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再来看看黑格尔的优势。也可以分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与康德相比，黑格尔最大的优势不是在理想方面，而是在对现实的理解方面，也就是在他的历史观方面。在西方哲学史上，黑格尔是第一个把逻辑和历史看成一体的哲学家，他的逻辑不是形式逻辑，而是从现实生活中看出来的历史必然性；他的历史也不再是一些经验材料的偶然堆积，而是一个有某种规律的必然过程。后来马克思说一切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并提出历史唯物主义来颠覆以往一切形而上学，最初的想法就来源于此。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们理解为历史决定论或历史宿命论，而这也的确在某种程度上是黑格尔哲学中的消极方面。但人们往往忽视了，黑格尔的历史观还有另一个积极的方面，就是他对“现实”(Wirklichkeit)的理解其实是立足于每个个体的自由行动、激情和欲望之上的，他对这方面抱有极其强烈的兴趣和“巨大的现实感”。他赞赏历史人物在历史事件中的主动性和能动性，这些人物往往可以凭自己的自由意志和个人素质影响历史的进程，而上帝给他们所规定的命运正是借他们之手而实现出来的。甚至可以说，上帝、历史必然性在现实中只不过成了这些历史人物的自由意志行动所打出的旗号，或事后对他们的行为的加冕，人的个体能动性则以上帝的名义得到了极大的发扬。没有上帝的保障，个人的自由意志只不过是偶然的发作，不可能具有普遍的本体论意义；但有了上帝的担保，人的主体性就成为了世界历史的能动的创造者。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笔者认为，黑格尔才真正确立起了“主体性论纲”。主体性论纲绝不可能是为所欲为和内心独白，而应该是以个体性为基础的个体性和普遍性的矛盾统一体。因此，这种历史观固然有可能陷入历史决定论的一面，但其实并不排斥历史创造论，而是在个人和历史规律、英雄和人民大众、主观意志自由和客观现实必然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张力。黑格尔的失误在于他为了完成自己的体系，最后把这种张力扬弃在他的理性神学中；但在此之前，他对这种张力的阐发达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超越了在他之前所有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对而言，康德在这方面就逊色得多，他的历史中的“天意”(vorsehung)固然暗示了某种历史中的理性法则，但抽象的“纯粹”理性如何能够实现为现实的历史过程而呈现出这种天意来，这完全是一件说不清楚的事情。当然，说不清楚的事情就不说，这是康德的谨慎之处；但能够说清楚的还是要尽量说清楚，这就是康德的不足了。他之所以无法说清楚，还是与他预先设定的思维模式即固执地停留于知性思维有关，而这正是黑格尔比他更加高明之处。
这就要谈到黑格尔的第二大优势，即对理性思维的根本性的深化，也就是辩证思维的确立。如果说，康德是把知性思维发挥到极致的哲学家，他在这种思维的极限处撞上了辩证法，于是就退缩了；那么黑格尔则突破了这个极限，而将理性思维与人的自由合为一体，熔铸为一种方法论(逻辑)、认识论(真理论)和本体论(存在论)三统一的完备体系，这就是辩证法的体系。一般谈辩证法的人很少有人谈到这一层，即辩证法其实是理性法则与人的自由相同一的表现，因此也是逻辑法则与历史进程相统一的结果，在辩证法上，理性表明自己的最深根源就是人的自由。通常人们限于顾名思义，以为“辩证法”只是人在面对外界对象时主观上采用的一种方法，这种理解不可避免地把辩证法看做一种诡辩术(变戏法)；还有人把辩证法仅仅理解为一种不可违抗的历史规律，于是历史人物的失败往往被称为“个人意志抵抗不了历史的辩证法”。这两种理解都是片面的。真正的辩证法是自由意志本身的行动所表现的法则，抹杀和无视人的自由的人根本没有资格谈辩证法。黑格尔只不过是看出一般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底下其实隐含有人的自由意志的规律，从而把这种隐藏在内容中的规律揭示出来，而创建了一种新型的逻辑，这就是辩证逻辑。所以辩证逻辑不是单纯思辨的逻辑，而是行动的逻辑、自由的逻辑，正因此它也是历史的逻辑。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发展，是千百万民众自由地追求自己的自由的结果，这里面有冒险、有概率，也有范畴，历史的范畴就是体现在每个时代精神中的思维层次，这种层次一旦达到，就不再能够倒退回去，而是显现为历史中的逻辑必然性。由这种观点回头再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和康德的先验逻辑，可以看出它们都是由辩证逻辑中分化出来的，即形式逻辑是辩证逻辑的形式方面的固定化、孤立化，或者说是辩证逻辑的形式环节；而康德的先验逻辑虽然赋予了形式逻辑以内容，即作为认识对象的范畴，但仍然局限于认识论，局限于仅仅从形式方面来规范现实经验内容。惟有辩证逻辑是让内容自己通过概念的矛盾运动而把自己展示出来，呈现为自我意识在自相矛盾中不断上升的过程，自我意识由此而体现了它的自由本质。在黑格尔看来，自由的内在结构就是自相矛盾、自我否定(反身性)和自我扬弃，这同时也是自我意识的结构，它就是一切运动、发展和历史进步的最深刻的秘密。毫不奇怪，只有当他建立起这种辩证理性的法则，他才能提出“历史理性”的概念，而康德也正因为没有把辩证理性当做真正的理性(只是当做纯粹理性的“训练”)，他在历史问题上就只能够限于“猜测”。
