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我讲了一句话在网上很流行，也很得罪人，“西医明明白白治死人，中医糊里糊涂治好病。”你是希望糊里糊涂给你治好，还是希望明明白白给你治死呢？“中医影响世界论坛”举办了两次，上一次的主题是“病由心生”，热烈地很，现在我们发现，哪怕是生理上的病，其实跟心理有着很大的关系，而且影响极大。这次的主题是“病从口入”，这是一个老命题，我们从小就知道，为什么病由口入？因为你吃了不干净的东西，吃了很多腐烂、带有细菌的东西。这个观念不对，病从口入主要不是吃了不洁、腐烂的东西。一个有神经病的人，根本不管干净不干净，到垃圾桶里抓一把东西就吃，他没有病，他心中也没鬼，我们心中有鬼，马上就病了。这是病由心生的问题。病从口入，怎么理解？《吕氏春秋》早就讲了，养生在于去害，去什么害？太咸、太苦、太辣、太酸，这就是害，还有精神上的害，太喜、太怒、太悲，过了就是害。现在胡吃乱吃，自从洋快餐引进以后，现代病就疯狂地增长。饮食很重要，它是维护生命的，它要通过脾胃肠。中医里还讲，肾是人的先天生命之本，肾气不足，生命就完了；脾胃是生命后天之本，我们吃下去的东西通过胃消化，通过肠吸收排泄，通过脾运化。中医非常重视脾胃，有专门的《脾胃论》。脾胃一衰，和气不起，什么病都来了。
我们每个人不能依靠数据，要用直觉的智慧。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个直觉，一得病了，胃口就没了，不想吃饭，胃口一开了，病就快好了，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治病，不治别的，就是打开你的胃口，病自己就好了。因为通过打开你的胃口，你吸收各方面的食物以后，慢慢就恢复你的元气，调整你的不平衡。原来的胃口不好，说明你出了问题，要调节了。其实饿上几顿也是好事儿。“若要身体好，常带三分饥和寒”。中国还有很多这样的古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吃的都不是一方水土的东西，不是一个季节的东西，这违背了人和自然的关系，你生在这个地方却在吃那个地方的东西。我们现在喝澳洲的奶，吃日本的大米，那是经常的了，认为最有营养。我在北京吃那个东西干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冬天要吃夏天的东西，现在很多餐馆在这个季节上西瓜是最不好的了，西瓜是夏天的东西，冬天就上萝卜，青菜萝卜，这是冬天的东西。不吃应季的东西，不吃当季的东西，这是得疾病的重要来源。所以，“病从口入”。入什么东西，怎么入？我那天一口气提出来，“量要适度，味要适度，冷热要适度，软硬要适度，营养更要适度。”我们老觉得营养越丰富越好，其实，不适度了营养就变成了毒药，所以一切都要适度。
那么，中国文化落脚在什么地方？在一个“中”字。张三丰讲，“夫道者，中而已矣。故儒曰‘致中’，道曰‘守中’，佛曰‘空中’。”都落到一个中。“致中”，我们都知道是《中庸》里的话，“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守中”是《老子》里的话，“多言数穷，不如守中。”“空中”是《中论》里的话，“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清代还有一位道家的著名人物，叫黄元吉，他的《乐育堂语录》里讲：“圣人之道，中庸而已。中庸之道，顺其自然而已。”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人为的超过了自然。一切的标准都是人为制定的，自然是没有标准的，它是没有标准的标准。我们现在人为是绝对的标准，自然界是不讲标准的，生出来什么样就什么样，哪有说有个标准化的生产？机器生产才会强调标准化。自然界生出来的东西，自然而然，没有标准，所以世界上没有一片完全相同的树叶，都是树叶，但是没有一片完全相同，这才是自然，大自然，自然界。
我们现在都不太关注、不尊重自然，而是一切都要以人所制定的标准去要求这些事物，这个问题最严重的体现就在我们的教育制度。我们现在教育的一切问题都来源于它的标准化、规范化，完全违背了我们传统的因材施教。要求我们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标准答案。数学可以有个标准答案，但是怎么达到这个标准答案，还是有很多途径可以走的，不一定就这一个途径。至于语文，怎么会有什么标准答案？比如我刚才讲的正德、利用、厚生，郑玄、孔颖达是那么解释，黄侃可以做这样的解释，我也可以做不同的解释，哪有什么标准答案？结果我们现在的孩子们都是专门为标准答案而学习，学习到最后就是为了达到标准答案。人跟人智能上的差异太大了，我说我永远成不了霍金，但霍金也永远成不了我。我永远不能够像他那样，他也不会像我一样对中国文化有这样的了解，这就是差异。
