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激进左派的某些论述，我是有保留的。因为他们没有为自己追求价值提出可行的实践路径，过于依赖反美主义来提升公共影响力。美国在国内和国际事务中的各种问题当然很明显，但想象另一种图景也需要一种正面论述。其实西方有学问很好的左派学者，比亨利·莱维好多了。但莱维的文章，虽然文风有些浮华，也切中了要害。如果左派的反暴政议程除了反美主义之外乏善可陈，那么总会出现亨利·莱维这样的人。就学术水准而言，无论是法国的亨利·莱维，还是德国的理查德·大卫·普雷希特，他们的水平要比我们这边的许多知识分子高多了。另外，德国还有一个更年轻的哲学教授马库斯·加布里尔，他在学术上也更扎实一点，也有公共影响。
我其实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批评，他们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是迎合市场，这是见仁见智的事情；而且，学院里边非常高冷的学者，出来做学术普及也未必比他们做得好。一般来说，大家是分工不同。
萨特。
燕京书评：你曾经说过，如果用学术语言说，你自己的立场比较接近罗尔斯所代表的那一派，“算是平等主义的自由主义”，这种立场在美国算进步派，但在欧洲的完全算不上激进。众所周知，现在的西方左派（尤其是美国）在大学、学术界和媒体中都很强势，这种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自己的立场是否与这种“大势”有关？
刘擎：我写《西方思想年度述评》这些年下来有一个明显感觉，我本来在这些问题上偏左，但现在我觉得我越来越走向了中间派，甚至保守。后来我发现，不是我变了，而是时代变了，是它的坐标系变了。我本来在左边，坐标系移动了以后，我就从左变到中间派了。时代有发展，历史有变化，然后我可能赶不上时代进步的步伐，被甩在了后面。
最明显的事件是2020年的《哈泼斯》杂志（Harper's）的公开信《一封关于公正和公开辩论的信》，批评取消文化，呼吁言论自由。签名者包括乔姆斯基、福山、罗琳等等。他们支持“黑命攸关”运动，但又质疑激进社会运动可能助长了“取消文化”（或译作“封杀文化”）的蔓延。也就是说，反种族主义和女权主义等进步主义理论，可能造成对言论自由的侵害，形成一种新的道德教条和禁忌。他们对此很警惕，于是联名呼吁。这封发表出来以后，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批评的声音更强大。
维护言论自由这个立场，在原则上是正确或者基本正确的。但是，对激进左派来说，在社会抗议风起云涌时发表这一篇公开信，总让人觉得动机不良，或者至少在效果上，这些人“在转移斗争大方向”。另外一个有点学理性的问题是，言论自由本身并不意味着没有任何禁忌，只不过以前受到打压而被禁忌的言论来自弱势群体，而现在这些自由主义“当权派”（establishment）的言论受到了批评，就感到危机了。那么需要探讨的是，进步是否意味着必须通过封杀一些言论才能解放另一部分被压迫的言论？是不是一个此消彼长的关系？是不是有可能扩大可允许的言论空间？这是需要探讨的和可以争论的问题。
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保守派被驱逐出主流的大媒体，但他们有自己的网站，有《国家评论》杂志等阵地，仍然可以发声。此事一出，保守派就在那里幸灾乐祸，说你们现在受不了了，当时你们就是这样打压我们的，我们被你们打压够了。
我觉得，宽泛意义上的进步派应当更聚焦社会经济的平等公正议题，这些当然跟种族、性别等问题的文化维度密切相关，但现在对于文化问题、语言问题过于敏感了。这个敏感性是需要的，但要有一个分寸感问题。比如说我们都不能说“父母”这样的词，是因为性别有很多种，你说父母就变成只有两种情况。这种问题在某个意义上仍然值得探讨，但这样一来我担心进步主义的议程就过于分散了，甚至会面目不清。当然，也可能是我自己过于老派了，在有些方面，我可能需要接受年轻学者的再教育。
弗朗西斯·福山（来自视觉中国）
贫富差距过大，会不可避免地导致社会分裂
燕京书评：你在2016年就发表演讲说，西方主流思想的发展走向是从冷战之初的“单声部”重新呈现出“多声部”的汇流趋势。如果以当下的情形来看，这种多声部的却是似乎越来越强，为什么？
刘擎：历史的背景很重要。在1930年代，现代性的世界有三种版本，一种是是英美的，还有德国的和苏联的，大家彼此竞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这条道路失败，就剩下苏联和美国的道路，两者互相竞争。然后又过了40多年，苏联解体。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更加坚信自己的道路，这是一个很大的诱惑，所以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当时产生了特别大的影响。这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他也提出了一套理论。