黑格尔哲学的第三大优势在于，他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在这方面几乎无人能与他相比。由于辩证逻辑的创立以及对待现实生活的“巨大的历史感”，他将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运用于任何对象时都感到得心应手、所向披靡，无论是世界历史、东西方文化、时代风云、各种思潮和学说、各民族风俗习惯，还是各大宗教、科学、文学艺术乃至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发展沿革，他都如数家珍。正因为他拥有极高层次的方法论来驾驭浩瀚的历史材料，他成为了人类历史上少有的“百科全书式”的大学者。在他心目中，既然现代人类是几千年人类文明史的产物，要深入了解人类的精神，就必须对人类文明和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形成过程进行一番历史的考察和设身处地的洞察。他特别强调的“教化”(bildung)概念正是出自于这一角度，他把人类精神的形成看做是分层次的，是在自我教化过程中一个层次一个层次提升起来的。因此他从不用现代人的观念去强加于古人，而是在每个历史发展阶段都能够准确把握当时的思维水平处于何种层次，并将那个时代的整体氛围如身临其境般地描述出来。而所有这些描述又都是通往今天的思维水平的，都为今天的更高的层次奠定了基础，都能够在今天人类发展了的精神生活中找到它深藏于底下的最早的来源。他的巨著《精神现象学》就是人类的一部精神发育史(或“精神的胚胎学”——恩格斯)，全人类的精神发展阶段几乎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意识形态所占据的位置。他对基督教作为“天启宗教”的分析堪称经典，后来的布·鲍威尔和马克思、恩格斯都大体接受了他的分析；他对希腊艺术和近代艺术的评论被专业的艺术评论家所认可，并对后世的文学艺术批评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些都是康德所远不能及的。康德自认为对文学、艺术是外行，曾拒绝了哈勒大学以高薪(高出他原来收入的一倍)聘请他去当美学教授的请求，他虽然写了鉴赏力的批判，但内行认为他自己的实际鉴赏力只相当于一个普通小市民，他的《判断力批判》的贡献只限于美学的哲学基础方面。另外，康德对宗教的考察，例如在《单纯理性范围内的宗教》一书中，也只限于厘清宗教与人性善恶的关系，而并没有深入分析基督本身诸多教义中的哲理(如原罪、道成肉身、三位一体等的哲学含义，那些在他看来都属于“理性范围外”的话题)，更不用说通过宗教史和比较宗教学来阐发基督教哲学的意义了。他的宗教批判基本上还只是启蒙精神的体现，即体现为简单地否定宗教(“砍掉自然神论头的大刀”——海涅)，尽管他表述得比较缓和，还是遭到宗教界和行政当局的训斥和禁止。我们读康德的书，总是感到他不食人间烟火，高居于抽象思辨的云端不肯下来，尽管涉及面也很广，却色彩单调，缺乏血肉和生气。相反，黑格尔的书即使是《逻辑学》这样高度抽象的概念思辨的作品，读来也感到里面有种厚重和深邃，《精神现象学》则是把整个西方文化精神都包含在里面了，我们中国人没有一定的西方历史文化知识积累，读起来简直就像“天书”。所以这些年笔者讲康德和黑格尔，觉得对康德的书、例如《纯粹理性批判》进行“句读”，只要搞清楚了里面的逻辑关系，基本上不需要太多的参考资料，头一天看一看，第二天就可以上讲台；但对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做句读则大不一样，有太多的言外之意，要查很多的资料，讲一次课至少必须准备三天。
以上分析的康德和黑格尔各自的优势，同时也就是他们各自对方的软肋，可以看出他们在不同的方面各有长短。那么现在可以回到我们的问题：在今天来看，究竟是“要康德，还是要黑格尔？”
这个问题本身是简单化了的，它只代表一种总体倾向，即更加看重哪一方，而不意味着真的要捡起一个，抛弃另一个。所以笔者如果也要简单化地回答的话，笔者主张两个都要。而且真正说来，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或者说不要一个，就会失去另一个。记得大约是在2007年，在北京大学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笔者宣读了自己翻译为德语的论文《康德黑格尔论伪善》，有德国教授向笔者提问说，你更加赞成黑格尔还是康德？笔者回答是想用康德来补充黑格尔。其实，现代西方哲学所走过的历程也证明，在康德和黑格尔之间，要想把任何一方一劳永逸地当成“死狗”都是不可能的。就大陆哲学来说，新康德主义成就了胡塞尔现象学；但当现象学运动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时，就已经半遮半掩地向黑格尔哲学靠拢了；而到了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则在更高层次上全面返回到了黑格尔主义。英美分析哲学虽然直接继承的是休谟的传统，但他们的问题意识显然还是从康德来的。康德把科学知识限制在可能经验的界限内，视为先验逻辑范畴与后天经验材料结合的结果，而宣称超验的自在之物是“不可知”的；逻辑实证主义和逻辑经验主义也认为离开实证的经验对象就没有科学，自在之物不只是不可知，而且是“无意义”的。然而，后期维特根施坦也好，奎因之后的分析哲学也好，都已经开始意识到单纯把超验的东西宣布为“无意义”并不能解决问题。本世纪英美哲学开始向黑格尔有条件地回复(主要是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方面)也证明，只要接受了康德的某个前提，理论自身就会自动地延伸到黑格尔，这几乎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
