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时人行文作论也常以《中庸》为题材。中唐古文运动的先驱人物梁肃在《止观统例议》一文中两引《中庸》(60)。在该文中，梁肃提出了“复性明静”之说。此说明显是努力将《中庸》“自明诚”和“诚之”思想与佛教天台宗的止观思想进行会通(61)。被后人誉为“闽学鼻祖”(62)的欧阳詹年青时曾与乡人“灵源道士(蔡明浚)、虹岩逸人(罗山甫)有潘湖合炼奉养之契”(63)。贞元八年(792)，欧阳詹与韩愈同登“龙虎榜”。应举期间，欧阳詹曾撰《自明诚论》：
自性达物曰诚，自学达诚曰明。上圣述诚以启明，其次自明以得诚，苟非将圣，未有不由明而致诚者。文武周孔，自性而诚者也，无其性不可而及矣；颜子游夏，得诚而明者也，有其明可待而至焉。……先师有言曰：“生而知之者上，所谓自性而诚者也。”又曰：“学而知之者次，所谓自明而诚者也。”(64)
此论中有关“诚明”的几句内容出自《中庸》第二十一章，后面引其“先师”之言中“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则出自《中庸》第二十章。
韩愈与欧阳詹两论中还有一个共同现象，即都以《中庸》的“诚明”为中心议题展开讨论。这个议题一直到宋代仍然在持续。北宋范仲淹在科举考试中作《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65)，陈襄也曾撰《诚明说》并进献给宋神宗(66)，南宋王柏则有《诚明论》(67)。可以说，《中庸》的“诚明”问题在唐宋两代是一个热门的普遍话题
除了“诚明”问题，《中庸》的“性情”问题也是中唐士人颇为关心的一个话题。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当属韩愈的弟子兼侄婿李翱。贞元十五至十八年间(799802)，李翱作《复性书》三篇。《复性书》最主要的一个理论命题就是性善情昏。此书上篇开卷就说：
人之所以为圣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性者，天之命也，圣人得之而不惑者也；情者，性之动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圣人者岂其无情耶?圣人者，寂然不动，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参乎天地，变化合乎阴阳，虽有情也，未尝有情也。然则百姓者，岂其无性耶?百姓之性与圣人之性弗差也，虽然，情之所昏，交相攻伐，未始有穷，故虽终身而不自睹其性焉。(68)
一般认为，李翱“复性说”的直接来源是梁肃的“复性明静”说(69)。李翱的确也曾师事梁肃。比较李翱的《复性书》与梁肃的《止观统例议》，无论是在遣词造句，还是在论证方法上，两书都有很多相同之处。但李翱对性的理解完全来自《中庸》。李翱用“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来解释《中庸》首章第一句“天命之谓性”。关于这种天命之性，《复性书上》说“圣人知人之性皆善”，到了《复性书》中就说得更明白了：“性无不善”。这说明，《复性书》是肯定性善论的。
关于性情问题的讨论，后面的脉络就广为人知了。韩愈读到《复性书》后，对其中灭情复性“杂佛老而言”相当不满意，佛门中人甚至还形象地描绘韩愈当时曾叹息地说：“吾道萎迟，翱且逃矣!”(70)于是韩愈就写了“五原”，其中《原道》一文将李翱所开示的儒家道统系统化，而《原性》一文则全面阐述了自己著名的“性情三品说”。同为韩愈高弟的皇甫湜对韩愈的观点有所保留，在《孟子荀子言性论》一文，他更倾向于孟子之言“合经为多益，故为尤”(71)。杜牧更是直接就《原性》中所提到的孟子、荀子、扬雄三人而写了一篇《三子言性辨》，但结论却肯定了荀子：“荀言人之性恶，比于二子，荀得多矣。”(72)
也就是说，中唐士人围绕《中庸》开展出了一系列的中心议题，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上面所讨论的“诚明”与“性情”问题。这些士人由于时代风气使然，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不免会涉及佛教思想。但他们之关注《中庸》，以及佛教在其中的影响，都是在前述《礼记》升格为经的科举背景下进行的。
五、结语
北宋初、中期，随着韩愈、李翱等人所推行的古文理论与实践风行士林，由他们所开辟的以《中庸》为中心的情性论，也为新学、洛学、关学、蜀学等儒家各派以及以契嵩为代表的佛教人士所接棒。后者从正反两个方面继续推向深入，并最终合流为北宋新儒学的兴起。
当然，《中庸》由“篇”独立为“书”，由《礼记》之一篇升格为《四书》之一书，还需要宋、元两朝儒者与皇权的双重推动。在这个过程中，宋、元两朝的两位仁宗一头一尾，起到了关键作用。北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中国科举史上出现了一项创举，即《中庸》被作为御书颁赐新科进士人手一册，并令宰相当众宣读(73)。御赐《中庸》“自后遂以为常”，作为常制，推行下去(74)。对于一篇文章来说，此举意义非同小可。元世祖期间《四书》成为必考书，而《五经》则降为选考书。这是“《四书》地位凌驾五经的一个表征”(75)。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诏考试程式“《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出题，并用朱氏章句集注”(76)。《四书》正式成为科场教材。《中庸》由“篇”独立成“书”，升格进入新的经书系统，成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至此完成。
回顾以上考察，我们会发现一些与“《中庸》回流说”相逆的命题。首先，《中庸》受到戴颙、梁武帝等崇佛之人的重视，他们专门为之作注，此与经学尤其是《礼记》学的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礼记》得到郑玄作注进而自立门户，这是《中庸》身价抬高的一大关键。如果不是由于郑玄作注而独立出来，《礼记》仍然附属于《仪礼》，可能根本不会被立于学官，当然也就不会受到世人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礼记》之一篇的《中庸》，也就不会被单独提出来进行研究。戴颙、梁武帝之注《中庸》，即使是为了与道士清谈或与佛徒格义，但如果不是《礼记》被立于学官，他们恐怕根本不会选择《中庸》。有谁会拿一部名不见经传的著作来与人清谈呢?又有谁会选择一部没有社会地位的文章来与佛经进行格义呢?