后来西方遭遇了两次冲击：一个是2001年的“9·11事件”，来自外部；一个是2008年金融危机，来自内部。因为历史终结就是历史的目的，End of history是不是能作为一个历史终结？我认为福山在理论上有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他将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与普遍承认几乎划了等号。他用黑格尔、科耶夫传统讲承认是很重要的，他认为到了自由民主制，每个人都享有普遍的权利，所以斗争的动力就没有了，历史就终结了。
但现在，西方的两极分化这么严重。例如，我们俩具有抽象意义上法律界定的平等权利，我和你都有公民权，都有表决权等权利，但我是坐凯迪拉克来的，你是坐地铁来的，我们俩怎么可能相互承认？这就是说，法律抽象意义上的权利，并不能给每个人同等的尊严。
冷战结束以后，西方经历了大概有十多年不到二十年的兴奋，经过了“9·11事件”和金融危机以后，就有一个震荡。西方主流思想为什么是多声部呢？因为西方的体制不行，不代表以前的德国模式、苏联模式就是好的。我们好像进入到库恩讲的范式革命时期——范式转换还没有完成，旧有的范式不行了，新的范式还没有建立，所以它叫科学革命的无政府主义时期，就有各种各样的探索。是不是可以与北欧社会主义某种因素结合，然后搞比较市场化的自由主义？当年有许多知识分子仍然觉得里根、撒切尔时代是最好的，后来搞错了，所以就会出现一个“多声部”。
当西方的很多标准模式变得可疑，那么中国模式是不是一个好的选项呢？不仅是对中国好，对西方是不是也是一个可以借鉴的资源？这里边有什么，我不知道。英国学者马丁·雅克写过一本《当中国统治世界》，这样的西方学者也是有的，他们愿意说中国模式对世界也有意义。
我觉得，现在“多声部”里面的噪声，是因为主导模式出了问题。
美国一些民众把特朗普当做了救星。（来自视觉中国）
如果没有资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竞争
燕京书评：你在《二〇〇〇年以来的西方》说，从2016年开始，西方知识界陷入悲观，从你接下来三年的西方思想年度评述来看，此后这种悲观似乎有增无减。这究竟是西方知识分子的居安思危，还是西方面对的困境前所未有？难道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纠错能力没有信心了吗？
刘擎：我不认为西方面对着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也没有认为西方现在的危机超过了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超过了二战，超过了冷战——就美国而言，也没有超过南北战争。它并不是史无前例的，也不是最严峻的时刻。像你说的，西方的知识分子就是一天到晚警告，这样一种知识分子传统对国家来说是好事，它让人们时刻警惕，不要觉得我们很强盛了，就可以掉以轻心。其实，知识分子乐观的时候很少，而且乐观的人都被认为肤浅，深刻的人总是悲观。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特色。
但你要看到，现在有一些新形态的问题，这倒是史无前例的，但这不是说它危机的严重性。最明显的问题就是贫富差距到了过于严峻的程度，特别是在美国，中产阶级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三十多年绝对收入没有增长，这是很麻烦的事情，而且你没办法。比如，美国人的预期寿命连续三年下降，这是不可思议的。然后会有一帮人绝望，他觉得没法参加资本主义这个游戏，根本进不了门槛。所以，很多人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因为特朗普就像一个救星，人在绝望当中就会寻找这样的救星，所以政治会非常分裂。
这是新的问题。以前底层民众的话语权比较少，没有存在感，也不显现。由于现在有社交媒体，而且有社交媒体的集结，他就在场，所以它会导致美国的政治极化，社会分裂——它会让民主不稳定。所以，它有现实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当中国崛起以后会对他们的产业带来影响，它的发展没有像以前那样能够持续稳健。蛋糕做不大，又分不好，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麻烦。总的来说，忧患意识是西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但现在西方确实面临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在美国，10%的人大约占有80%的股市财富。所以，现在有一个所谓金融资本主义的问题，以前我们只讲收入，但现在投资收入要比工作收入高得多。在中国，谁如果在20年前多买几套房子，他就根本不用上班，他房子增值的收入远远超过他这些年的工资收入。如果没有资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进入有意义竞争的游戏。这就会让人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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