我们一定要承认自然的多样性，这就是天然。天然是最宝贵的，人工一雕琢，永远也雕琢不成天然那样的美妙。我最欣赏的两句话就是：“青山不墨千秋画，绿水无弦万古琴。”“活色生香笔难到，自成天籁手何能。”人永远达不到自然界的自然天成，活色生香。笔能画出花草的香味儿吗？一张画上能画出来大自然的春夏秋冬的变化吗？永远做不到。所以，我们要尊重自然，中国传统文化中间“以天为则”这个传统，我们绝对不能丢。“巍巍乎尧之为君也，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但在今天，人自己把自己跟自然隔离得越来越远，认为人可以决定一切。人定胜天，这是近代以来最强烈的一个口号。人定胜天，所以，我们去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靠的什么？我们靠我们的理性，不管我们的直觉，我们的理性是让我们不断地征服自然，改造自然。我们越来越感受到的是自然对我们的报复。现在很多人一天到晚担心这个雾霾，我说我们明白了雾霾造成的原因，我们要告诉自己，也告诉大家，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这样去破坏大自然。我们现在也不能回避，还要面对它。你能逃到哪儿去？你一个人逃了，别人逃不了。现在有些人很奇怪，说将来地球毁灭了我逃到哪个星球上面去，这能解决问题吗？你一个人去，你怎么活？还有情趣吗？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这样了，就要告诉我们自己，告诉我们周围的人，告诉子孙后代，不要再去这样做了，慢慢恢复起来。我们现在的人在这种情况面前要正面它，适应它，人是有这个能力的。当然，这中间是要付出代价的，可能是几代人，可能是让自己短命一点，但是你也没办法。你现在去适应它，说不定还能够活得更自在，要不然一天到晚担忧，成天戴着口罩，你说难受不难受？当年“非典”的时候，我一堂课都没有停过，在座有没有在非典时候听过我讲课的，没有停过一堂课。那个时候学生已经出去了就不能再回校园了，在校园还是可以上课的，所以我还是来。我跟他们说，首先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从比例来讲，有多少人感染了，感染了以后有多少人死了？真是微乎其微，有什么好害怕的？你首先要把心中的疑虑、怵惕去掉了。
五
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各个角度去对比我们的文化。我们可以同西方文化进行对比，我们是人文文化，重视人，西方是科技文化，重视物。我们强调直觉智慧，西方强调理性智慧。我们强调实践创新，西方强调理论创新。我们是内求诸己，西方是外求诸物。我们是存异互尊，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观念都可以并存，但是相互尊重，西方基本上是求同普世，要求找出一个普世性的东西。我一直讲，找“普世性”是一个歧途。找什么普世性？同样一个概念，你脑子里面这样想，他脑子里面那样想，根本不同。你尊重我、我尊重你，相互尊重才是真正重要的，所以要存异互尊，不要一天到晚去求同，去求这个普世性。
中国是讲中庸之道，西方是讲绝对主义，这一点区别非常重要。有一位美国的军事学家，很著名，他在给《孙子兵法》英译本写序言的时候提到了一件事情。抗日战争时期，他到中国驻美大使馆去访问，跟大使馆武官交谈，问他们：“你们读过《孙子兵法》没有？”武官们告诉他读过，他们都是军校毕业的。他问：“你们感觉到怎么样？”这些武官说：“我们觉得这已经是历史的东西，比较陈旧，还是现在西方军事学家的理论更值得我们学习。”这位美国军事学家听了以后很感叹，他说：“你们错了，你们要好好研究《孙子兵法》。你们把《孙子兵法》读懂了，我们这些著作，你们都可以不读。”他说，西方的军事理念，以克劳塞维兹为代表，比如《战争论》，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它是一个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因为打仗是敌我双方你死我活，所以我必须把你彻底地消灭，这才算胜利。不把你彻底消灭，那不算是胜利，留后患不算胜利，所以是理想主义的绝对论。他说，中国的《孙子兵法》，则是现实主义的中庸之道，可以不战而胜，可以攻心为上，不是说一定要把对方彻底消灭掉。他说，孙子的说法才对。我说，他确实是通过《孙子兵法》了解到、把握到中国文化的一个精神，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可以不战而胜，不攻城、不杀戮，为什么一定要把他们杀光？
后来我一想，西医的一个根本理论是什么？对抗疗法，把所谓的病菌病灶彻底消灭，吃药压不下去就要动手术，动手术就要彻底挖干净才行。其实，是不是真的挖干净了，就是当时挖干净了以后是否就不生了，这都很成问题。所以，理想主义的绝对论和中国的现实主义中庸之道是很不一样的。中国文化可以说是认同模糊，西方文化是强调清晰、崇尚清晰。认同模糊，其实是和中国的语言文字有极大的关系。中国的语言是世界上最模糊的语言，一个字、一个词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连读音不同也有不同的解释，需要放到一定的语境当中去才可以把它变得清晰，不能够把它定为只有这样的解释，不能那样的解释。再有，中国人强调顺其自然，所谓顺其自然就是注重差异；西方相信标准，讲究量化。
