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讨论问题要有标准。现在常常拿西方的标准作为我们的标准。有神论是以造物主为标准的，中国的神是自然界天地万物之变化，是自然万物、自然规律的循环往复，拿西方的标准来看，中国当然没有神。如此，就有儒家不是宗教的说法。现在对于宗教问题的认识存在很多模糊。我们现在喜欢用“科学”作为标准，对于绝大部分人来讲，科学的首要标准指这个道理具有普遍意义、普遍性。再深一层次，科学可以做定量定性的分析；再进一步，科学是经得起实践考验的，实验可以不断重复地去做、不断得出同样的结论。可是现象客观世界并非都遵守这三条，普适性是相对的，是在一定场合下适用的，所以普适性有相当的局限性，不是绝对的，并非所有事物都可做清晰的定量定性分析，有时含含糊糊的可能更符合事物本来面目，定量定性的精确性不能作为绝对标准。至于重复性，世界上很多事情可能出现一次后再也不出现。历史是无法重新复制的，人类历史更是如此。长期以来的实证科学概念实际上是相当落后的，恐怕只有小部分科学家的脑子是清楚的，大部分人的科学概念是非常陈旧的，今天很有必要来重新普及科学知识。我认为从中国的传统思想上去看“标准”和“科学”：可以说，凡是符合事物本来面目的就是科学，这是中国的科学观。中国人讲的“真”就是合乎实情，科学就是追求真理的，现在变成追求普遍真理、绝对真理，反而不真了。现在宣传普及的科学常识其实很多都可能不为前沿的科学家所认可，如果让现代广大民众仍停留在过去时代的科学概念里，并把这种科学作为唯一标准，是在害他们。
我们对西方宗教的认识也是非常陈旧的，现在西方宗教，包括基督宗教也是变化万千的。有的宗教团体就以科学为他们的信仰对象。基督教里面有保守的派别，明清时期到中国来布道的传教士大部分很保守，有相当的排他性。除此之外，在西方也有很多开放的天主教基督教。我们脑子里总认为宗教与科学是对立的，但是其实，欧洲以前罗马教廷里面就有科学院，有的神父甚至是某一学科方面的专家。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西方的天文地理，他的老师都是神父。（大家可以看看纪录片《清宫秘档》之《康熙与西学》）不与时俱进，是要被淘汰的。科学的教育与哲学、伦理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如果我们掉在分科里，不与其它学科相通，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要生活，要懂得人情世故。另外，很多宗教的理念都是通过艺术的方式传播出去的，反过来，很多艺术的样式也凝聚了很多宗教的理念。所以分科也是相对的。光知物理而不知人理，就不行。20世纪20年代中国有科学与玄学（或者说人生观）的论战，其实这两者不能对立。把科学看成万能的，科学也成“宗教”了。
中国传统文化是求道的文化，道可以贯通万物，明白一个道理可以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提升到“道”的层面才有一以贯之的功能。提升后还要会运用，化为实际生活中解决问题的方法。儒家是宗教又怎样？不是宗教又怎样？关键看它探讨和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现在想问题容易片面、孤立，不综合，且常常停留在可操作的技术层面，而没有提升到“道”的层面。不仅科学需要重新启蒙，民主、平等这样一些观念都需要重新启蒙。平等要在差异的基础上，差异是事实，平等是人格上的平等，前提是相互尊重，尊重差异才有平等，不要求别人跟自己一样，不认同差异是谈不上平等的。体能上、性别上、智能上、职业上，都有差异。很多问题我们没有认真地思考、认真地揣摩，只是在那儿喊口号。任何一种文化的出现都是应人类的需要，所以皆有合理性，出现就要不断变化、适应时代，否则会被历史淘汰，被新的文化取代，这也正常。我们要好好思考怎样来认识文化多样性问题、文化优劣问题（没有一种文化是绝对优或者劣），发掘出传统文化的价值，传播每个文化中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三、树立一种整体的思维方式
如果我们没有认识问题的思维方式，总是非此即彼、固守一个标准，那么很多问题就无法认清。很多问题我们也没必要纠缠不清，例如儒家到底是不是宗教。儒教更注重现实世界，基督宗教更重视彼岸世界。在现实世界不好好做事，来世也不可能得到拯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向往灵魂的拯救、希望子孙后代昌明、希望来世幸福，都要立足于现世，都在于你现世如何做人。我们可以说儒家是宗教，也可以说不是，就看你采用的标准是什么，想要讨论和解决什么问题。东西方文化都是在自己的理论思维里面构建自圆其说的体系。如果我们只接受西方的法，用法律管我们的行，那我们用什么来管心？把西方基督教再请过来，也可以，但是大部分中国人不认同上帝，中国人认同的是天，是老天爷。把我们的信仰丢了，不用礼，只用法，这样是不配套的，是割裂的。
