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括地说，这些来自乡村的朋友当然可以自由地拍摄他们自己的个人影像，但是这归根结底要看他们事实上是否是自由的。就像我如果宣称自己的写作从来都是直抒胸臆的，那也是完全不切实际的。当我对王伟说——“你与我拥有同样的自由与空间，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这是针对和回应这样一种奢侈要求，即王伟必须将他的影像放回到他的村子里去、他的影像必需对他的村子负责;但是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说王伟实际上拥有与我同样的自由，那便是委屈了这位山东汉子，他的处境比我要艰难多了。
在谈论“社区影像”之前，需要先做一些其他的功课。对一些从事影像或者艺术类工作的人们来说，对于“个人自由”或者“个人独立”这样东西，大家耳熟能详，并将之视为“不可侵犯”的，这完全可以理解和接受。尤其是在我们共同经历的历史当中，曾经有过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庸俗社会学”占了上风，它要求包括影像在内的所有表达，都必须响应和服从来自“社会”要求，必须承担某种“社会功能”。人们后来花了不少力气，才逐渐清除了这种东西。我自己也正是在争取艺术创作自由的氛围中成长的，并从中获得看待这个世界相对独立的眼光。
但是我得承认，人们清算和抛弃这种违背艺术规律的做法时，当年只会想到“独立、自主的个人”，而没有想到“独立、自主的社会”这样一个命题，我们的知识范围并没有达到能够准确地区分“国家”与“社会”这两者，不知道原来在我们的环境中，与“个人”一样，我们的“社会”也是处于国家高度控制下，缺乏应有的活力和自主性。因此，来自“社会”的诉求，并非仅仅是一个令人压抑的要求，而同样是一个自主性和解放的诉求，是打开一些新的空间而非关闭它们。因此才有了这几年“重建社会”的提法，也有了所谓“公民社会”的要求。而恰恰是这些，对于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但其实，它与“自主性个人”处于同一个层水平面之上，凡是适合“自主性个人”的道理和逻辑，也必定适合“自主性社会”。换句话说，凡是主张“自主性个人”的人们，便不应该与“自主性社会”的诉求发生冲突，不应该将来自“社会”的所有要求，都视为外在的和强加性质的力量。
“社区影像”便与这样一种“自主性社会”的诉求有关。“社区”同样属于“草根”范围，而社区的“自主性要求”，则更多地体现在社区人们之间的互动，以及共同管理上面，它把力量的重心放在了“人与人”之间而不是单个的个人。然而这么做，并非是以取消个人为前提，此时所谓“自主性社会”，是由独立、自主性的个人所组成，是这些自由的人们之间互相交流沟通的关系。当然，在“社区”或者建设“公民社会”的活动中，其旨归并不在于影像的收获，影像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辅助的手段，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触媒，它并不能脱离社区或公民社会单独存在，也不能发展为一项单独的社会运动本身。但是，这并不能抹杀社区影像也同样拥有自主和自由的性质，与独立的个人影像之间有着许多可分享之处。那种不分青红皂白一提到“社会”就头疼，并因此对于社区影像采取一种不屑态度，是这些人自身逻辑的不彻底所致。当然，社区影像首先是为社区的人们而存在的。一般来说，它是由社区的人们自己拍摄，实际上经常由他们共同参与完成。
这场“纪录影像与乡村社会”讨论的下半部分，便主要针对“社区影像”，由云南社会科学院的郭净研究员主持。郭先生曾任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云南省博物馆馆长，常年来从事人类学田野调查，自己拍摄纪录片并主持过社区教育项目的纪录片工作坊，是这个领域中的率风气之先者，并写得一手好文章。瘦削而笑眯眯的郭净先生并不急于显示自己的观点与力量，将下午的主持做得既轻松又有节奏，令我这样的迟到者补上重要的一课。
《我们该怎么办?》是来自云南摩梭族落水村的一个32分钟的影片。讨论介绍时，主要制作人被他的同伴称为“尔青”(这个发音。)回家看材料才发现“曹红华”这个名字，应该是那位叫做“尔青”的摩梭人的汉名吧。谢春波女士在介绍尔青出场时，特地提到了他还是一个小小乡村影展的“策展人”，他曾经在自己的村子里举办过一个有关摩梭人影片的展览，那是一些旅游者所拍摄的关于摩梭人的影片，尔青将它们收集起来放给村子里的同胞看。这一放映非同小可，马上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对于外来者所拍摄的影片，本地摩梭人的不满在于，第一，外来人仅仅拍摄了此地美丽的风光，而没有谈到他们自己关心的问题，比如说如何保护他们的文化，当然这些问题应该由他们自己提出和来解决;第二，外来人的许多眼光集中在“走婚”这种形式上面，同时已经对它造成了许多误解，被理解成一个“乱”字。但其实摩梭人是非常严格的。谢春波女士补充了一个细节。有一次她与尔青说起“你的侄女谈朋友没有”，尔青的脸顿时红了，并责怪“你为什么和我谈这个话题?”因为在摩梭族的传统中，上下辈之间是不允许谈论有关婚嫁的话题的，这也是摩梭族特有的“害羞文化”。 尔青决定拍摄一部落水村摩梭人自己的影片，那也是村子里的人们共同参与的影片，大家在一起开会商量到底拍一些什么好。此时，影片就像一个“火塘”，令村子里的人们再度聚到一起，反思社区目前存在问题并集体商量对策。针对变成旅游村的变化，人们最终形成了十多个话题，并围绕这些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影片开头一位妇女所说的很有代表性：我们摩梭族现在就像一部电脑，什么都进来了，什么都能看到;但是“电脑有杀毒软件，我们没有杀毒软件”。一位大叔回顾了该村旅游开放的过程：第一次他带23位游客在水面上划船，游客都是女的，就他一个男的，大家耻笑他;后来不仅他自己适应了，其他人其他村子都开放搞旅游了。他们开始对待游客十分热情，便划船边唱歌，游客们相当满意。到了后来，歌也不唱了，也不请游客来家吃饭了，光告诉他们餐馆在哪里。有人问尔青，“假如你不是一个摩梭族你会拍什么?”这种提问是将尔青当作一位“个人影像”作者了。尔青的回答强调作为一个摩梭人与作为一个外来人，所拍出来的影像是不一样的。他声称“我所做的，带有思想性”，是面对村里现实及其问题的思考。听尔青发言，我想起了藏族导演万玛才旦，他说自己曾经同时用汉语和藏语写小说，用汉语写的是一些人类普遍主题，比如孤独、死亡，而用藏语给同胞写的，是“批判现实主义的”，是提供给当地人们思考的。面前的这位尔青与万玛一样，都是本民族有进步思想、有头脑的年轻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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