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3月20日至27日，第四届“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在云南图书馆内举行，四个展厅同时上映不同的影片。这个两年一度的影像展，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大的民间纪录片影像展示平台。这届影展不仅汇聚了两年之内纪录片作者们的最新成果，而且还特别提供“村民影像”、“社区影像”、“人类学影像”(包括东南亚)展映。鉴于许多作品都将目光放在了中国广大的乡村社会，影展的举办者特地开办了一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的讨论，为期一天，参与者众多，讨论热烈，甚至引发本届影展讨论中最为激烈的争论，内容涉及影像的个人自由及社会责任等，在本人眼里也显得尤为珍贵。
纪录片老将吴文光为这次影展推出了八部影片。这八部影片的作者不是老吴，而是贾之坦(湖北)、王伟(山东)、邵玉珍(北京顺义)和张焕财(陕西)，每人两部。2005年，老吴主持了由欧盟与中国民政部合作开展的《村民自治影像计划》，因而有了十位从来没有摸过拍摄机器的村民，来到老吴位于草场地的工作室接受简单培训之后，拍出了他们有关自己村子的影片。记得当年在草场地观看邵玉珍的《我拍我的村子》(10分钟)，笑得眼泪都快掉出来了。这位五十多岁的农村妇女一点也不怵机器，端着个小DV就像抱着个老母鸡，在村子里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称得上“勇猛无畏”。笑声中，我们这些所谓“评委”，一致给了她“一等奖”。
这四位都是当年此项计划中的拍摄者。他们新的影片被共同命名为《我的村子2006》和《我的村子2007》。老吴的工作方法是尽可能让这些人自由发挥，拍他们自己想要拍摄的，摄下他们认为是有兴趣的，而不是拿任何专业的框架来限制他们。比之2005年，这批作品还是他们亲自上电脑剪辑的，这样更加保证了留下他们认为是有意思的素材。因此，这四个人所拍出来的八部影片，与他们的个人气质十分接近。本人抵达“云之南”的时间晚了点，只来得及补看他们每人的那部“我的村子2007”。
贾之坦先生最为年长，大约六十岁左右，曾经做过大队会计，这两年还在当地带头办起了“柑橘合作社”，为合作社的村民们提供柑橘生产的技术辅导。比较起来，他对于村里的事务介入最深，他的镜头也更多捕捉了村里公共生活的场景及内容：农村信用合作社、走过场的换届选举、法院到该村的流动办公、扑救山林火灾，很多情况下他表现得像是一个“记者”。出于天然的责任感也会将他带到某个“危险”的地步：当地煤矿带来污水污染，村民们踊跃签名(比选举积极多了)要求治理，贾之坦带着他的DV进了镇政府，对方追问他“是哪个单位的”，要求他“首先出示证件”，要想拍摄必“得到我的允许”。有关污染事实上他另有一个20分钟的短片，直接寄给了国务院温家宝总理，并且得到明确批示。这件事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告诉他的，然而市环保局因此而弄出的治理方案迄今没有得到落实。关于“摄影机有没有力量，有无效果”，贾之坦先生的看法是：“作为13亿大国的一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但是，我觉得在我手中，确实是一件不可抵挡的力量。”
然而来自山东的王伟先生却表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是这些来自乡村的拍摄者中最为年轻的一位，当兵复员之后，血气方刚的他，曾为村里土地分配问题奔波努力，拍摄过短片《分地》。平时上网，听流行音乐，对外面的世界了解很多。这部《我的村子2007》一上来几个空镜头释放了他的孤愤情绪：寒冬中的枯枝、空中的孤鸟、大雪覆盖的田野，那是一个噤声的世界。影片在诸多日常生活镜头之间，捕捉、贯穿着一个主题，那就是人们对于选举出来的村官们的极度失望。有人大白天在家给自己的大院上锁，以防村干部突然进入，因为他们“说打你就打你，(去年)叫他打了两回。”片中还有一位叫做“连双”的村民被村主任打得耳膜撕裂，他的哥哥气得发狠要拿自己的命“豁上”：“反正活着也没法过，叫他们踩贱死了，欺负死了”。王伟本人因为村里几十万不该卖的沙与村官大吵一场，在影片中也被记录下来，长达十来分钟。 “村子越来越危险，我想解释为什么危险”，王伟说。但是，他仍然否认纪录片能够改变现实：“假如能改变，我就不玩这个了。我也不指望能改变什么。”除了“危险”，他使用的另一个词“绝望”，也令人印象深刻。
王伟的激愤、悲愤出于他的正义感和公平感。从他的话中听得出来，他不是不想承担村里的公共责任，他也没有在残酷的现实面前闭上眼睛，而是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以及带来的焦虑。因此，当他说：“我拍的是我想拍的”、“我做的东西是为我自己做的”，从中听出的意思应该是——他首先面对和承担的是自己无能为力的处境，是那种不能够再多做一点的悲哀，而不能仅仅听成是“个人影像自由”的表达。当然，作为个人的王伟，也拥有与他人同样的“个人影像”的自由和权利，并不能因为他是一个“村民”，他就不能运用影像自由地表达自己，只能是“从村民中来，回到村民中去”。因此，经常面对这样的提问：“是否将你的影片在村子里放过吗”，王伟感到不快。根据自己的经验，王伟觉得将自己的影片在村里放映并非是一件明智之举。村民们对自己身边的影像不感兴趣，那是同一份无能为力的体现，王伟与他们分享着同一种悲哀。他没有义务一定要再度触动人们的无力与伤痛。他说自己与村干部吵架那一场，自从剪辑过后，他本人再也没有看过，看了不舒服为什么要看?这种不得已的狭窄处境，需要充分体谅和尊重。
邵玉珍女士与张焕财先生没有像王伟这样去表达，但是也能够想象他们的实际处境，想象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的无能为力。一个人在某个格局中的位置和关系，不会因为手上多了一个小小机器而发生根本改变，他原先是什么人，现在还是什么人。期待仅仅是拍摄机器可以给人带来新的面貌、新的命运，这是一种奢望。贾之坦先生之所以走得比较远，可以说与他从前担任大队会计这个公共身份有关，他对于公共叙述的脉络早先便有一些准备，而其余人不都具有这样的经历和经验。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们在其所处环境所遇到的种种限制，是理解他们的影像和言词的必要前提。尽管他们也会像个人影像作者那样表述说“所拍的正好是自己想要拍的”，但是说到底他们并不是充分自由的，他们的影像也不是自由的。他们受其生活环境也是拍摄环境的牵制，是其他个人影像的制作者不可比拟的。起码，他们不能一拍走之。 因此，在他们面前谈论“个人影像”，或者将他们的影片直接视作“个人影像”，同样也许是一种奢望。的确，他们在吴文光老师这里是自由的，吴老师从来不对他们指手画脚，但是他们并没有因为吴老师正确的工作方法，便在自己的拍摄环境中拥有更多的自由，从而也使得自己的影像显得更加独立。吴老师期待着由“他们自己在说话”，这个愿景不可能因为机器在他们手中便自动实现，而是有待这些人在自己村里现实当中，是否能够自由自在地说话和做事，而不存在任何干扰和压力。如果将他们视作“一个独立的作者”(吴文光语)，还可能带来另外一个质疑：是否需要运用双重眼光来看待这些出自乡村朋友的影片?这些影片到底是“村民的”还是“影像的”?在类似质疑面前，一般老吴会拿出一种“反专业人士”的立场，但是仅仅依据拍摄者的“草根出身”作为评判其影像的标准，认为只要是他们拍下的，就“句句是真理”，就只能“照单全收”，而不存在讨论的空间，也很难说是恰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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