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什在一本小书的范围内成功传达了这些著作的精神，他以特里林的精神做到这些，赋予其著作一种人们在读特里林著作时获得的那种细腻和深刻。柯什还介绍了不仅是作为文学批评家而且是作为出类拔萃的知识分子的特里林。他的文学批评的广度和深度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更加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文学批评家通常感到生疏的领域——哲学、历史、政治学和社会学等被称为思想史的东西的造诣。
他的第一本书《论马修·阿诺德》包括了通常和阿诺德联系不紧密的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伯克、边沁、卡莱尔、穆勒、马克思、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而且不是泛泛之论。他后期的著作同样丰富多彩，令人印象深刻——对狄德罗的《拉摩的侄儿》、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或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满》的反思。他的这些著作对现代性条件下的道德生活的复杂性和困难性做出了入木三分的深刻解读。其他文章也发人深省，有时候驳斥了人们熟悉的对他忽略或贬低其犹太人身份的批判。如“华兹华斯和拉比”把诗人放在不大可能的犹太教背景下，里面有长长的讨论和引用拉比的小册子《父亲的伦理学》（Pirke Aboth)的段落。前苏联作家伊萨克·巴别尔（Isaac Babel）有关哥萨克军团的犹太人的书促使他反思犹太人身份的本质，即用道德价值而不是民族性来定义。
在写《特里林为什么重要》时，柯什不得不谈论另一种更严肃的批评：特里林对自由的想象的批判构成了自由主义批判的一部分，因而是对保守主义或者新保守主义的一种认可，正如康尼尔·韦斯特（Cornel West）一篇文章的标题所说的“莱昂纳尔·特里林：新保守主义教父”。柯什承认，特里林的某些早期文章导致人们这样解读。柯什认为一个“国家主义的自由派”或许受到吉卜林文章的启发严肃对待仁慈的法律或许造成并非有效实施该法律的结果这个事实。
导致某些纽约知识分子在1960年代在欧文·克里斯托尔的杂志《公共利益》上批判福利国家的因素与对这种冲动的经验主义怀疑相距不远。在这种时刻，把特里林和新保守主义联系起来的知识分子族谱就变得清晰可见。
柯什本人有时候也使用具有明显新保守主义特色的术语。在福斯特著作的“好与坏”话题时，他评论说自由派没有能认识到好可能因为“意料之外的后果或不承认的动机或狂热的激情等”导致坏的情况。这完全是新保守主义的口吻，“意料之外的后果”本来就是《公共利益》的标志性话语。
但是几页之后，柯什费尽心机地要把特里林和新保守主义割裂开来。他不仅洗脱了特里林遭到的指控，即在冷战时期，自由派反共分子（像特里林）听任自由主义变成“思想简单的、冲动好战的、即非自由的思潮”，还利用这个机会驳斥对他的新保守主义指控：“否认特里林是新保守主义思想教父的最好理由是他意识到这种危险，尽力在他的著作中避免这种危险。”柯什坚持，特里林对自由的想象的批评不是对自由主义的批评。他有关阿诺德和福斯特的书显示“他自己对自由的想象的指责是作为提高而不是破坏自由主义声誉的手段。”整体上，《自由的想象》“显示特里林对我们对战后自由派思想的主要工程的理解：重新对多元主义的承诺是采取了多么中庸的立场或应该如此。”柯什用激动人心地确认这种重新开始的改革了的自由主义作为对该书一章的总结：
如果当今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是放弃乌托邦主义和多样性的神圣性，那么，特里林理应成为自由主义的最深刻解释者之一。只要这些原则得到尊重，《自由的想象》就是一本重要的书，如果这些原则不再得到尊重，它就更重要了。
“如果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假设太大了。柯什说特里林仍然认为自己是自由派——人们当今可能说是新自由派，这是正确的，但他肯定会拒绝“多样性”这个词，因为他知道这不过是“赞助性行动”的委婉语，而这在他心底是不赞成的。正是在多样性的幌子下——种族的、民族的、性取向的——当今自由派推动了那些打击或否认思想和政治多样性的政策——特里林在文学中和在社会中尊重的东西“多样性、可能性、复杂性、困难性”恰恰是自由主义的想象力中严重缺乏的内容。
赞助性行动的话题出现在特里林的最后著作之一，他的杰斐逊讲座“现代世界中的思想”中。柯什把这次讲座解释为特里林“不卷入校园文化战争”的伟大努力，虽然“那些战争中的斗士如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和格特鲁德·海默尔法布可能将特里林看作精神盟友。”我们确实这么做的（包括某些自由派在内的许多其他人也是这么认为的），认为这次演讲是对反文化——“敌对”文化（特里林的术语）的有力控诉，他自己认为，这种文化“排斥和试图破坏思想概念本身”。特里林引用了那种文化的典范，现代语言协会的主席的观点即文学不过是“消遣和奇观，”指责强迫大学实施赞助性行动的卫生、教育、福利部是对教育的精神和功能的破坏。特里林不无忧虑地宣称“这种敌对的立场现在得到高度发展，其影响十分巨大。”
柯什把特里林对这种敌对文化的批判轻轻推到一边。柯什说，除了对赞助性行动之类感到“担忧”之外，特里林避免卷入争议性的议题，更愿意“用个人的和文学的术语解释文化变革，让它们成为经验的对象而不是辩论的对象。”柯什暗示，新保守主义者更严肃地对待特里林不仅对赞助性行动而且对文化的现状感到的担忧。如果他们不能宣称他是政治“盟友”，至少会欢迎他作为精神的和思想的“盟友”，或许也是政治的灵感来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宣称特里林是他自己的“思想教父”，把他从“想象力贫乏和精神干瘪贫瘠”的自由主义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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