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昂纳尔·特里林和批评的想象力
——论批评家的“道德现实主义”
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 著 吴万伟 译
对一个大名鼎鼎的“纽约知识分子”圈中的明星，对政府为“杰出知识分子和在人文科学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而设立的杰斐逊讲座的首位演讲者，对论文集《自由的想象》自1950年首次出版以来（最新的版本是2008年）已经有五六种版本，精装本出售了七万册，平装本超过十万册的作家来说，《特里林为什么重要？》实在是一个令人好奇的辩护性标题。1 但不幸的是，这种辩护性口吻被证明是正当的。虽然他的著作可以轻易看到，但莱昂纳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今天在学术界几乎已经不为人所知了，除了偶尔可能在书或文章中被提一下，而且往往不是称赞而是贬低或批判。
亚当·柯什（Adam Kirsch）试图恢复特里林在文学界和思想界的应有地位。他告诉我们，作为1990年代中期的英语专业学生，他从来没有阅读过特里林的著作，甚至没有在课堂上听人讨论过他。只是到了后来，他自己遇见了这个批评家，纯粹出于“好玩”来读他的著作。但是他惊讶地发现特里林实在太重要了，而且因为他非常遗憾地观察到文学本身似乎越来越无足轻重，所以越发感到他的重要性。1991年，国家文科基金会前任主席达纳·乔欧亚（Dana Gioia）写了一篇文章“诗歌重要吗？”（请参阅“用复杂的、挑战性的快乐取代轻松的快乐”《学术中国》“学术周刊”2007年7月B ?id=10078），抱怨诗歌已经不再重要，和小说不同，它已经变成了小而孤立的团体的专业化呼喊。五年后，小说家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表达了对小说的同样担忧，他责怪人们忽略小说只关注电影和网络。在2004年，国家艺术基金会（the nea）的调查显示对任何一种文学的阅读都戏剧性地下降，尤其是在年轻人中。
接着，柯什坚持，特里林重要是因为他理解的那种文学的重要性。人们一直批评他的小说《旅途中间》所创造的人物不过是观点的代言人。同样的指控还针对他的文学批评，据说他把小说和诗歌看作有关社会和政治观点的工具而不是对个人经验的审美反应。柯什反驳了这种反对意见，把特里林的文学批评提升到文学本身的“原创”和“自主性”地位，认为文学批评不仅反映了与小说家和诗人对经验的同样的审美敏感性，而且反映了小说和诗歌本身隐含的社会和政治观点。
柯什的论述非常谨慎和微妙，他不愿意把特里林贬低为社会评论家或更糟糕的政治评论家，但他充分承认特里林的文学批评的社会和政治特征甚至意图。“特里林比20世纪任何美国知识分子更多地支持这个原则，即如果没有文学想象力社会和政治就不能被充分理解。”在特里林看来，文学想象力中最重要的内容是“道德想象力”，而道德想象力——不是当今道德主义者激发的有关同性婚姻、堕胎之类辩论中的宣言或声明，真正的道德想象力超越这种教条式的道德化倾向，因为它充满“道德现实主义”，它是一种“并非意识到道德本身而是意识到道德生活的矛盾、对立和危险的”现实主义。
正是“道德现实主义”和“道德想象力”的这种结合成为特里林批判“自由的想象”的基础。该术语第一次出现在他论述福斯特（E. M. Forster）的书《福斯特和自由的想象》的标题中：
福斯特虽然长期以来遵从自由主义的原则，但他与自由的想象充满矛盾和斗争。当然，如果自由主义有一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想象力的缺乏：自由主义总是感到惊讶。
感到惊讶是因为“自由思想”对道德本身持有非现实主义的和简单化的观点。它认为“好就是好，坏就是坏。在善良与邪恶的观点面前，其想象力就失灵了。”它不能接受这个“不大可能的悖论”，而这种悖论恰恰是伟大的保守派思想家约翰逊、伯克和阿诺德非常透彻地理解的东西。
1964年，在对那边书的新版本的序言中，特里林解释了他使用那个章节的标题作为他第一本文集的标题“自由的想象”。这是非常合适的标题，因为它是本书（其实在我看来他后来的多数著作也是如此）的主要议题。在该序言的第一页中，特里林说出了常常被人引用的话，在美国，自由主义“不仅是主导性思想传统而且是唯一的思想传统，”“保守派或反动派思想根本不可能成为普遍流行的观点”。但很少被引用的是他随后做出的修改：“虽然没有这种观点，却存在保守派甚至反动派的非常强烈的‘冲动’。”为了找到保守派思想而不仅仅是冲动，特里林不得不求助于英国人，求助于无可挑剔的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穆勒鼓励自由主义同行熟悉柯勒律治（Coleridge）“强调的保守思想”，并视之为对自由主义“弱点和沾沾自喜”的矫正。虽然穆勒本人不同意柯勒律治的政治观和先验论观点，但他尊重它们，因为这些观点让自由派想起作为“智慧和政治必要性的”“多样性和可能性”，想起“文学和政治学之间不可避免的亲密关系，虽然这种联系不一定总是明显的。”
特里林正是把柯勒律治这种文学和政治的观点通过穆勒传达给美国国民。序言最后说，文学批评家的功能是提醒自由派“文学是对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进行最充分、最准确描述的人类活动。”（序中提及但没有被收录在本文集的更早一篇文章中，特里林甚至做出了更大胆的建议，自由派应该认真对待艾略特（T. S. Eliot），不是把他作为诗人而是作为《基督教社会思想》的作者，对自由派来说，这是比柯勒律治更加具有颠覆性的思想）。
“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以及他处、微妙性、模糊性、偶然性、悖论、反讽——这些词不断在特里林的著作中出现。它们是他的签名，可以说是真正的文学想象力的定义性特征，与简单化的自由派想象力形成鲜明对比。有时候，特里林因为在分析小说和诗歌时的复杂性、微妙性和困难性而遭到嘲笑。柯什在两个方面为他辩护：复杂性原则适用于笼统的文学和它在文学批评中呈现出来的方式。特里林自己的想象力——无论是文学的还是政治的——体现在他的众多著作中。他论述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和福斯特的书就像75年前一样仍然是权威性的和犀利的。他的一百多篇文章涉及众多话题如奥斯汀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济慈和艾略特、吉卜林（Kipling）和亨利·詹姆斯、卡夫卡和弗洛伊德，充分反映了完全适用于多样性和复杂性的批评家的敏感性，另外一百多篇评论，每篇都有几页长，连同他自己创作的大量诗歌、小说和戏剧集结成一本《文学体验》。他在晚年的演讲集《诚与真》与他一生的工作、观察一致，正如他在《诚与真》的绪论中说的“在不断进步中的道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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