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影与观众互动方面我也有改进。2004年以前我所在的其他国外电影节，每次放映电影后都有观众提问互动的环节，但是威尼斯双年展不允许提问，我就通过其他方式例如座谈会和论坛，让观众和电影制作者交流互动，电影节应该脱开原来的约束。虽然我们已经打破了很多老的常规，但还有很多遗憾，所以我不想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了。
Q：接下来会有什么打算和计划？
A：接下来继续制作电影，我已经监制了15部故事片和很多纪录片，《无人区》 就是我监制的。
Q：你希望你的继任者能在哪些方面改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
A：他得改变整个电影节的概念，威尼斯电影创立于1932年，但这种模式已经被戛纳电影节等其他国际电影节用滥了，概念已经很旧了。我当初改革“地平线单元”就是为了把“非电影的电影”、“不在院线上映的电影”囊括进来。当然改革是有阻力的，我当初就是不停地谈判谈判，写报告，跟中国一样。 伟大的“坏片导演”
马克·穆勒在中国学习和生活过11年，和谢晋、徐克等大导演的交情也将近30年。他有着浓重的中国情结，并始终保持对中国电影的高度关注，对于中国电影，他有着比专业人士更理性、更透彻和更乐观的态度。
从1986年，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亚洲区选片人的马克·穆勒，将大陆凌子风导演的《原野》推介给世界后，便开始了孜孜不倦地为中国电影鼓与呼。1991年，他又把张艺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带上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银狮奖宝座。后来，穆勒担任瑞士洛迦诺电影节主席10年之久，期间该电影节的金豹奖先后颁给了王朔导演的《我是你爸爸》、吕乐导演的《赵先生》等。1998年他又把中国第六代导演张元的《过年回家》送上了多个世界级电影节的领奖台。
Q：在你的第一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主席期间，中国导演连续三年摘得金狮奖。有没有意大利电影人向你表达过抱怨呢？
A：当然了，每年最起码有五六篇文章专门攻击我，说马克已经把我们意大利的电影节变成了中国坏片导演的沙龙，我不回应他们，我不管。昨天下午我跟张艺谋见面，他说，你离开了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坏片”导演怎么办呢？
Q：你和谢晋导演的交情也将近30年，谢晋那一代电影人的精神面貌是怎样的？
A：我觉得不仅是在现在还是未来，他的影响会一直持续下去。他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对电影有大的概念，第一个拍自己想拍的电影的人，也是第一个认识到电影中最起码有可以抓住很多不同观众内心的东西。还要过五六年，新一代的中国电影导演才能认识这一点。
Q：你说姜文是中国的费里尼？
A：我看了《太阳照常升起》后，给姜文打电话，他一接，我就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费里尼。”他蛮高兴。
他的电影将现实和幻想结合，他是中国电影中做得最好的，处于最顶端的程度。虽然没有多少人感觉到中国有个费里尼，但中国肯定已经有了一个安东尼奥尼和罗塞里尼。安东尼奥尼和罗塞里尼的影片早期都是受到人们质疑的，不管什么电影大师，你们已经有跟他们一样水平的导演，中国还没有意识到这些中国导演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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