其次，《中庸》在中唐受到士人的广泛关注，是由《礼记》升格为经所决定的。唐初，《礼记》迈越《仪礼》《周礼》，成为“五经”之一，有唐一代，《礼记》独大。更重要的是，唐承隋制，科举取士，《礼记》成为科举考试的必选教材。仕途攸关，天下士人无不熟读《礼记》。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中唐以后，科举考试从《中庸》出题，考生答题广引《中庸》，渐成风气。学思日久，《中庸》里面的很多话题，比如“诚明”“性情”等，也逐渐独立出来，成为士人讨论的中心议题，甚至发展成为系统的哲学理论。李翱的“灭情复性”论是其典型代表。
最后，《中庸》能够从《礼记》四十九篇特出而成为关注的焦点，与其文本体裁有关。章太炎在分析《汉书艺文志》书目时曾提出一个“原理”与“支节”的区别：“原理惬心，永远不变。一支一节的，过了时，就不中用，所以存灭的数不同。”(77)有些书多讲人生社会方面的“原理”，这可称为原理体裁；有些书多讲支支节节的“技术”，这可称为技术体裁。原理体裁的书因惬于人心而流传久远，而技术体裁的书则往往因技术过时而不为后人所关注。《中庸》在刘向《别录》中属于“通论”，更具有思想性和议论性，属于原理体裁的书。只有这种文本才适合清谈与格义，才适合用来讨论身心性命的问题，而且也只有这种文体才方便科举考试策论出题与答题。相反，《仪礼》《周礼》及《礼记》之《月令》《内则》《玉藻》《明堂位》等则重于具体礼制仪式方面的内容，很难与佛道思想贯通，而且又由于其时效性太强，出题时联系现实的弹性不大，考生答题时发挥的空间太小。所以戴颙、梁武帝不会拿它们来清谈或格义，中唐士人也不会在仕途爽意时想到这些支节技术，在科举考试中，赋论部分往往也不会从中出题，考生在答题时也难以引用其书。这就是说，《中庸》之受到科举考试的青睐，是自身的文体性质使然。当然，刘向《别录》所举之“通论”有十六篇，何以只有《中庸》获此殊荣呢?这大概要归因于《中庸》尤其是其“诚明”“性情”等方面的内容更具有哲学上的思辨性与普遍性，故才能够成为永恒的话题。
总而言之，《中庸》升经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礼记》的升格，《中庸》也水涨船高，成为天下读书人的必读熟读书籍。这是《中庸》升经的外在原因。二是《中庸》自身文本富含思想性、思辨性，能够成为道士清谈与佛徒格义的借鉴文本，也方便科举考试的策论出题与考生引以答问，并最终发展出一套独立的哲学思想。这是《中庸》升经的内在原因。在儒释道三教互动过程中，佛道对《中庸》的关注虽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总体上必须在这两方面原因的基础上发挥作用。北宋儒家之所以会高度重视《中庸》，最主要的原因应该也还是这两个一言以蔽之，《中庸》在唐宋时代蒸蒸日上的威望，并非是从佛道回流而来。相反，宋初智圆、契嵩等佛徒之所以会大力提倡《中庸》，反而完全可以用这两个原因来解释。
注释：
①在中国经学史上，宋代以后出现了以《四书》取代《五经》之势。而在《四书》中，《中庸》《大学》《孟子》都曾有过一个升格为经的过程。这个过程简称为“升经”。“升经”之说最初是用于《孟子》的升格运动。王应麟《玉海》卷四二《艺文?经解、总六经》曰：“国朝方以三传合为一，又舍《仪礼》，而以《易》《诗》《书》《周礼》《礼记》《春秋》为六经，又以《孟子》升经，《论语》《孝经》为三小经，今所谓九经也。”关于孟子“升经”的过程，可参考徐洪兴：《唐宋间的孟子升格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5期；周淑萍：《宋代孟子升格运动与宋代儒学转型》，《史学月刊》2007年第8期。
②姚际恒著，简启桢辑佚，江永川标点：《礼记通论辑本》(下)，《姚际恒著作集》第3册，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04年，第315页。
③姚际恒著，简启桢辑佚，江永川标点：《礼记通论辑本》(下)，《姚际恒著作集》第3册，第316页。
④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4页。
⑤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钱宾四先生全集》第20册，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4年，第103-136页。
⑥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上篇)，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3年，第130页。
⑦杨先生此文最初写于1999年，题为《中庸、大学变成经典的历程》，载于《台湾大学历史学报》第24期(1999年12月)。后经大幅度修订，《学》《庸》分论，《中庸》部分题为《〈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初载于吴震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90518页；后又收于杨儒宾：《从〈五经〉到〈新五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第195-238页。
⑧杨儒宾：《作为性命之学的经学——理学的经典诠释》，《从〈五经〉到〈新五经〉》，第22页。
⑨杨儒宾：《〈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从〈五经〉到〈新五经〉》，第238页。
⑩张华撰，范宁校证：《博物志》卷六《文籍考》，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72页。
(1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浦卫忠等整理：《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12)王葆玹：《两汉经学源流》，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8年，第45页。
(13)蒋伯潜：《十三经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33页；蒋伯潜、蒋祖诒：《经与经学》，上海：世界书局，1941年，第64页。