不仅如此，康德和黑格尔不可偏废的原因还在于，他们各自的优势所反映的其实都是人类理性的优势，也是德国古典哲学本身的总体上的优势。如上所述，德国古典哲学表明：人类理性本身具有最大的包容量；人类理性指向人类心灵的最深刻的本质；人类理性超越一切世俗暂时的经验而具有永恒性；人类理性在个人实践活动和人类历史中显示出连续性和贯通性；人类理性展示为人类自由的阶段性的辩证发展；人类理性在人类文化和文明的各个方面无不占据有支配地位——这就是康德和黑格尔以及整个德国古典哲学所高扬的哲学精神。在德国古典哲学之后，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虽然受到现代非理性哲学的冲击，但是正如胡塞尔所说的，现代一切非理性主义其实都是理性的。我们今天还可以说，当代一切后现代主义其实都是现代主义的变种。所以理性主义是绕不过去的，而德国古典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理性主义的最集中的代表，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也是绕不过去的。当然这里需要区分完整的理性主义和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一个片面的分支，而现今一切“反理性主义者”(irrationalist)都仅仅是反逻各斯中心主义者。因为逻各斯主义在完全的理性精神中只代表它的外部形式方面，而不能完全囊括理性的内核即努斯精神。努斯和逻各斯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了相当完美的统一，而必须将这两者结合起来的暗示最初是由康德哲学提供的，如他的自我意识的“统觉的本源的综合统一”既是逻各斯(先验逻辑及其范畴)的最高条件，又是认识活动的能动的自发性的生长点。这正是黑格尔(以及费希特、谢林)从康德那里所吸纳的最重要的成分。这种具有张力的统一体一直贯穿了整个德国古典哲学的进程，它就是德国古典哲学从总体上所坚持的完整的理性的含义。没有人能够和完整意义上的理性主义作对，而所谓的“非理性”(unreason)，也只不过是对理性的消极的逃避，或者对理性缺乏自我意识，甚至是掩耳盗铃式的偷运理性。这都是德国古典哲学之所以在西方哲学史上能够长盛不衰的原因。
最后，就中国学界而言，我们传统中最缺乏的恰好就是理性精神。中国的“理”(天理)不是理性，而只是现成秩序和既定规范(“天经地义”)，它是不需要动脑筋(判断推理)而只需要服从的。因此我们长期以来也把西方的理性理解成抑制和放弃自己的自由而服从外来规范(“以道制欲”)，因为“天理”是不会错的，也是天然善和美的，至于为什么这样，是不能问的。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基因中固有的缺陷。我们学习西方的理性精神则是治疗中国当代文化危机的不二法门，而对此最好的办法，就是从德国古典哲学人手。笔者曾经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称之为中国人“思维训练的夏令营”，其实整个德国古典哲学都是如此。康德的“纯粹理性”将理性思维的出发点交到我们手中，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历程向我们展示了理性本身在整个宇宙范围内五彩缤纷而又井然有序的活动的作品。中国人直到今天还不大会思维，而基本上是“感情的动物”，他们太长久地压抑了自身本质中最可宝贵的潜能。这导致中国人至今不会合理地设计自己的经济活动、政治制度，归根到底，不会合理地筹划自己的现实人生，以应对已经大大改变了的世界格局。而在这方面，德国古典哲学是中国人在当代所必须经受的“科班训练”，未经这套训练而匆忙引进各种外来的最新时髦，只能是食洋不化和“野狐禅”，是立不起来的。最近几年康德哲学在中国有一个小小的热潮，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但对黑格尔的研究相对而言仍然有些滞后，这可能与国外康德学仍然是当代最主流的学术话题有关。但我们不能老跟着国外的潮流跑，还要着眼于我们自己的需要。单纯研究康德而不顾黑格尔，这并不能够完整地把握西方理性精神的全貌，也不利于我们掌握完整的理性思维。
因此笔者的结论是：既要康德，也要黑格尔。
①根据海涅对黑格尔的描述，“我有一天对于‘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这句话感到不高兴时，他怪笑了一笑，然后对我说：‘也可以这么说：凡是合理的必然都是现实的。’他连忙转过身来看看，马上也就放心了，因为只有亨利希·贝尔听到了这句话。”(参看海涅：《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海安译，商务印书馆1974年，第161页)。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充分肯定了黑格尔这一命题的革命意义。
原文参考文献：
[1]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编：《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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