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梦中“往外跳伞”
——关于201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诗人特朗斯特罗默
王家新
特朗斯特罗默获奖了，我有一种惊喜，但又不惊讶。
我是在韩国釜山访问期间，从同行的作家阎连科的手机上首先得知这一消息的。随后，在面向海湾的一家沸沸扬扬的酒吧里（当晚正值釜山国际电影节开幕），国内两家报纸的采访电话接连打来，我走向海滨，边回答着提问，边望向远方，正好在那夜幕上，有一颗星像透亮的水晶一样，分外湿润而又晶莹。我在兴奋之余，深深地感动了。
第二天，同行的孙郁教授问我特朗斯特罗默写了哪些诗，我随口念了一句“醒悟是梦中往外跳伞”。他听后略作沉吟，然后兴奋地直点头：“好！好诗！这才是诗人!”
该诗是特朗斯特罗默早年成名作《十七首诗》(1954)序诗中的第一句。它不仅如梦初醒般地打开了一种伟大的瞬间，现在来看，它也决定了诗人一生创作的音质。单凭这一句，一个卓异不凡的诗人在瑞典语中出现了。
至于中国读者最初接触到特朗斯特罗默的诗，还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那时我认识了北外瑞典语系毕业、分在《中国画报》工作的李笠。我从他那里不断读到特朗斯特罗姆，并深受吸引。正好那时我在诗刊做编辑，并负责外国诗，我经常向他约稿，我在我自己编选的《当代欧美诗选》中也选入了他译的特氏的四首诗。甚至，后来《特朗斯特罗姆诗全集》在中国的出版，也和我的这份“热爱”有关。我一再对李笠说：这么优秀的诗人，完全应该在中国出版一本诗全集啊。李笠听了我的建议（当然，这也正是他想做的一件大事），回瑞典后全面展开了他的翻译，我则在北京联系了外文局的中国文学出版社的两位编辑（后来该译稿因故转到南海出版公司，他们则继续做它的特约编辑）；书发稿前，李笠请我和陈东东写文章，那时我在德国慕尼黑，很快写出了《取道斯德哥尔摩》一文，它被收在诗全集中，并很快在《读书》杂志（2001年第5期）刊出。
那么，为什么特朗斯特罗默会如此吸引了我和其他众多的中国诗人呢？这里很难用几句话说清，但我想，只要一读他的诗，明眼人就会知道这是一位气象非凡、不同寻常的诗人：
突然，漫游者在此遇上年迈的
高大的橡树———像一头石化的
长着巨角的麋鹿，面对九月大海
那墨绿的城堡
北方的风暴。正是楸树的果子
成熟的季节。在黑暗中醒着
能听见橡树上空的星宿
在厩中跺脚
这首题为《风暴》的诗，意象大都取自北欧常见的自然事物，但却不像我们印象中的一些北欧诗那样阴沉干冷，而是充溢着一种新鲜、饱满的想象力。其诗思的涌现，呼应着一场神秘的风暴，并以其转换和停顿，一举完成了对“更高领域”的敞开。
这还是诗人在二十岁出头写的诗，呼唤着风暴，而又控制着风暴，其优异的诗歌天赋和高超的技艺都让人惊异。
对我来说，这又是一位始终扎根在个人存在深处的诗人。他的诗，充满了奇异的想象力，但用策兰的一句话讲，又都是“深海里听到的词”！也可以说，在艺术上他虽然受到超现实主义的很大开启，但他却带来了许多超现实主义诗人所缺乏的深度。正因此，我认同和信任这样的诗人。在我这里，“信任”是一个远远高于“喜欢”的词。
“我继承了一座黑色森林，但今天我走入了另一座：明亮的森林”（《牧歌》）。诗人一生所处的这两座森林已够耐人寻味，但在他的创作中，他实际上已打破了这种象征对应，并真正进入到一种诗的创化之中。对此，李笠有着很好的描述，他说特氏“总是通过精确的描写，让读者进入一个诗的境界。然后突然更换镜头，让细节放大，变成特写。飞逝的瞬息在那里获得旺盛的生命力，并散发‘意义’，展露出一个全新的世界：远变成近，历史变成现在，表面变成深处”。
而诗人自己也曾这样谈过他的写作(实际上他是一位高度自觉的诗人)：“我的诗是聚点。它试图在被常规语言分隔的现实的不同领域之间建立一种突然的联系：风景中的大小细节汇集，不同的人文相通，自然与工业交错等等，就像对立物揭示彼此的联系一样”。对此，我们来看《1966年——写于冰雪消融中》：
奔腾，奔腾的流水轰响古老的催眠
小河淹没了废车场，在面具背后
闪耀
我紧紧抓住桥栏
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
诗人柏桦称它为一首“伟大小诗”，的确，它虽然只有五行，却凝聚了诗人对生与死、自然与历史的强烈感受，在各种元素的聚集和交错中，具有了启示录一样的诗意效果。诗的第一句就不同寻常，冰雪消融不仅带来了喧腾的流水，而且还轰响“古老的催眠”，它揭示了大自然的那种神秘之力：它是催眠，但又是伟大的唤醒。当这河水淹没了废车场（有人译为“汽车公墓”），生命复活的容颜就在“面具”、在工业文明社会那些不堪一击的掩体背后闪耀（它甚至就在那里看着我们！）。接下来的两句，更具有力度和紧张感：“我紧紧抓住桥栏”，它道出了“我”在生与死的洪流中一瞬间的抵抗与挣扎、希望与恐惧；到最后，则以“桥：一只驶过死亡的大铁鸟”这个惊人的意象，使语言之弓达到了最大程度的饱满。
这就是特朗斯特罗默。他所有的诗虽然大都是些抒情短诗，但却一点也不单调。在今天来看，它们中有许多依然耐读，甚至依然令人捉摸不透。这就是它们的生命力之所在。我曾在《取道斯德哥尔摩》中谈到《黑色的山》，谈到它奇异的生成方式，谈到它怎样把多个层次压缩在一起而又透出一种语言的张力和亮光，现在我们来看另一首《七二年十二月晚》：
我来了，那隐形人，也许受雇于一个
伟大的记忆，为生活在现在。我走过
紧闭着的白色教堂——一个木制的圣人
站在里面，无奈地微笑着，好像有人拿走了他的眼镜
他是孤独的。其他都是现在，现在，现在。重量定律
白天压着我们工作，夜里压着我们睡觉。战争
这首诗同样具有“复调”（这是特氏另一首诗的题目，他一生都受到音乐很深的影响）性质：到来的“我”与“隐形人”，现实与记忆，在与不在，如此等等，一并在同一架乐器上演奏，到最后把我们推向“战争”，推向与现实的“重量定律”的搏斗。因为“木制的圣人”已无法救我们，因为，用诗人另一首诗的题目来说：“记忆看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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