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先生的著作在当时引起极大的反响。哲学家们各以其学派的观念和方法论，对冯先生的综合理论有相当的批评。然而，一般知识分子都深深感觉，这六篇著作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于中国即将复兴的局面有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很快，中国内战、政权转移，冯先生以形而上学的立场所做的研究，与新政权的唯物主义格格难以兼容。在政治权力压迫之下，冯先生不得不牵藤补屋，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作一番糅合。这个努力其实相当困难，而冯先生得到的结果也很难取信于读者。于是，本来的“贞元六书”竟不再被人注意。在海内外，牟宗三、唐君毅等先生，延续熊十力先生提示的线索，希望重建儒学。世人对他们的注意，现在已经超过对于“贞元六书”的讨论。
其实，凡此课题，正是我们现代人都应该注视审思的问题。目前我的这本小书，也是尝试在这个方向寻找途径。只是，冯先生的著作是哲学的研究，其中有不少的部分是非常精微的讨论：区分中国传统哲学中不同学派之间的差异，包括理学、心学的差别，也包括儒家、道家之间的差别以及彼此的影响。学理上的研讨，作为哲学著作是必要的，然而对于一般读者而言却不容易吸收，更不容易转化为自己思想的指标。对于哲学我是门外汉，没有参加辩论的资格。此处提到冯著，应是回忆抗战时期的兵荒马乱之下还能产生此等著作，正是反映中国人百年困惑，以至危亡之际还将这一学术课题作如此认真的思考。
同时，冯先生所处的时代与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以现代科学发展的情形而论，冯先生对科学的理解，大致还是在牛顿力学的宇宙论下面。今天的科学思维的背景，则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宇宙论。其实，相较于十九、二十世纪的绝对理论，今天的科学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似乎更有互相接轨的可能。最近半个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引发的文化全球化也带来了新的局面。与二十世纪时代的国家主义相比，今天的全球化，骎骎然要以更广阔的全球化观念代替尔疆我界的国族主义。当时，冯先生怀抱强烈的文化民族主义，在国家危亡之际有如此情操也是自然的反应。甚至，他在后来屈从于种种压力，也是由于“国”“家”“民”“族”这四个大字——在须弥山的巨大压力下，他难得再有别的选择。对于他这一代中国读书人的遭遇，我们只有悲悯。“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言念及此，能不垂泪？
我自己接受的专业训练不在哲学范畴，多少年来慢慢地累积，我的研习方向都在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面。这些学科，是在人类的具体生活、日常经验方面，而不是在形而上的思考。十五岁时，冯先生的“六书”对于我的认知有深刻的影响。七十年来，阅读这“六书”的感受，还是时常让我感慨不已。然而，我必须要从自己的专业方向——不从哲学思辨而从考察普通人所思所想——摸索另一途径，重新检讨中国文化中庶民百姓的精神层面。
3
改变路径：
生活里的中国文化精神
现代的社会学能在中国生根，吴文藻先生的引导功不可没。他有三位弟子，在中国社会学的研究方面分别有重要的著作。费孝通先生以“差序格局”这一概念陈述中国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同心圆网络，从自己开始，扩散为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与“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有密切关系者，则是费先生在《江村经济》一书中提出的市场与农业生产间的互应。许烺光先生对于家庭世系和世代传承的研究，提出了中国以人为中心而不以神为中心的时间延续线。杨庆堃先生对于民间信仰的研究，更是着重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种关系乃以人为本，而且神界的秩序就是人间秩序的映照。他对于集镇到城市间的延续的研究，则是讨论中国人生活中社会空间的重要著作。后来，美国的学者施坚雅（William Skinner）在此基础上将其发扬光大，成为一时显学。
吴文藻与冰心的合照；吴文藻，1901-1985，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本土化、中国化的最早提倡者和积极实践者，费孝通、许烺光、林耀华等皆师从吴文藻。（图片来自网络）