我可能曾经在课堂跟同学们讲，中国从西周开始就确立了民本的传统，西方从古罗马开始就形成了民主的传统，这两个传统各有优缺点。中国为什么会形成民本传统？民本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在什么地方？西方为什么会形成民主的传统？民主传统的优点在什么地方，缺点又在什么地方？这应当进行比较，不能简单否定我们的民本，只崇尚西方的民主，双方同样有悠久的传统。
我们的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允执厥中”，后来变成舜传给禹的十六个字。尧传给舜的时候是四个字，“允执厥中”；舜传给禹变成十六个字，“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宋儒把它作为心法，这也是把握中国文化的一个核心。“执两用中”，这是一个辨证的理念，不偏于这也不偏于那，看到事物之间的互存、互含、互转。这些东西，我们过去就要给它加个头衔——朴素的辩证法，然后跟科学的辩证法对比。当然，科学的辩证法是对的，朴素的辩证法是落后的。我现在说，我们要想办法把“朴素”这个帽子给丢掉，辩证法就是辩证法，辩证法不是变戏法，辩证法用得不好就成了变戏法、瞎联系。所谓“朴素的辩证法”，其实也就是直观的、直觉的辩证法；所谓“科学的辩证法”也就是理性的、分析的辩证法。我们现在首先不要把理性的和直觉的对立起来，理性是智慧，直觉也是智慧，理性智慧认识的世界是对的，我们直觉智慧认识的世界也是对了，今天已经走到一路上去了。
我经常介绍给大家看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写的《物理学之道》，里面反复讲上面这个问题。该书的副标题是《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东方神秘主义就是指中国的这一套，加上印度的那一套，它们对世界的认识都是通过直觉的方式，当然里面也不是完全没有理性。其实，中国直觉里有理性的东西。比如，仰观于天，俯察于地，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这不是一种收集归纳的方法？观象制器，观大壮而建宫殿，观离卦而制渔网，这不就是推理？但是，这种推理不是一种理性的推理，而是一种直观的推理，直观的归纳。归纳、演绎和推理，并不是只有理性才有，感性也有。这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经验。经验不就是一种归纳？但经验的归纳，并不是把标准定死，恰恰是包括了对于各种不同特征的事物的分辨。一个神医一望就知道你身体哪儿不行，哪儿有问题。这是“望诊”，“望闻问切”的望。这就靠直觉，但这个直觉就包括了他长期的经验积累，长期的归纳。只有这样，他才能看出你的问题，才会被称为“神医”。但他也不是由此就结束了，他马上接着就要“闻”。闻什么？闻你的体气，闻你的口气，闻你的大小便之气，还要闻闻你的声音、咳嗽。咳嗽一下，听听那个声音有力还是无力。一闻你的口气很臭，一定是消化不良，脾胃虚弱，要调整。大小便气味很重，一是火太旺，虚火太旺了，或者实火太旺了。所以，医者的直觉，是先通过望闻，然后再来了解病者的直觉，问你哪儿不舒服。病者的直觉有很多是不准确的，但是也有很多是很准确的，也可以说是最准确的。病者叙述完了自己这些东西以后，是不是一定对呢？不一定对，这就要验证一下，切脉。通过切脉来看，这是浮脉还是滑脉，是实脉还是虚脉，等等，检验病者自己叙述的直觉对不对。
望闻问切四诊构成了完整系统的中国医学的诊疗病症的体系，你能说它不科学？现在我们中医能够望而知病的大夫，也没有几个了，也不在我们的大医院里，而在民间。能切脉的也不多。切脉，在中医望闻问切四诊里面，其实是最底下的，可是我们现在中医里面能够切脉的人，大概能不能有百分之一？通过切脉就能够了解身体里面有什么变化有什么问题，这样的大夫现在太少了。这就是中医的现状。那该怎么办呢？就靠仪器。所以，中医院，越是有名的中医院，越是依靠这些东西。其实，中医大夫也有苦难言：给病人一号脉，是营养不良，建议怎么吃，结果他又不照我说的去吃，最后出事了，责任说不清楚，甚至要打官司。但如果此前用的是仪器，就是出事了，你看我有一大堆化验单，你这个指标有问题，你那个指标有问题，……总之，就算你死也是该死，我一点责任都不负！中医大夫的望闻问切，那有多大的风险啊！所以，中医也是有苦难言。这跟我们的观念、整个的管理体系有关系。
我为什么对中医那么感兴趣？现在中医其实最能说明我们中国文化的命运。在中国哲学史学会下面成立中医哲学专业委员会的时候，我说中国文化的复兴有待于中医的复兴。结果，中医界的人就来了——中医的复兴有待于你们中国文化的复兴！好，我说我们成了难兄难弟了，我等着你，你等着我。这也是事实，但总得有个挑头的吧？谁先来？大家一起来吧！所以，我开始关注中医，其实也是由于对中国整个文化的关注。中医确确实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实践载体，通过中医，我们能够更深刻地了解我们自己的文化。
