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主义的本质就是人情社会，互相捆绑在一起的伦理关系和熟人依赖之传统社会的信念。与西方文化注重个人主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相反的是，中国人讲究的是各种各样集体的团结精神，在中国不存在“独立自主的人”，只有相互依存的自我，“将自我看作周围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认为个人行为取决于他所感知的各种关系中其他人的感觉、思想和行为。”人情关系和熟人社会的信念就是集体主义信念的支持系统；集体主义信念则是国家主义信念的支持系统；而国家主义信念则是天下一统信念的支持系统。在整体主义信念之上，则有一个民主集中制的信念统领。
所以对于与我们相反的西方文化，中国人天然地产生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信念，在此信念下，自然要抵制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渗透。
同样的，在集体主义信念下，中国环境必然要否定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否定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同样的，在集体主义信念下，就滋生出依赖熟人关系，互相占便宜，情大于法的内隐信念，更多细节的信念就是，撒娇，作，讨好和吹捧，欺骗和贿赂，自恋爆棚等等，都是这个系统信念下滋长起来的副产品。假如其中一些小信念开始崩溃，则会影响到整体信念的稳固性。所以这样一个系统的信念是不容解构的。
五. 信念生成：轻率的文化锚定
基于以上的认知，我们每个人应当学会反思，自我某些信念的生成是否存在着轻率的文化锚定，当某个信念形成之后，信念本身是否成为了某种障碍和路径依赖而制约我们去形成信念的更新、甚至抵制其他信念的产生，直至以我们固执的信念作为排斥和攻击信念异己者的高尚道义论？当我们锚定了某个信念之后，我们可以逐渐更新它吗？不断更新我们的信念，我们会否成为文化或者政治社会的背叛者？显然，这里存在着很大的困惑难题。
《怪诞心理学》指出：“我们所做的许多决定，不论是不经意的还是深思熟虑的，锚都在其中起作用。我们做出决定是基于自己的基本价值判断：喜欢或不喜欢。我们自己仔细雕琢的生活很大程度上只是‘任意的一致’的产物。归根结底，这些决定都是明智的吗？”（P34）
“锚定”这个概念来自于心理学术语“锚定效应”：人们在对某一未知量的特殊价值进行评估之前，会对强有力的影响方给出的价值量在大脑里形成一个有效的基本量值，从此会影响我们按照这个基本量值的标准来进行思考，此时“锚定效应”就会发生。这一效应是实验心理学最可靠也最稳健的结果，即人们思考的结果和锚定问题很接近，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例如当你考虑买一套房子出价的时候，你会受到卖方要价的影响。卖方要价100万，这个数字就会对你产生“锚定效应”，你会在这个锚定的数字上下考量。当然，你还会有其他的参考坐标，假如你的信息调查和咨询很扎实，你的智识计算能力足够强大，参考坐标相当理性，那么你的“锚定效应”就会更接近实践理性的目标，不会受到要价方数字的锚定影响。
人们的价值观和信念同样存在着锚定效应。洛伦茨发现刚出壳的幼鹅会深深依赖它们第一眼看到的生物（一般是母鹅），在一次实验中他发现，他无意中被刚出壳的幼鹅们第一眼看到，从此它们就一直紧跟着他直到长大。洛伦茨由此证明了根据初次发现来作决定，决定一经形成，就坚持不变。这是印记，也是锚定。这就是我们的孩子为什么对母亲那么依恋和信赖，而母亲的素质对于孩子的成长具有基础性动力之道理所在。母亲的“锚定效应”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价值观的形成亦如是：当我们最初相信了、信仰了某种价值观，形成了基础信念之后，这个初始信念就会成为我们潜意识里的原型印记，从而发生渗透式和滋长性的影响，即对之后附加的各种观念有基础性的决定权，接纳或排斥，同化或分解，以之作为生长点。爱一个人、爱一种事业和爱一个国家，早期经验的锚定，心理上的倾慕或信赖会构成情感性的寄托，从此成为后来评估种种事物的参考座标。
人们总是选择自己心理投射的、自我认同的道义观念作为自己判断思考的代言人，而对不认同的观念加以抵制，只要你认同了，你就不会对与这些观念共鸣的事情去证伪，它们就是你的心声和知音。思想观念强势地隐藏了那些危险的或荒唐的东西，以及各种与我们的心理不一致的信息，从而使我们受到蒙蔽，服从和顺应的无意识冲动使我们总是作出有利于自我心理感觉的判断。