(14)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6页。
(15)吕友仁：《礼记正义校点前言》，郑玄注，孔颖达正义，吕友仁整理：《礼记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2-3页。
(16)段玉裁：《经韵楼集》卷二《〈礼〉十七篇标题汉无“仪”字说》，《续修四库全书》第143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592页。
(17)黎靖德辑，郑明等校点：《朱子语类》卷八四，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888页。
(18)朱学勤：《郭店简与〈礼记〉》，《重写学术史》，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74-175页。
(19)沈文倬说：“《士丧礼》上下篇的‘记’集中在《既夕》篇末，表面上是一篇，其实是通乎上下的，应该说十三篇有附‘记’。”参见沈文倬：《略论礼典的实行和〈仪礼〉书本的撰作》(下)，《文史》第十六辑，第6页。
(20)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台北：大安出版社，2014年，第249-250页。
(21)当然这不是说这些内容与《礼》没有直接关系，而很可能是这部分内容所对应的《礼》没有流传下来。参见吕友仁：《礼记讲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页。
(22)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0页。
(23)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五三《大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464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二四《职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36页；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卷一三《魏书?王肃传》，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419页。
(24)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七五《荀崧传》，第1976-1978页。
(25)王溥：《唐会要》卷七七《论经义》，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05页。
(26)马宗霍：《中国经学史》，上海：上海书店，1984年，第94页。
(27)杨天宇：《礼记译注?前言》，第30页。
(28)王溥：《唐会要》卷七五《明经》，第1373页。
(29)高明士：《隋唐贡举制度》，台北：文津出版社，1999年，第284-311页。
(30)范文澜：《中国通史》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243页。
(31)关于“子思作《中庸》”的说法，后世学者多有辨疑。参见杨少涵：《中庸考论——儒家情感形上学之创发与潜变》附论第一节《〈中庸〉成书的九大疑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378-408页。
(32)徐复观认为《中庸说》二篇“即今《礼记》中之《中庸》别行者”(徐复观：《中国经学史的基础》，台北：学生书局，2004年，第164页)，所以《中庸说》与《中庸》一样，可能也属于释《礼》性质的作品。
(33)南宋王柏已有此想：“因见《汉志》有‘《中庸说》二篇’五字，心颇异之，求于诸子之列，已有《子思》二十三篇。窃意《大学》、《中庸》当在二十三篇之内矣。”(王柏：《鲁斋集》卷一○《中庸论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56页)
(34)令狐德棻：《隋书》卷一三《音乐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288页。
(35)沈约：《宋书》卷九三《隐逸?戴颙》，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77-2278页。
(36)弘赞：《兜率龟镜集》初集《戴颙处士》，CBETA，X88，n1643，p0055，c10-11。
(37)萧、陶交游的具体情况，可参见王家葵：《陶弘景丛考》第一章《陶弘景交游丛考》第一节《陶弘景与梁武帝》，济南：齐鲁书社，2003年，第23-41页。
(38)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112，a16-18。
(39)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59页。
(40)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112，a27-29。
(41)释道宣：《广弘明集》卷四，CBETA，T52，n2103，p0352，c12-17。
(42)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一卷，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25页。
(43)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
(44)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全集》第一卷，第360页。
(45)关于梁武帝以儒治国以及梁代儒学发展的详细情况，可参考杨恩玉：《治世盛衰：“元嘉之治”与“梁武帝之治”初探》第六章第五节、第八章第一节，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第179-186、230-234页；林登顺：《魏晋南北朝儒学流变之省察》，台北：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100-107页。
(46)丁红旗：《梁武帝天监三年“舍道归佛”辨》，《宗教学研究》2009年第1期。
