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最担心的还是误译或漏译。如果校对时疏忽，印出来才发现，只能在增刷时修正。《挪威的森林》和《听风的歌》改版时，也趁机删掉许多赘字。幸亏村上春树自己也翻译美国小说，在《翻译夜话》书中提到他翻译时也犯过错。只是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身为译者责任感也加重了。
南都周刊：以村上作品而言，台湾读者和大陆读者在中文阅读习惯上有何不同？这会影响您的翻译吗？
赖明珠：最大的不同是台湾用繁体字，大陆用简体字。不知道是不是受字体影响。台湾读者感觉大陆翻译比较简化。大陆读者可能也会觉得台湾版本不够精简。
我发现大陆明星和选手名字不少是两个字的。下一代会不会越来越多人取两个字的名字。例如大陆的王菲、巩俐、周迅、汤唯、姚明。台湾的邓丽君、周杰伦、张惠妹、王健明。香港的周润发、梁朝伟。虽然只是一字之差，却相差了三分之一，令人忧心。不过当然也有例外，像章子怡、舒淇、成龙。
字体的繁简，是否也会改变生活习惯和个性，连带波及翻译？大陆文革时，台湾正在推行文化复兴运动，也极力维护繁体字。有时我感觉有些简体字太简化，有些繁体字笔画太多，反而日本汉字比较适中。
我在翻译时比较在意忠于原著。虽然获得多数读者支持，但也有人反映不像中文，或太 嗦。不无道理，我也常提醒自己，要精简一些。
上次在香港和东京和林少华先生见了两次面。因为同是村上译者，一见如故。我也拜读过他的译本，对四字成语之多印象深刻。谈话间，我发现他习惯出口成章，因为他喜欢唐诗，所以用那样的语言翻译感觉最自然。我说也许“文革”之后，大家渴望恢复旧文化，他的译本正好有疗伤作用，因此特别受喜欢。他想了一下，点头说，也许有道理。(本文中涉及文学名词均引自台湾译法)
超越纯文学，走向“新现实”
文·文琳
村上春树曾在《读卖新闻》上自白，“我想要写的是立体地描绘出这个时代的整体世相的综合小说，超越纯文学，在时代的空气中描绘出人的生命存在感。”“我会变老，读者也在成长，而通常作家年纪越大就能越好地描写他的时代。”
这部被认为是向奥威尔致敬的作品，一开始就有怀疑是否同样是部“批判之作”的评论出来，但作家的职责却大概不在“批判”，而在于“传达”。《1Q84》传达的是蕴藏在复数可能性当中的“真相”，用虚拟来表现真实，以“假”来说“真”，这样的写法本身就和村上的文学态度转变联系起来。
而他也明确说出自己开始思考小说中的现实性这个问题是在9·11之后。这样一个故事构思出来并写了七年，时间上也确实与9·11事件吻合。《1Q84》中教主深田保以及青豆的“神圣”使命的情节也容易让人找到奥姆真理教事件的印记，对60年代末学生运动的回忆更暗示出村上内心深处的政治记忆。这些记忆共同传达出什么信息，对村上来说，这些事件乃是昭告“现代”这个意象的破灭，像月球表面丑陋的阴影，村上要做的只是让更多的人从“现代”的“现实”中清醒过来。
90年代之后，美苏体制不再，中国改革开放，“global化”全球一体，这样一些教科书中的表述到底具有什么意义，村上的理解是，这同时代表的也是一种否定性思维的消失。面对资本化的现代体系，在马克思主义之外，现在有没有可以替代的否定性思维，这个问题并不被重视。
因此，思想上的转变直接影响到村上的文学理解。村上春树尽管已经写了三十年，但他在日本文学中的地位，其实还是颇为尴尬，读者的捧场并没有为他赢来文学界内的一致认可，作品也一直在纯文学和大众文学两个标签之间难以归档。现在村上自己站出来表态，提出要超越纯文学并要开始写作“新现实小说”，新现实小说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对传统的纯文学和大众文学概念的否定。
日本文学史上的纯文学概念产生于1893年，由作家北村透谷提出来，并被定义为“非为学问而将重点放置于美的形成的文学”。在1960年代和1990年代，日本文坛也先后掀起过两次关于纯文学的论争，其中一个论点是，纯文学可能吗。纯文学在最初是相对于直接与经济社会印刷出版业挂钩的大众文学的一个概念，强调对人的纯粹的精神生存状况的表述。而文学界开始对纯文学之可能性的反问，实际上是要引出另一个答案：在现代语境下的纯文学是不可能的。在人的精神生存遭受经济和政治社会全面威胁的背景下，纯文学必然地要被超越而最终面向“现实”，而这个“现实”并不是一般人所了解或者所能看到的现实，作家之所要传达的正是在此，这也是村上所说的“新现实小说”。
最近日本掀起的对现代文学往何处去，现代社会的作家该以什么方式写作这些问题的重新讨论可以看到村上这一言论的影响力。回顾村上春树的三十年，从最初经营爵士音乐咖啡馆的“有闲阶层”，到中年热衷运动成为著名的都市“慢跑者”，到现在年至花甲开始宣布要写作时代，不再“且听风吟”，而是要以不怕粉碎的决心“永远站在鸡蛋一边”来“传达真相”，并不惧怕因为“思想”而遭受大众文化的奚落，其转变让人看到一个“没理想无责任”的青年作家最终成长为肩负起责任的严肃思想者，这一路径不仅重要而且让人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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