这里存在着两种“效用层叠”：一种是我们的大脑中的认知网是以系统聚集的方式紧密连接起来的。被训练成精英的专家或信仰强烈的领袖，他们的大脑都具有一个高密度的信念结构，其认知图景得到了很好的规范，认知网的结构异常紧密，内容详尽，相关信念的认知联结具有高度的统一性和坚定性，即“一个认知图景充满了各种相关的认知网，并以多变且灵活的方式处理各种刺激，这使得外来的新信念很难将新的信仰强加于它”；但是也同时存在着这个大脑主体对自我信念的固置性，假如自我不愿意或不善于反思和拓展的话，那么他可能终生都固置在原有信念的藩篱之中。另一种“效用层叠”就是同质化的信念者聚集在同一个圈子里，这是思想信念的“群居生活”，高度认同和高度团结，集体固置圈子的信念。
当我们形成了某种信念锚定，它们就会成为一个道义判断的座标和出发点，成为一种“先验”的东西，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是对事实的判断，对真相的认知，对复杂问题的事实和逻辑分析。每一次都不可思想偷懒，不可路径依赖，靠着信念锚定轻易做出结论。假如只是凭借信念锚定作判断的大前提，而放弃了对事实、证据、信息的敏感性，放弃了分析和证伪的反思，那么这种锚定的信念就会成了我们认知和作结论的障碍。
六.信念不是神圣的
个人要更新自我的信念是一件艰难的事情。前述可知，一个信念是建构在信念系统结构中的一个分支，假如某个信念被证明是错了，本人是否会实事求是地接受和承认这个信念错了呢？
一般情况下，多数人首先会努力捍卫自己原有的信念，抵制否定自我信念的外来观点或信息，如果他承认自己的信念是错的，那么他就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信念系统，因为与这个信念相关的其他信念或认知会与之发生冲突，整个相关的信念系统会出现被解构的危机，这就是著名的“认知失调”理论。大脑不接受多个互相矛盾的信念和认知冲突，完全不相容的观点会引起思维混乱。
被别人或自己证明是错了的信念，假如是自我深信不疑的，会发生痛苦的反应，或者竭力证明证伪者是错的，或者修正某些信息，以自圆其说原有的信念，还有一种方法是视而不见新的观念。总之，多数人的信念总是锚定的，发明“认知失调”理论的费斯廷格认为，多数人只会比以前更加坚定其原有的信念，更新只发生在很少一些善于反思和进化的人身上。
心理学家安东尼·格林沃德将这种现象称为“极权主义的自我”，它就像极权主义国家一样运行：封锁有威胁和唱反调的思想，隐瞒证据，改写历史，一切皆为核心思想或自我形象服务。（盲目心理学，P54）
凯瑟琳·泰勒说：失调就是由强烈信念间的冲突引起的，它是信念网络中出现信念不一致而要求改变的一种主要动力。（洗脑心理学，P115）
于是就出现了两种人：不断反思修正信念网络的人，始终维护和固守既有信念网络的人。前者确立了信念是一种认知网络的观念，所以调整认知失调是自然而然的；后者认定信念就是一种不可动摇的道义信仰，维护信仰就是意志力的优势。
关于不必以为信念就是神圣的观念是，未经证伪的信念一旦固置，过于坚定，它有可能就是危害真正有价值的信念的障碍。心理学解释指出：“一个人的信念是另一个人的理性”，这句话的意思相当于“甲之熊掌，乙之砒霜”，某一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形成新的信念，或更容易改变自己的信念，其原因是复杂的，大约有以下几点：
有些人的性格天生就极为教条化，他们有更强烈的意愿去相信他们需要相信的对象，教条主义的程度是由特定的神经突触的功能差异导致的，也有可能是由遗传变异所致；
坚定的信念之所以坚定，因为它们不断地在各种情境中得以巩固加强，或者经由非常强烈的刺激而形成，作为主体信念认知网深受周围环境的影响，时刻保持着与整体环境的互动性和高度认同，自觉接受集体精神的规训；
某种坚定的信念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而作为该个人属于不愿意和不善于更新智识的主体，不习惯于学习和反思，因而会依据原有信念去排斥其他新的观念信息的进入，当他一旦建构了某种信念，就开始杜绝自己大脑接受广阔信息通道的可能性，除了原有信念作为极权主义思想的独裁信念存在，其他的信念都被视为大逆不道的，作为唯一性的认知图景得到了严密的规范，这个单一的信念认知网结构紧密，内容详尽而排他性强。
当人们的信念出现了认知失调时，假如不要将它看成是神圣的道义，只看作是认知上的不协调，那么感情上会轻松地接受认知更新的调整。
接受了多元文化观念、全球化观念和养成了现代性的人，会很清楚地知道世界上有无数种相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信念，只要学会互相尊重和合作建构，而无须为了维护一己信念而排斥他者。为了实践理性而不要固守道义论。
七. 将信念看作是认知信念有助于其重构
将信念看作是一个认知网络，有助于我们自我反思和经常修正自我的信念系统。于是我们会成为一个不断进化的人，而不会成为一个教条主义的人。
我们深信的某个信念显然依附于自我的其他信念上，它们互相结成一个认知网络系统。例如种姓决定论-传宗接代论-宗族利益至上论-男尊女卑观等等。它们只是我们认识上的观念而已，并非是不可证伪的事实真相，历史已经将它们逐渐地解构了。
所以，将我们大脑中无数的信念都只是看成是一个一个的认知故事，而不是什么神圣的道义论，则非常有助于我们自我信念的更新和进步。
