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多元文化的格局中，我们不反对娱乐，也需要娱乐，可是娱乐并不应该是满足当下即刻的感官冲动，快乐愉悦也不应该成为第一原则。感官冲动是一种廉价的满足，充其量只是一种低层次的快感，而灵魂的愉悦需要通过审美去实现。现在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一切公共事务都变成了杂耍，很多标榜为娱乐化的大片都是为了让大家笑，但真正的笑是喜剧范畴，有自己的表现特征，一些作品让笑取代了思考，甚至让人忘掉为何要思考，这是对大众心灵的污染，是对民族文化的侵蚀。
索谦：一个社会的文化要有一个独立的领域，这个领域不能以GDP为风向标，更不能被市场拉着走。文艺要诉诸感情，在市场经济这个特定的经济条件和历史条件下，它成为了商品，并且越来越从精神生产向物质生产转变，陷入机械复制，所谓的“视觉盛宴”靠声光效果争夺人的眼球，技术吞没了艺术，它们只能起到文艺作品的最初级功能：娱乐，更高层次的审美、认知、教化功能都被遗失了。
观众在文艺生活中，大多数时候是被动的接受者，给予他们什么非常重要。创作者为了眼前利益，大都选择迎合，迎合的结果就是快餐文化、小品文化风行。黑格尔说过一句话：“一个民族一定要有一些人仰望着星空。”需要有一些人去引领大众走向更理性、更美善的方向，不能为了一时之快生产大量不负责任的作品，如果所有的文艺领域都被这种无聊、低智的作品占据，让人看完了傻笑，笑完后大脑一片空白，久而久之我们就会失去判断力和创造力。
仅以票房、收视率作为评价基准，去衡量一个作品的水准乃至生存与否是不合理的；在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出现的大量与其倡导方向背离的节目就应该有人过问，主管部门应该有措施
曾庆瑞：改变这种乱象丛生的局面，是一项综合的工程，其中有四点非常重要：一是创作人员要自省反思，认清艺术的功能，创作时尽可能摒除外界因素的诱惑、干扰，杜绝庸俗、媚俗的创作观，真正去营造属于自身和观众的精神家园；二是冷静思考文艺工作的管理，仅以票房、收视率作为评价基准，去衡量一个作品的水准乃至生存与否是不合理的，“市场往往排斥价值”，数据的假象会形成对全社会的误导，相关领导应该看重文艺作品的文化价值；三是大力提倡和积极开展严肃、健康的文艺批评，文艺批评在此刻必须在位、在场，并在社会保障下发挥应有功能，辅以相关措施，假以时日必能收到实效；四是受众要做到清醒、自律，自觉抵制低级的文艺作品，不要一味追求感官刺激。
索谦：要对这个问题形成强有力的共识，主流媒体就应该发挥作用，让它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现在文件上讲要确立正确的主流价值观，那么，在主流媒体的黄金时间出现的大量与其倡导方向背离的节目就应该有人过问，主管部门应该有措施，社会舆论应该有声音。
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在于可以避免发达国家犯过的错误，而不是在重复之后解释说是“历史的必然”，我们碰到的问题是西方国家碰到过的，他们的解决方式也是我们可以借鉴的。现在许多发达国家都设立了专门的基金，扶持民族艺术、民族文化，提高大众整体的审美水平，这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比如针对现在大银幕被娱乐大片所垄断，一些好的电影没有档期上映的问题，政府就可以设立专门的与院线并行的放映机构，专门低价为人们放映经典老片、新人新作、相对小众的艺术电影等，这既保证了全民的文化权益，同时也对那些泛娱乐化的电影构成压力，促成艺术创作、审美的良性循环。我们今天经济上去了，财力允许了，有条件去处理好公共媒体和市场的利益，匡正现在过度娱乐化的不良风气，类似的具体措施还有很多，重要的是我们要对此形成共识，去谋求解决的途径。
(本报记者 李春利 本报通讯员 赵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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