的结果，也不是它本身的明智，而是因为它遵从了内心的责任感与绝对的道德法则，这种责任感和道德法则不是来自于经验，而是先验地规定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一切的行为。人有履行责任的绝对命令。
康德之后，其道德良心绝对主义一百多年来遭到了批判，历史开玩笑地走进了后现代主义全部逆反的状态。物质主义纵欲、个人主义任性和民主极端泛滥，道德良心不仅仅失去了绝对律令的意义，人类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将结果论观念中的实用主义感性发挥到了极致。可惜，人们始终被自我轻率的信念绑架自我的思维，依然那样自以为是的信念-道义执着与个人主义的任性结合起来，表现得更愚昧和固执。信念的纠结与思维方式的随意，人类的实践理性并没有变得更高明。
三. 世俗人生的信念纠结
何为信念呢？就是我们相信其为真的或正确的、善的观念，因此，信念在我们的意识和潜意识中具有坚定不移甚至固置执着的地位。我们的信念，就是我们用来阐释世界的方式。信念和信仰是人们赖以在意义系统上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
不要以为只有宏大叙事的信念才是信念，我们的世俗人生中还有很多的小信念，积淀在我们的潜意识中。信念是我们行动的理由。信念涉及事物和情境，以及相信这些事物和情境真实性的人。
例如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相信“乌鸦是一种不祥之凶鸟”，这种祸福观观念深深地植根于中国人的潜意识里，可是一旦你移民到澳大利亚，你经常会遭遇到成群乌鸦在你头顶盘旋的情景，有时会有一只乌鸦就在你头顶上的电线或者树枝上发出“嗄、嗄、嗄”的哀丧声，你一定会感到相当的晦气，这种心理阴影无法排除，接着你就会将种种糟糕的运气归之于曾经遇到的这个丧门星。作为一种信念所产生的心理影响力，它无比强烈，你无法排解它。但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乌鸦反而作为一种吉祥鸟被供奉，且被命名为国鸟。日本文化认为，人死后会成佛，而无法成佛的灵魂就会成为徘徊在人间的冤灵，乌鸦守候在死人身边，作为超度这些怨灵的使者；当然在日本历史中，还说三足的八咫鸦是天照神派遣到人间，曾经搭救迷困在熊野山的神武天皇东征军，所以，它就成了日本神的象征，是日本的“立国神兽”。这就是不同文化中具有不同的信念之典型例子。
每日里推动我们每一个人去行动和做出决定的，都是自己潜意识里念念不忘的信念，且我们经常在畏惧违背信念后会产生后果的潜意识下依照惯例去做事，这些信念包括种种习俗规训，种姓决定论，风水论，历史决定论，贞操观等等。信念是一些大思维，抽象理念，虚无思想。
有一种信念叫做“因为我爱你和为了你好，所以我干涉你和改变你是天经地义的”，这种信念常常固置于母亲的大脑里。这是一种强加于人的“亲情权力信念”，因为孔子只是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没有说“己所欲亦勿施于人”，孔子的信念代表了中国人的文化观，同时在后世得到广泛传播，这表明在中国文化里，它是合乎伦理政治道德价值观的。这种信念与基督教文化里“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圣经·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十二节）之信念有重要的区别。
“亲情权力信念”与伦理道德决定论的信念和集体主义信念息息相关，在这些信念系统里，不存在个人独立和自由的信仰。母亲认为子女要听话，与子女对母亲的终生依赖和无条件信任有因果逻辑关系。所以强迫子女按照她的愿望去生活，要控制着他们，甚至以“只要我不死，你100岁也还是我的孩子”的理由来管束子女。这种母爱权力信念是千万年文化基因根深蒂固地传承而来的，只要你认同了依赖母亲、妈妈总是为我好的等等小信念，那么最后你就会认同母亲权力干预的信念。母亲权力如果失落了，她有可能会失去人生最主要的意义情趣，非常痛苦。一个母亲看到儿子与一个女孩情投意合，那个女孩对自己儿子的影响力超过了自己的母爱影响力，则在潜意识里生出充满敌意的厌恶感和排斥感，甚至产生憎恨情绪。于是“娶了媳妇忘了娘”的信念从经验体验中油然而生。
因此，基于这样的信念和习俗教训，母亲们往往对子女显出指挥倜傥，不容违背和无比执着的态度，常常是父亲会动摇和放弃对子女的控制欲，而母亲则子女愈独立她愈坚定不渝地干预。
坚定的信念之所以坚定，是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得以巩固加强，或者经由非常强烈的刺激而形成。母亲们有一个信念是神圣的：“TA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TA…”,这种血肉相连的亲密感觉支配了母亲一生对子女的亲情信念，故多数母亲会以自恋的方式来养育自己的子女，当然母爱的付出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怀胎十月的强烈刺激，无微不至的牺牲精神之过度投入，和日日夜夜的念念不忘，所以母爱权力之信念是这种文化情境里最坚定不移的信念。
四. 信念固置的被动性
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很多新成果，尤其是神经科学（即研究大脑的科学），对传统人文主义文化有很多无情的解构，其中对信念和信仰的反思是突出的案例。
神经科学指出，精神活动是由大脑中神经元间变化复杂的连接形式来体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连接形式在不同神经元反复相互激活下会变得更具组织性，从而形成固定的思维行为模式。这就是固置的意思。
信念只是一种“心理构念”，它的生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和更复杂的构成，包括你的经验，教育，兴趣爱好，亲密关系尤其是重要人物的影响，历史，工作系统，等等。
信念被深植于大脑的认知图景中，一个信念与其他信念有千丝万缕的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每个人都会在以往经验的基础上建构起一个高度复杂的信念网络。
“心理构念”是指信念建构在一个人日常生活丰富的心理体验之积淀上，他的自尊心，自卑心，存在感，优越感，快乐感，她感到舒服的和感到具有强烈价值感的，他就会认同。绝大多数人并没有训练出一个理智的大脑去慎重处理信念的问题，信念是历史经验潜移默化地形成的。每一个人只会唯心地相信：“感觉那样是真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指出：对于一些最重要的信念，我们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证据来证明其合理性，我们怀有这些信念仅仅是因为我们所爱的人和所信任的人也持有同样的信念。由于所知甚少，我们对自己信念的信心是毫无缘由的。（《思考，快与慢》，P189）
信念也好，道义论观念也好，都是“被给定和未经深思熟虑便在潜意识中生成的先验正确观念”。“被给定”意即信念是无形中被动地生成，并非自主形成。一方面是被生活经验的历史潜移默化地给定，一方面是被社会文化环境洗脑而给定。
有些内隐的信念由历史塑造而成，经由前辈传承、社会教育、媒体传播和政治训导而养成，“内隐”的意思就是，它们是在潜移默化中不知不觉地养成的，渐渐固置在你的潜意识深层，是层层积淀根植而牢固的信念。所以说个人信念也同时成为与文化传统水乳交融血肉相连的集体无意识。它成为政治正确性的一部分，它具有“先验”的真理性。质疑它们无疑就是大逆不道，所以它们往往具有毋庸置疑的存在优势。
对于中国人而言，天下一统、中华本位观、集体主义思维、崇拜且紧跟中央集权和英明领袖、为人民服务等等，它们是不证自明且不容证伪的先验信念。这些内隐于绝大多数中国人心中的信念，并非仅仅是国家意识形态规训所宣传的观念，它们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同时与整个集体无意识的信念系统连接成一个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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