坚持自我信念与更新个人信念是一个银币的两面。假如以信念为至高无上的动力，看成是神圣的意志，那么这个人会从自己的信念中获得坚定不移的人格力量，不过他需要明白：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每一种美德都必然有与之相依相随的缺陷。例如内敛、沉默这种美德就会具有冷漠疏远的缺点。
用实践理性的观念来看，我们会采取分析的认知方式来看待我们深信的道理是值得重新解释的，就看你在什么前提下去分析。有人认为谦虚、内敛、沉默和自制是最大的美德，这些美德正是帮助他们成功、成长、发展的最有效的素质，而且它们使人具有人格魅力；但有人认为骄傲、外向、张扬和任性才可以得到社会承认，可以维持社交圈人脉的能量，而且认为这是率真可爱的品行。社会批评家罗切尔·古尔斯坦称，人生哲学有两种倾向：沉默党和暴露党，两者一直争辩不休。沉默党认为，人类内心世界的情感柔弱，一旦暴露于公众之中，必然会受到腐蚀，甚至丧失人性；而暴露党则认为，任何秘而不宣的东西都是不可靠的，将一切公之于众，并展开热烈讨论，人生才更精彩。（品格之路，P45）
显然，这两种对立的信念或价值观位于对立两边的极端，没有实践描述的适应性；具体的人有特定气质天性的秉持、教育和历史文化背景、生活经验、职业要求的复杂影响，作为一种行为品性，则更具有特殊情境的策略区别。实践理性并不认为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抽象标准，因此信念本身也是因人而异、根据特殊情境条件而更新的。
显然，信念必须经得起反思，而且懂得反思自我信念的人才是真正的智者。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些人喜欢做善事，但是他们做善事是基于满足自我虚荣心的要求而不自知，而虚荣心是极其看重回报的，即他在施善的时候就想着我会给人间带来光荣和福音，使不足或困乏的人们得到帮助，于是我就获得了像上帝或菩萨一样的权力，似乎自己有了神的感觉。奥斯丁小说《爱玛》里的爱玛就有这种要帮助低层次女子哈丽丝提升其品性资质和为她做媒、使她嫁入上层阶级家庭之行善理想主义精神，于是她的主观主义善心变成了一种自以为是和高高在上的主人意志，除了乱点鸳鸯谱的错误之外，她最大的问题就是将他者看作是低她一等的被改造者和被控制者。爱玛不知不觉具有了势利和权力欲的坏品性。很多革命者与爱玛都是同类项。这种行善的信念值得重新反思。
另一种追求公正善行的人的信念不是这样的。“罗斯福新政的幕后女英雄”弗朗西丝·帕金斯曾经认真地思考过这样的问题：送鞋给贫困者这一行为的初衷是什么？是为了帮助这个贫困者，还是因为受到了上帝的感召？帕金斯认为答案是后者。贫困者在接受帮助时很少会表示感谢，如果你希望在情感上得到回报，那么你很快会心灰意懒。但是，如果你是因为上帝的感召才做这件事的，你就永远不会泄气。心怀使命感的人，并不需要很多的积极刺激，也不需要有所回报，受到感召的人之所以从事某项工作，并不是因为这项工作可能会产生回报，而是因为这项工作本身就是善的。（品格之路，P53）所以，帕金斯在其一生的政治事业中，她最大的成就是在建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她的信念不是行善积德，而是为了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的信念。
再看另一个例子。在教育问题上，传统和现代具有截然相反的信念。现代人认为：教育应该最大可能性地发展年轻人追求成功的野心、自信心、创造性和潜能，所以在教育上应尽可能地赞扬他，及时表扬他，你很优秀，你是最棒的，你是第一的，而且你要时刻成为一个英雄，决不后退。但是传统信念则认为：每一个人都处于善恶交织的世界之中，人生就是与这些强大的力量进行一场漫长而痛苦的斗争，真正有益的人生之路是在困境中不断奋斗，只有经常遭受折磨，不断检验道德勇气，经常遭受到反对和嘲笑的人生，才是最有价值的人生，坚持奋斗的人必定要比追求愉悦的人幸福。在这场斗争中，能成为英雄的人不是那些追求荣誉、自我标榜的人，而是那些自我克制、接受感召并承担艰难使命的人。所以在教育上，必须让受教育者面对自己的缺点，要竭力贬低他，让他自己奋发图强，摆脱困境。训练他在伟大真理、远大理想和永恒法则的指引下，在受到社会冷遇和忽视时都要保持耐心，在受到人们称赞时也不能忘乎所以。
这两种信念我们不需要走向极端地奉为执着的信仰。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背景和气质，遭遇的种种境遇和条件各异其是，抽象的信念和观念不能得出共同的结果。每一个人面对种种具体而复杂的事情和问题，只有在信念问题上具有实践理性的人，他才是一个追求“中道”的智识分子，无往而不明智。
主要参考文献：
玛格丽特·赫夫曼：《盲目心理学》，黄延峰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7
凯瑟琳·泰勒：《洗脑心理学》，杨秉钧 王汐译，重庆大学出版社，2013-9
丹尼尔·卡尼曼：《思考，快与慢》，胡晓姣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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