我常举一个例子：现在很多年轻人“父财子用”接受，“父债子还”就不接受，认为后者就是一种过时的文化，但是我们真的理解了中国的这种传统文化吗？现代人的观念就一定经得起推敲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注重现实生活的责任和义务，现在很多都以商品经济社会的交易原则作为根本的价值观，就是我有多少权利就尽多少责任义务，这是现代商品经济等价交换的思维，可能是有问题的。中国传统文化跟这个不一样，中国在伦理关系上，有些方面是不讲权利，只讲责任义务的。最典型的就是董仲舒的两句话：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明朝商品经济发达，市民经济兴起，明末清初的理学家颜元就修正这两句话，说：正其谊以谋其利，名其道而计其功。个人来讲，真正的伦理思想就应像董仲舒这样；对社会来讲，对伦理模范一定要给予功与名，这才是公正的社会。社会应该给与道德的楷模以崇高的社会地位，让人们学习他。但个人不应如此追求，如此追求就是苟为了、刻意、执着了。苟且为之，就是追名求利。荀子讲，“惟其当之为贵”，要顺其自然，随缘。现实生活中如此，宗教生活也是如此，现在很多信佛的人执着于放生，其实是在鼓励很多人去捕生，为了个人的福报而鼓励了别人造业、杀生，所以我们应该提倡随缘救生、护生。传统中国文化都讲求一个“不功利”，现在我们将许多精神活动都功利化了。
很多认识上的问题不能偏执。人们很多思想上的迷惑就是因为偏执，片面化、绝对化，所以我们要解“偏蔽”之祸。很多宗教哲理都是应势而生的，要去纠正偏差。程朱理学的出现，打着实学的旗号，因为隋唐起来的佛教一直讲空，理学便用《大学》里“知止”的概念反对佛教信众对于“止”的片面的执着（《华严经》的止观）。但是理学发展着，也讨论虚空的问题了。空谈性命，也变成虚学了，后陆九渊反对朱熹，开始提倡实学。阳明学发展着，到明末清初，又空了，故又出现一批人批判阳明学，重新恢复程朱。所以虚虚实实都是相对的，都是应需而生的。
佛教历史上各个派别的出现也是这样。执着于空就讲有，执着于有就讲空，都有针对性，离开历史条件将其绝对化，会将正确的东西也逼到错误的道路上。藏传佛教也是如此，宗喀巴因为当时佛教戒律已经被破坏，所以让带上黄帽子以示遵守戒律。很多东西在发展过程中都有变异，有变异就要纠偏。讨论问题要看其在什么背景下。
讨论儒释道是不是宗教，必须要放到问题背景中去看。当时康有为认为儒教是宗教，其他人不那么认为。比如，有些人把佛教看作宗教，因为里面有很多形式上的东西。不过，也可以从其他角度思考。佛教里面没有创世的概念，但是有救世的概念，后来印度轮回、转世的概念也被佛教吸收并加深了，将“再来”的理念理解成这个人的再来，而不是这种精神的再来。《法华经》讲：开佛知见、示佛知见、悟佛知见、入佛知见，佛陀为此来到人间。现实生活中这就是佛的精神的体现。大乘佛教的根本精神就是学佛学菩萨、做佛做菩萨，这就是乘愿再来，而不是求佛求菩萨。印度生命观有灵魂转世、中有的概念，按最原初的佛教，一切都是缘起，有聚就有散。释迦牟尼时的佛教没有轮回的理念，不受后有，不求来世，用自己生命的智慧来创造生命的价值。某种程度上讲，禅宗的出现就是向原始佛教的回归，佛是觉悟的众生，众生是迷惑着的佛。历史发展都是如此，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问题，就要纠正，权变。我们要这样理解每个精神文化形态的意义。
要懂得“经”，也要懂得“权”，所谓“权”就要考虑时代背景，这便是佛家讲的“方便”与“究竟”。“究竟”的达到离不开“方便”。净慧老和尚提出觉悟人生、奉献人生。觉悟人生，就是找到人生的道路，不要沉迷于困惑之中；奉献人生，就是找到生命的价值，这是大乘佛教悲智双运的精神的化用。慈悲——奉献；智慧——觉悟。生活中修行与修行中生活，这是“方便”与“究竟”的关系。生活才是究竟，如果总是纠结于这个法门那个法门，没有把精神落实到生活中去，那没有意义。八万四千都是方便法门，都可以，但最终一定要落实到现实生活中。如果学前学后一个样，那等于没学。究竟是一步一步达到的，顿悟不是简单的时间或步骤概念，而是将理理解透了，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落实到生活中。“方便”与“究竟”不可分。但是要达到“究竟”也不能停留“方便”中。学习不仅仅为了一些具体的目标，而是为了改变自己的人生，提升自己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今天重新讲一讲，我们在什么地方产生误区，怎样来纠正这个误区，怎样来看待我们现实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问题。希望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些问题，要学会全面的思维，综合性的思维，“经”与“权”的思维。思考文化问题，要看注意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与现代千丝万缕地勾连在一起，既要认清它们的不同，也要看清相互之间的关联；此外还有文化多样性问题，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要看到差异性和共同性，不能只看一面，在共同中看到差异，在差异中看到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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