六
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特质”的比较，了解西方文化的特质在哪里，我们中国文化的特质在哪里。这也并不是说西方就没有直觉的智慧，不讲模糊，不讲实践创新，但是我们偏重在这个方面。如果我们能够了解这些内容，就可以知道中国文化在今天对整个人类的文化是有很大的互补作用，给与西方文化互补。我们也不用否认，现在整个世界的文化是西方文化占了主体。可是这样一个主体文化，今天我们来看，把人类已经带向了一个什么样的道路！它需要有跟它不同特质的文化去补偏。就像中医所讲的，以偏救偏。事实上，我们历史上对西方文化曾经起过补偏的作用，我们的人文精神，让欧洲从中世纪的神文文化走向了近代的以人为本的文化。我觉得，直到今天东西方还是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
西方文化从外表上看是一种“外求他律”的文化。这就是我经常讲的它是以上帝来管人心，以法律来管人心，都是外在的。中国人强调的是内在的，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来约束自己的行为准则，这就是中国礼的文化的一个核心。礼的文化的核心就是通过剖析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让我们自觉地遵守人与人之间这样的关系，知道每个人应该怎么样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王弼讲，什么叫孝？“自然亲爱为孝”。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这在西方叫做自然法、习惯法。礼不是跟法没有关系，但确实是跟法不一样。法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外部关系上，可以说是一种外在的契约关系。而礼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内在的自然关系之上。礼也是要人遵守各种各样的规范、礼仪，但它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的自然关系之上的一种自律。中国人是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相互之间是可以互补的。而在西方实际上也是那样，虽然是上帝来管理，但是也要你自己去遵守；如果你不遵守，上帝也管不住你。西方文化中一样也需要自律。人有很大的惰性，有时候总是管不住自己，就要用外面一个力量来管住自己，这是人类的一个劣根性、惰性。中国文化恰恰是要你能够消除这个惰性，让你发挥人的主动性、能动性和自觉性。所以，中国与西方有很多方面可以互补。我们认识了中国文化的这样一个特质，又能看到有许多与西方文化不同的取向，这样我们才能够对自己的文化建立一个自信心。一百年来，我们把对自己文化的自信心被彻底地摧垮了，我们经常以西方的标准为标准。
现在要重新树立自信心，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不是像鲁迅那样的，把礼教说成“吃人”的礼教。我也常常讲，我们不把礼教重新整理一番，重新让人们认识一番，要回归中国文化的土壤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点，但我觉得这一点还好办。因为这是正面提出来的一个否定口号，我们可以通过辩论说清楚——礼并不是只有吃人的这一面，它有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它是维护我们社会不可缺少的一种方式。尤其是在中国文化这样一个传统中间，以对人内在的自然关系的认识为基础，生命是一个延续的生命，不是一个个体的、独立的生命，是群体的生命，相互延续，相互关联。在这样一种生命观念下面，规范人的言行举止，礼是最好的。它不是上帝创造一个一个独立的个体，只能用外在的契约关系把大家联系在一起，中国的情况并不一样。所有这些都可以辩论，相对来说简单。现在最难的，就是我们运用了西方的各种各样的文化理论诠释中国的传统文化，结果把中国文化全部解构掉了。
譬如，用西医的理论来诠释中医的理论，中医就被解构了，因为两者的话语系统不一样，名词概念也不一样。我们一用那个语言来解释这个东西，就一定要让这个适合于那个语言环境，结果只能把这个扭曲了，否则对方没有办法理解。话语系统不一样，但我们现在很多人想要迎合外国人的语言系统，这不是一个好的方法，有些地方可以迎合，有些地方是没法那样。例如，有些词我们就没法翻译，“理”就是“理”，“道”就是“道”，“气”就是“气”，只能先音译，然后到对方的语言环境中去解释。用西方的一套理论一分析，中国的特色也就没有了。
川公网安备 51041102000034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