我在上古史方面的学习，甚多借重于考古学的研究成果。在这个领域上，生产方式、生产能力与人的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是考古学的重要项目。从漫长的古代，考古学方面提供的线索揭露了人类如何缔造一些“神间世界”的面貌。这一个过程，是宗教信徒甚至哲学家们较不注意之处。是人创造神还是神创造人？大概真只有在考古学上才可以找到一些答案。这一部分，也是本书追寻人类精神生活时与哲学家着眼点有很大差别之处。
在本书后面相当的部分，我会借重社会学家与考古学家的观察和理论，开展我自己的想法。因此，在这本书中，我的着眼点与冯先生的形而上学理论有相当的不同。这个“人间的精神”将是本书的重要立足之处。而且，我注重的“人间”两个字，乃意指最普通的百姓，他们不一定注意到古代学者的理论，却躲不开从这些理论上建构的一套社会秩序和人伦格局。因此，在我讨论的过程中，有一部分回溯到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一部分可能不是引经据典地讨论原典，而是撷取传统各家思想的综合成果，以其影响人间生活者为主要着眼点。
至于讨论到今天生活的文化环境，今天的中国，已经不能脱离现代西方文明笼罩的世界——海峡两岸，以及新加坡等处代表的海外华人思想，都孕育于现代文明的环境下。上面已经提到，现代文明重要的一环，乃现代科学呈现的宇宙观；另一重要的环节，则是工业革命后转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以及与它相颉颃的社会主义。这一个范畴内，近代的变化也极为巨大。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有密切关系，城市化是一个世界各处普遍呈现的发展方向。过去建立在农牧生产基础上的经济，有其相应的精神生活。今天既然已经有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规划现在和未来的精神生活时，这一巨大的转变也必须在考虑之内。
本书将要探索的项目，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宇宙的观念：宇宙本身内部的秩序、宇宙与人间的关系和宇宙在动静之间，如何趋于平衡？人类的精神生活，往往会有神圣（sacred）与世俗（profane）的两分，然而分野之际，究竟是对立还是互相感应？神圣的范围之中，哪些观念会以“拟人”的方式表现为神祇？对于神祇的盼望，世俗何以待之？这也是祭祀仪式所表现的实践。个人短暂生命和宇宙的无穷无限，如何有个相对的安置？换言之，生死之间究竟是断裂还是连续？神圣的超越价值，又如何在世俗之中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模式？宇宙内自然的部分—山川、草木、禽兽，人类又如何待之？在人间，个人彼此之间如何相待？从个人扩散到群体，其中各个阶层是连续还是因为断裂而对抗？人生有幸、有不幸，因此也有快意和失落，个人在此关头又如何自处？关于以上这些项目，在本书中，我将把日常生活（包括饮食、起居、医药、诗歌、艺术、文学等等）与“集体记忆”—例如传说，都当作庶民生活的史料，分别处理。至于章节的安排，可以从解题及目录中瞻见，此处就不多说了。
总结言之，我希望在本书中从中国文化在天、人、群、己，理想与现实间的各个角度，呈现这个长久传承的文化的特色。我以为，张载《西铭》所陈述的文化整体性，颇能借来表达我个人的理解：“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长其长；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圣，其合德；贤，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残疾、惸独鳏寡，皆吾兄弟之颠连而无告者也。”
文天祥的《正气歌》，其开头的句子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礡，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此中语句简单有力，传达了中国文化以宇宙的存在作为一切变化的本源。在宇宙不断趋于平衡的大格局中，人本身有理性、有良知，可以以自己的“心”映照、呈现宇宙本身的“正气”，这也是其存在的禀赋。从张、文二位的陈述我们可以理解，以儒家文化配合上佛、道二教在中国土地上的发展和演化来考察，始终是以“人”作为理解宇宙、阐释宇宙的本体。
这篇前言，与一般的序文不同，其目的是表达一己的意见，我盼望对于阅读本书的读者有所帮助，能够了解愚者之一得。私心默祷，我所陈述的中国文化还能继长增高，有益于全球化的未来，有益于人类共同建构一个没有偏见和冲突的世界文明。如果这个愿望能够实现，则本书不是招魂，而是迎接新文化的前驱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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