(47)周一良：《论梁武帝及其时代》，《周一良集》第一卷，第421页。
(48)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五《历代制下》，第356页。
(49)郭绍林：《驳唐代进士难、明经易说》，《史学月刊》2002年第1期。
(50)龚鹏程：《唐朝中叶的文人经说》，《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51)据统计，唐代科考诗、文、赋三试所引诸经次数如下：参见洪铭吉：《唐代科举明经进士与经学之关系》，台北：文津出版社，2013年，第295、300、323页。
(52)涂耀威、周国林：《韩愈与〈大学〉及其相关问题考述》，周少川主编：《历史文献研究》总第二十八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5页。
(53)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642页。《补正》引文“中庸”二字有书名号。根据《中庸》原文，书名号当删。
(54)权德舆：《明经策问八道》，董诰等编：《全唐文》卷四八三，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940页。
(55)韩愈：《韩昌黎全集》卷一四《省试颜子不贰过论》，北京：中国书店，1991年，第224页。
(56)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考功员外郎”，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5页。
(57)周敦颐：《通书?志学》，周敦颐著，陈克明点校：《周敦颐集》，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页。
(58)马一浮：《泰和宜山会语》卷二《颜子所好所学论释义》，吴光主编：《马一浮全集》第1册(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52页。
(59)程颐：《河南程氏文集》卷八《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577-588页。胡瑗试程颐事，见《伊川先生年谱》，程颢、程颐著，王孝鱼点校：《二程集》，第338页。
(60)梁肃：《止观统例议》，董诰等编：《全唐文》卷五一七，第5258页。该文所引《中庸》两句话分别为：“仲尼有言：‘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此在《中庸》第四章。“古人云：‘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此在《中庸》第二十章。
(61)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310页。
(62)出自《闽政通考》，转引自王春庭：《缦胡之缨，化为青衿——欧阳詹与中原文化》，《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63)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八《与王式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245页。关于欧阳詹与蔡、罗隐居之事的辨正，可参阅张伟民：《欧阳詹年谱及作品系年》“肃宗至德二年(757)”条，华中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5年；杨遗旗：《欧阳詹生平考辨三则》，《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64)欧阳詹：《欧阳行周文集》卷六，《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235页。
(65)范仲淹：《范文正公文集》卷一《省试“自诚而明谓之性”赋》，范能濬编集，薛正兴校点：《范仲淹全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04年，第18-19页。
(66)陈襄：《古灵集》卷五《诚明说》《进〈诚明说〉劄子》，《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3册，第526-527页。
(67)王柏：《鲁斋集》卷一○《诚明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86册，第159-161页。
(68)李翱：《李文公集》卷二《复性书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106-107页。
(69)潘桂明、吴忠伟：《中国天台宗通史》，第310页。
(70)赞宁撰，范祥雍点校：《宋高僧传》卷一七《唐朗州药山惟俨传》，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24页。
(71)皇甫湜：《皇甫持正集》卷二《孟子荀子言性论》，《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78册，第74页。
(72)杜牧：《樊川文集》卷三《三子言性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1册，第580页。
(73)王应麟：《玉海》卷三四《天圣赐中庸》，《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943册，第78页。
(74)御赐《中庸》作为常制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考周春健：《宋元明清四书学编年》，台北：万卷楼图书公司，2012年。
(75)叶国良、夏长朴、李隆献：《经学通论》，第673页。
(76)宋濂等撰：《元史》卷八一《选举志》，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019页。
(77)章太炎：《论诸子的大概》，章太炎著，章念驰等整理：《章太炎全集》第二辑《演讲集》(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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