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冯骥才看来，固然我们可以苛求需要有一个好的机制，能让人把自己的观点真实地，原原本本地说出来。而且，保证好的观点能经由论证被充分采纳。但知识分子不能因为机制的不完善，就放弃自己的知识立场，就不能有所作为。“事实上，当下确实有一些知识分子，让我非常感动。比如，有一个拍摄长江的摄影家，他在二十年以前就认为我们的母亲河长江很快要被淹没。于是，他就把自己在徐州的影楼给卖了，用全部的钱在长江买了一个船。他一个人划这个船坚守二十余年，把长江上所有的山都爬过，留下了几十万张长江的照片；又比如，我的另一个朋友，他也是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做草原民居的调查。他就一个背包，一个破照相机，一个笔记本，一大堆药瓶，就那么背着，到处走访调查。这些人可以说默默无闻，但他们在付出，因为他们对祖国的文化充满感情。”
让冯骥才感到遗憾的是，对文化的这种热情正在我们的生活中疾速流失。“‘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很大程度上正是来自于他们对自己文化的感情。这是我们所缺失的。那么，没有感情怎么办？在现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所能做的，只有先把我们的文化保住。但我们在这样做的时候，马上就碰到了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又被商业利用了。举个例子，我在十年以前就非常关注城市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但坦率地说，我做了这么多的呼吁和努力，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关注到的660个城市基本变成完全一样了。这些年，我做非物质文化遗产，跑遍了全国各地方，很多农村，但我们整理出来的文化遗产，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连锅端，哗——一瞬间就给推平了。”
因此，冯骥才深深体会到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当下浮躁社会里必然会经受的精神痛苦。“从灵魂深处来讲，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失败主义者。我做的民间文化遗产的抢救全部都失败了。我希望中国的城市像罗马、巴黎一样，各个城市都保持自己不同的性格，不同的美，不同的生活，不同的同样深厚的历史记忆，但我希望保护的这些城市全给扫荡光了，都变成一种伪豪华的、假摩登的玩意了。但巴老让我知道，很多事或许力所不及，但也要无愧于自己的良知和责任。”
社会整体要有一种文化自觉
在冯骥才看来，当下文化中存在的很多问题，从根子上都可以归结为我们社会中普遍存在的功利主义。“这个功利主义，我觉得主要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官场文化，另一个来自于穷怕了的中国人，对物质金钱的强烈需求。物欲的放大，必然会积压人的灵魂空间，使得具有精神含量的东西贬值。很多人说，我们的文学已经边缘化，我觉得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主要还是在于我们整个社会缺乏一种文化的引导。”
基于此，冯骥才表示，当下的知识分子，应该像巴老等“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样，有充分的文化自觉。“如果我们不自觉，我们对生活就没有深刻的看法。我们就认识不到我们的文化，其实包含了独特的宇宙观、世界观、天地观、自然观包括审美观，我们需要冷静下来进行学术的整理，真正的认真的去研究它，而不是像电视剧一样去演示它。”
但只有知识分子自觉是远远不够的。冯骥才表示，国家对自己的文化，需要有国家的自觉。“直白地讲，就是要明白文化在一个国家整体建设里的意义。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缺失的。试问，如果你是文化大国，又重视文化，你能把管文化的副市长排在末位吗？这只能证明你没拿文化当回事，所以就排到电气、水利、环境后边去了。因此，国家必须有国家的文化战略，老百姓必须知道国家的文化意志，国家的文化形象，国家的文化精神。”
冯骥才进一步指出，最重要的还要有政府执行层面的自觉。“当下的文化遭遇，要不跟官员的政绩挂钩，要不就被经济开发变成GDP，我们文化失去了自己最神圣的功能，就是对社会文明的推进。所以我在不同的场合呼吁，一定要让人文知识分子的意见进入决策层。因为，如果没有决策层的自觉，无论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的文化自觉，都只能是一句空话。同样，我们的文化也只是一句空话。”
由此，他呼吁，整个社会急需形成一种文化共识。这种共识的最终形成，则有赖于教育。“我们正在做努力，在跟有关教育部门商量，是不是将来出一种民间文化的教育读本。我们深知，中国的很多问题，并不是一个小小的方法就能解决的。但努力去做，总比什么都不做好。”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冯骥才表示，就像巴老提倡讲真话，未必带来谎言灭绝的美好图景，但有这么一个声音在，总会时时震动我们的神经。“同样，我们感慨，在当今社会，找不到自己的灵魂。其实我们不是没有灵魂，他就在我们心灵的深处，只是我们未曾真正认识到他。重温巴老，重温‘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终究会让我们找回失落已久的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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